[贺敏学在建国后的风雨人生]风雨人生
贺敏学(1904～1988)，是位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功臣，贺子珍的胞兄，毛泽东曾称这位妻舅“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 “渡长江第一”，中共中央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盖棺论定。
挑起大上海防空重任 新中国建立之初，贺敏学先后担任过山东军区参谋长、苏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1950年底，原本准备入朝抗美的贺敏学，被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留了下来，担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
陈毅向贺敏学等人交待任务：我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华东，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没有制空权，遭到敌人的空袭怎么生存?因此，你们得把天给我看好了，尽快取得制空权! 华东防司成立前，已有上海防空司令部。
后来根据分工，华东防司驻南京，主要负责上海之外的整个华东地区的防空。
解放伊始，敌机对华东沿海频繁空袭，但华东地区的防空力量相当薄弱，在苏联空军来华援助时，不要说高射炮，就连高射机枪都缺少，而且这些较为先进的武器主要还得布防在上海周围。
防空是个新课题，也是大难题，贺敏学在此新领域既非“巧妇”，还面临无米之炊的难题，但困难压不倒他，他做出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摸索，对防空部队和武器作了较为合理的布防，主要担任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厦门等繁华城市的防空任务。
华东的防空力量虽陆续有所加强，但因条件所限，仍不能有力地防敌空袭。
1951年2月，华东防司在贺敏学率领下，奉令由南京迁驻上海，与上海防司合并为“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由贺敏学任司令员，郭化若兼任政治委员。
4月18日，根据中央军委电令，郭化若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敏学改任第一副司令员。
郭化若一身数任，主要职务为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原淞沪警备部队)司令员，因此防司实际上仍由贺敏学主持工作。
6月23日，华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命令，由华东防司于6月28日组织全华东地区的防空部队举行一次实兵演习，以贺敏学为演习司令员。
贺敏学心里清楚，这次防空演习，实际上是检查华东防司与上海防司合并后机关的指挥能力、部队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
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任务艰巨，准备时间短促，贺敏学立即高效地开展了工作。
演习原定于6月28日上午进行，因天气影响，改为29日下午进行。
亲临现场、自始至终观看了演习全过程的军委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肯定演习是成功的，赞扬了华东军区防司和各部队的工作有很大成绩。
这次实兵演习，让贺敏学的指挥水平上了一个层次，他的严格、认真和严于律己、爱护同志，给华东防空部队广大指战员留下了深印象。
1952年8月，上级通知：贺敏学转业地方，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副部长。
上海建筑业的开拓者 开创上海的建筑业，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复杂的任务，怎样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决策，结合上海的现实状况建设新上海?就在贺敏学和部长李人俊深思熟虑、构画蓝图之际，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中央决定从全国范围抽调8个正规师转业为建筑工程部队。
因此，华东3个师的建筑工程部队，有两个师(建筑第五、第六师)开进上海，受华东建工部领导，承担上海的基本建设任务。
根据华东局决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这两个师成立联合司令部，贺敏学兼任司令员，李人俊兼任政委。
他们肩负的任务是；指挥这支新组的不带枪的建工部队，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打一场让市民们看得见的漂亮仗。
两个师开进上海，在江湾跑马厅安营扎寨，正式挂牌成立联合司令部后，贺敏学认为，当务之急是让部队指战员迅速学习、掌握建筑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为此，他亲自主持制订了一套部队转业学技术的整体计划，召来建工部办公室、教育处和联合司令部有关人员开会，明确规定：办公室负责照料部队的生活，教育处负责部队学技术、学管理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人；连以上的干部主攻管理，分别学习工程设计、施工，会计、财务、翻样等业务知识，每人学一种，其余指战员学手艺。
为了巩固部队理论上学到的知识，并与实践相结合，贺敏学提议，干脆让部队边学边干，在驻地建造一所学校。
于是，这支放下枪炮后投身建筑的部队，首先承担的工程是建上海历史上第一所建筑工程学校(取名建工部上海机械技工学校)。
他们以建设这所学校作实验，积累经验，如砌墙，砌了推倒，再砌，再推，直到最满意为止。
贺敏学这个远见之举，既使部队指战员们得到实地锻炼，又为今后继续培养建筑技工提供了必要的场所。
他实地踏看的不是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而是被战火毁灭的废墟，或是一些建筑简陋、年久失修的民房。
他的足迹还亲抵让广大市民苦不堪言的石库门房子。
贺敏学很快向华东军政委员会，并向中央汇报了改造棚户区、承建工人住宅的意见和方案。
得到批准后，经集思广益，决定分两步实施对棚户区的改造：第一步先在沪北曹阳区，规划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并藉此拉出一批有经验的工程兵；第二步在市区铺开60万平方米新工房建设。
为加快棚户区的改造，建设好工人住宅区，贺敏学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工程兵，再招收一些闲散在社会上的失业建筑工人，共计2万余人，组建成立上海工房工程处，由一位师政治部主任负责。
工程上马前后，是贺敏学最忙的时候。
除了每天批阅一大叠文件外，还亲自核算生产计划、工程进度。
他时常顾不上吃早点，而把牛奶带到办公室用开水烫了喝。
白天在办公室开会、到工地抓工程质量，晚上甚至深夜还要去工地掌握工程进度，以便明天研究解决问题。
他没有休息日，礼拜天妻子和岳母在家为他做好了午饭，但等到下午三四点钟还不见人影，当他回家后，常常是中晚餐合为一餐吃。
由于采纳了吴世鹤等工程师借鉴苏联经验提出的组织多工号大流水作业等建议，使工程得以高速进展。
曹阳新村按期竣工，新式里弄房子、煤气、坐便式水冲厕所，十分气派。
安排进来的第一批住户是当时上海市评出的1002户劳动模范。
中国工人阶级开天辟地住进了为自己建造的新村，谱写了上海城市建设新的一页。
在工作中，贺敏学细心实践、积极向专家技术人员请教，慢慢就熟悉了建筑工程的一些套套，有了一定的分析和应用能力，成天挂在他嘴边的已不是军事术语，而是混凝土、浇灌、密度等新名词。
1953年初，华东建筑工程部改为华东建筑工程局，贺敏学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命担任局长。
他注重技术人才的培养和重用，当时全国只有寥寥几个一级工程师，而华东建筑工程局就有3位 (吴世鹤、夏行时、钱康衡)。
在贺敏学的开明领导下，他们都能在各自岗位上施展才华。
吴世鹤担任技术处处长后，贺敏学放手让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宿舍工程中推行平行流水作业法，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了施工任务。
1953年下半年，贺敏学指挥建工部队分别在市区多处住宅基地铺开60万平方米新工房建设。
随着甘泉、控江、日晖、宜川等住宅小区迅速崛起，又解决了2．5万户工人住房。
这一壮举，不但在上海各界引起轰动，全国和世界也为之瞩目。
一时间，上海大面积建筑工人新村、中国工人所享有的主人翁地位等消息，成为国内外报刊电台报道中国经济复苏的热门话题。
上海充满了蓬勃生机和青春活力。
1953年底，中央决定在上海举办一次以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并造一幢与之相适应的展览馆。
展览馆占地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工程。
施工期间，经历了连续2个月的雨季、8――9级左右的台风，以及几十年难遇的潮汛和零下10℃的严寒。
但在贺敏学的领导下，中苏两国建筑工程师及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岗位。
在这中间，不时会碰到一些卡壳的技术问题。
汇报到贺敏学那里后，他采取群众路线，召开“诸葛亮会议”研究对策。
当工程进行到吊装大厦屋顶镏金塔时，没有大吊车，45米高空无路可攀。
该如何施工呢?方案～个个报上来后，又一个个被否定了。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贺敏学发动广大施工员开动脑筋，知难而进。
最终，他拍板决定采纳老师傅们提出的“杠杆起吊原理”方案，即用卷扬机起吊安装。
对这种闻所未闻的安装办法，苏联专家持怀疑态度，但贺敏学完全信赖上海建筑工人的智慧与技能。
在镏金塔施工的关键日子里，贺敏学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三天三夜不离现场，实在困了就伏在桌上小憩片刻。
在他的带动下，全体施工人员齐心合力拿下了这个被苏联专家称之为奇迹的难题。
贺敏学指挥建工部队历时10个月的风雨，终于在1954年底安全、高效地拿下了这个工程。
整幢建筑外观风格独特，气势宏伟，室内外运用了大量俄罗斯风格的装饰构件及黄金等贵重材料，所有的屋顶、墙壁、柱子和地板都或雕或镶上了各种各样繁复精美的花纹，水磨石子地坪上则绘着红色和绿色的花卉，令人叹为观止。
以序馆为例，8根八角形巨柱撑起半球形的巨型穹顶，直贯四层楼高，不仅气势令人瞠目结舌，而且造型美轮美奂，其湖绿色的圆拱上嵌满金色花纹装饰，工艺精致的程度难以用笔墨描绘。
连苏联专家都赞不绝口，称其为典型的俄罗斯巴洛克式建筑。
工程的最亮点，莫过于主塔上45米高流光溢彩的镏金金顶，以及离地面110米高高耸立的一颗直径4．2米的红五星。
民间有关制作这个金星用去多少金箔的传说不少，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它和国际饭店、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成为上海有名的3个制高点。
当时，上海建筑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宇的建造高度，不能超过这颗熠熠闪耀的金星。
工程正式交付使用后，被命名为“中苏友好大厦”，当年就荣膺国家优质工程。
此后，这幢宫殿式建筑以其完美的构思、独特的造型、复杂的工艺而誉满全国，成了上海市中心一个著名的人文景点。
贺敏学在指挥承建中苏友好大厦时，苏联为援建中国156个项目派出大批专家来华。
当时国内高级旅馆甚少，上海的国际饭店和沧州饭店虽颇有名气，但国际饭店外墙裂缝，沧州饭店房间小设施差，都必须修建。
任务下给华东建筑工程局后，贺敏学亲自落实队伍，抓好质量和进度。
在修沧州饭店时，因没有原来的结构图，时间又紧，施工无从下手。
于是，一支支队伍开进来，看了看，摇摇头，又一支支开走了。
饭店不能按时营业，苏联专家住不进来，国家经济建设就要受耽误。
贺敏学急切之间，调来一支曾跟随自己转战南北的团，以下军令的口气对团领导说： “限你们四个月内完成任务!”团领导咬咬牙接下任务后，向部队下了死命令，并身体力行没日没夜地扑在工地上干。
建筑部队把沧州饭店敲得只剩下一个壳子，在这基础上进行翻修，难度可想而知，但人心齐泰山移，结果硬是把这硬骨头给啃下了，内部装修和设施都达到较高水准，为苏联专家提供了理想的生活居住环境。
1954年9月1日，华东建筑工程局改隶中央建工部领导，定名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华东工程管理总局，仍以贺敏学为局长，主持担负上海地区重点工业建设任务及支援国家重点建设。
中共中央发出限期3年完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厂任务后，中央建工部负责全面承担工程施工。
贺敏学顾全大局，部里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全力配合部里拿下这个大型重点工程。
就连吴世鹤这样被他视为宝贝的专家，他也同意调到长春一汽担任总工程师，并把建五师全建制地调往北国。
对部里的决定，贺敏学不但没有讨价还价，还积极做好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
从1952年至1955年初，上海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经济开始走上正常轨道。
在贺敏学领导下，一支支强大的施工队伍崭露头角，一座座工人新村如雨后春笋在各区闪亮登场，龙华、虹桥、江湾三个机场改建投入使用，上钢一厂建设投产，闵行三大工厂兴建，工业区逐渐形成……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出现了巨大变化。
在这个巨大变化中，处处都留下了贺敏学的足迹，每个工地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每座建筑物都有他流下的辛勤汗水。
几十年过去了，上海人民一直在怀念他们的贺司令、贺部长，上海工人阶级更没有忘记解放后开创上海建筑事业的贺元老。
1988年4月，上海建筑界还特派代表专程到福建，向贺敏学赠送了一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字轴，表达了上海建筑工人对他的深切思念和问候。
为国家“一五”计划添新功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后，苏联政府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派出一批专家来华工作，帮助建设一批以军事为核心的大型工业企业，时称“156项工程”，其中安排在陕西省的有24项，陕西一时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战略后方基地。
为了适应这一战略形势，中央决定组建一支强大的工程建设队伍，周恩来特别指示要有一个过得硬的领导班子。
当时，在建工部直属的几大建工局中，华东的力量最强，因此中央决定，将华东建工局大部分施工力量迁陕，与西北建工局合组成立建工部西安工程管理局，并由贺敏学赴西安负责组建工作。
贺敏学对组织决定，向来不讲价钱、不打折扣，接令后，即于1954年9月带了一批处长和技术人员亲赴西安打前站。
火车行驶到徐州，大雨滂沱，山洪暴发，路基塌方。
正是午夜时分， 一行人被困在徐州，又冷又饥。
贺敏学表现出老将军的镇定自若，带手下人员蹲在矮小的民房屋檐下硬挺到天亮。
他和大家同甘共苦，照喝黑糊糊的粥水充饥，谁也看不出他是首长。
当时从上海到西安火车要走40多个小时，两天后到达西安，迎面扑来的是大西北的浩浩风沙。
12日晚，西北建工局举行招待会欢迎贺敏学等人，西北局书记马文瑞、中央建工部副部长万里等应邀出席。
随后，贺敏学在西北建工局局长杨林陪同下，席不暇暖，风尘仆仆地开展摸底调查，了解情况。
在教育处长介绍了西安情况、总局副局长张文涛作了动员报告后，贺敏学说：国家需要我们，这是我们的光荣，支援大西北建设，是义不容辞的任务。
西安我看不错，新办公楼盖得比这边还好，像个大皇宫，旁边还有和平电影院。
大家想好了，这是干革命，不是临时的过家家，要有长期甚至在西安安家的准备，不要哭鼻子闹回家。
好儿女志在四方，希望我们在西安见。
我是决定了，把老婆孩子也一块带上。
领导带头，大家自是踊跃报名，场面十分热烈。
11月，第一批人员就先行上路了。
在他的催促和组织下，两万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子女陆续出发，悉由专列运送。
1955年1月5日，贺敏学率以局机关为主的队伍坐上了奔赴西安的专列。
跟随他去西安的局机关有运输公司 (也叫运输处，拥有几百辆汽车和自己的铁路专运线)、材料公司(对外称材料处)、计划处、财务处、合同预算处等，设备和建筑机械也随同带着。
他还把局里仅剩的两个一级工程师夏行时、钱康衡带上了。
本可以坐飞机的贺敏学，却时刻都愿和普通干部们打成一片，于是和大家一道坐上火车。
这支来自华东的建筑大军，受到了陕西和西安各界的隆重欢迎，每趟专列到站，省市领导都亲自迎候，并妥善安排好干部职工的住宿生活。
贺敏学离开上海不久，后续部队却被卡住了，不让到西安去了，说是华东也还要建设。
华东数万干部职工，技术力量强，来西安后先到韩森寨扎营，承担6个军工项目的任务。
除黄欣率领的从上海迁来的建六师，还有西北建三师(师长张占荣，政委吴松)，由广东茂名调来的建四师(师长张孟云)，由武汉调来的建七师(师长杜廉、政委冷裕光)。
10月，中央建工部又把天津市的第六建筑公司调来，次年2月又把二机部西安办事处从南京、武汉新招来的4000多名工人也拨归总局麾下。
为了加强这支建筑大军的建设，组织上还把一批文化素质较高、年龄较轻的地委书记、副专员、县委书记从华东等地调来，充实到西安工程管理局当处长，支援大西北建设。
包括家属在内上10万人的建设大军云集西安，连栖身之处都没有，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有的部队索性住在古城墙箭楼上、古城门洞里。
盖房子的人无房住，这倒也是常事，可当时他们面对的还常是缺水少电、电话不灵、马路不平的三无之地。
贺敏学在上海住的是三层小洋房，到西安后，他和大伙同甘共苦，住在西七路68号干打垒的简易平房里，在这里部署和指挥他的10万建筑大军作战。
该如何领导这支刚组建的新型部队，把它锻造为国家一支有力的产业大军?作为实际主持工作的局领导，贺敏学在总局召开的师团以上干部会上，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大规模的国防建设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这个新的集体里，团结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基础。
为此，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上上下下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同甘共苦，艰苦奋斗，自觉遵守纪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完成不了的任务! 接下来，贺敏学和局领导开始编制机关处室和组建施工队伍，组织各公司按国家“一五”计划大纲，投入24项重点工程、包括附属工程共130多项工程的施工。
随着他的令旗指向，各公司分别在西安的边家村、胡家庙、窑村机场及阎良、三原、兴平、户县、咸阳、宝鸡等地，建了基地。
一支10万人的“杂牌”大军，在短时间内就能组建完毕，而且投入战斗，充分显示了贺敏学卓越的指挥才能。
指挥部和机关稍微安顿好后，贺敏学就轻车简从，下到各部队看望指战员，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搞好国防建设，并建设美好的家园。
他还挨家挨户访问从上海来的职工与家属，询问他们的生活及子女安排情况，并叮嘱身边工作人员，详细记录每家每户提的困难和问题，责成有关部门限期解决。
他还叮嘱华东来的干部职工，一定要克服困难，和北方同志搞好团结，在生活上不能超过北方同志的标准。
后来，西安方面为照顾华东干部职工水土不服，尽可能多供应大米。
西北的水宝贵如油，杨林却对后勤部门说：南方人每天要洗脚，你们不要扣人家的水。
1955年3月，西安工程管理局奉令更名为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简称西管总局)，仍驻西安。
4月1日，依据国务院、国防部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三师、四师、六师、七师集体转业改组为企业组织，撤销部队番号。
在此之前，贺敏学已根据上级的安排，有步骤地主持完成对这支大军的改造：起初仍按部队陆军供给标准供应，而后逐步脱下军装，第一步交了枪支，第二步摘下帽徽胸章，第三步转业，完全归属地方。
由于讲究方法，措施到位，没有引起大的波动，虽然他和许多指战员一样，从心底里并不愿意脱下军装。
旧中国陕西的建筑业基础薄弱，设施落后，西管总局又新组建不久，各级领导及广大职工多为部队转业和新招人员，对建筑业十分生疏。
为了适应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的要求，贺敏学倡导大家一切从头学起。
他作为企业行政首长，带头学习，细心摸索。
1955年秋，建工部派遣多洛普切夫常驻西管总局，另一位苏联建筑工程专家普契柯夫斯基常驻总局西北二公司。
苏联专家的驻局，成为贺敏学和广大干部就近请教的良师益友。
仿照苏联的做法，总局的工程指挥系统，采用无线电调度指挥，总局下设总调度室，大的工地都装上电话。
贺敏学亲自担任总调度长，每天通过调度电话检查工程的进度。
每周至少召开一次调度会(即电话会议)，每旬开生产汇报会，督促下面按调度命令完成日进度。
贺敏学主持的会议，高效紧凑，简短不�嗦。
贺敏学把这些重点工程视为“国家命根子工程”，在他的严加督促下，各施工单位的师团级经理们，接到任务如同接到作战命令，亲自蹲在工地上抓日进度，抓工程质量。
尽管如此，他们每到总局开会，仍不免提心吊胆，生怕遇到延误工期情况出现，被苏联专家批评，面子上不好看，更怕“老头子”发脾气，来个“当场撤换前线指挥官”。
贺敏学对任务抓得严，哪个公司哪个单 位先提前完成任务报喜，他立刻致信勉励。
在贺敏学的指挥与带动下，全局上下紧密团结，目标一致，那就是确保国家重点工程的如期完工。
西管总局的主要施工地西安、咸阳，由于城市开发较早，历代建都，墓葬普遍，密度大，又因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孔性土丘地质发生变化，形成“墓叠墓”的地下立体墓群，因此，施工中碰到的难题层出不穷，不仅处理土方量大，而且如何处理地下古墓群还成了最大的技术难题。
1955年随着西安、咸阳地区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贺敏学组织西管总局和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专家，对墓葬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这次行动，促进了有关设计与施工单位对墓葬问题开展探索，在探测与处理方法上都有了相当改进。
贺敏学和工作组在总结各单位施工经验的基础上，遍访当地群众，翻阅从西安图书馆借来的大批有关地质学、土壤学书籍，启发思路。
他们还请来了各个公司的总工程师、技术人员、老工人反复座谈论证。
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工作组提出了墓葬的探查、处理和施工方法，编写出《西安大孔土地区建筑基地墓葬探测与地基处理意见》，这套独特的带有学术价值、行之有效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苏联专家开始认为贺敏学是井冈山下来的老革命，在技术领域只能是土包子，但在处理大孔性土壤古墓群地基本问题上，贺敏学经过几个回合与苏联专家探讨论证，实践证明苏联的洋办法不灵，而他组织中国专家搞的方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疑难杂症。
在事实面前，多洛普切夫不得不说：“贺局长走群众路线，搞出来的土洋结合的施工方案过得硬。
”他还翘起大拇指：“贺局长有办法，能打仗，又能搞建筑，我看可以到莫斯科当工程管理局局长，可以做第二个巴特曼洛夫(注：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苏联西伯利亚石油管理局局长)。
”普契柯夫斯基也很服气：“在中国人手里没有完不成的事。
” 通过这一成功的实践，贺敏学讲了他的体会。
他说：建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既包含工程技术也包含艺术，但不神秘，核心的问题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学好管理，掌握科学，才能取胜，才能把工作做好。
贺敏学尊重科学，尊重知识，更尊重人才。
当时，全局只有4辆小汽车(华东建筑局从上海迁来2部，西安2部)。
贺敏学的专车还是他任职华东防司司令员时所配，一辆车留给局里作工作用车，他指示给管生产的副局长汪胜文配专车，另一辆配给总工程师夏行时和副总工程师钱康衡。
他对技术人员的厚爱由此可见。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首次实行给干部定级。
当时上级给贺敏学定的是行政7级(正部长级)。
贺敏学却要了个8级(副部长级)，说我这里很多同志的级别偏低，我调低一级，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后来，中央组织部还追问：为什么没给贺敏学评7级? 1958年5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决定将中央直属的建筑企业下放，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此前，贺敏学领导的西管总局麾下10万建筑大军，业已提前完成中央交办的建设任务。
根据中央建工部部长刘秀峰的提议，国务院同意将西管总局各工程公司基本各归原防，作为建筑种子，播散全国各地，帮助并带动各地的基本建设大业。
贺敏学积极落实中央决定。
当初组建西管总局是他，如今解散撤销也是他来主持。
听到这支强有力的建筑大军要解散，全国各地纷纷来要人要物，起初定下的“各归原防”已经不可能了。
贺敏学站在国家利益上，作出决定：西北一公司调广东茂名支援重点建设，西北三公司分成两支分别调往浙江省和福建省；西北六公司调回华北，西北二、四、五公司和所属建筑安装企业下放陕西省，另将一部分雄厚力量调到部里。
心血浇铸福建工业发展里程碑 在西管总局撤销后，原定贺敏学就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长。
他到北京还没正式上任，负责组织工作的老战友宋任穷会见了他，以征询的口气道：你的工作能否变动一下?边说边递过一封信，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叶飞写的，请求中央调贺敏学到福建省担任副省长，主管全省建设。
宋任穷语气温和：你也知道，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沿海工业经济，现在福建准备大搞工业，你懂军事，会打仗，又有建设经验，到福建前线大有用武之地。
当然，你有不同想法，也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们会慎重考虑，尊重你的意见。
贺敏学笑道：我好似一个要出嫁的姑娘，叶家要娶我，你在中间作媒。
你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他是新四军的老上级，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贺敏学是在1958年那场举世闻名的“八二三”炮战后不久来到福建的。
其中，分配到福建的是原建筑工程三公司，加宝鸡工程处，还选调了100名工程师，共计1万余人，在原西管总局副局长黄欣带领下，分乘多辆专列赴闽，组成福建省建筑工程第一公司。
贺敏学到任后，叶飞同他畅谈了省情：福建的工业相当落后，国防建设、发展农业林业和改善人民生活都受到影响，造成落后的原因，一是解放前就落后，二是解放后福建一直被当作国防前线。
今后不能这么搞下去，要搞建设，得注意工业问题。
他还告诉贺敏学、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都表示支持福建搞些必要的工业。
贺敏学问：海峡两岸还处于炮战中，如何建设呢? 叶飞说：不要怕打破坛坛罐罐，既要保卫祖国，又要建设福建，尽快结束福建工业落后的状况。
为了让贺敏学了解情况，叶飞亲自带他提前几天出发，一路考察省情。
这次沿线考察和讨论工业问题的省委工作会议，使贺敏学对福建的省情有了初步的认识。
随后，贺敏学广泛听取意见，通过开调查会、找干部谈话、查阅档案资料等方法，掌握到了更为详细的资料和数据，并开始精心设想、勾画建设福建的宏伟蓝图。
刚上马的三明工业基地任务艰巨，基建任务繁重。
11月，贺敏学亲率一支短小精悍的工作班子赶赴三明，着手组织施工前期工作。
尽管他对三明的艰苦做了大胆的想象，现实仍出乎意料：工人们住的是荒郊烂泥土上的茅草屋，连挡风的门都没有，一到夜里，狂风从门洞里呼啸涌进，下雨时更苦了，人人都成了落汤鸡，而所谓的厂房，竟只是几根柱子；三明满目荒山，杂草丛生，坟茔遍地，没水没电没住所，到处是牛粪和鸡屎，不仅苍蝇蚊子多，老蛇也时常可见。
贺敏学鼓励 大家做光荣的开拓者，在三明建起福建的乌拉尔(指苏联战后建设的工业基地)，结束福建手无寸铁的历史，在福建工业发展史上建造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年过半百的贺敏学，白天下现场，晚上开会研究，连续工作40多天，为这个新兴工业城市，也为福建省新的工业基地铸造雏形。
一天在工地上突遭雨淋，加上连续作战，疲惫至极，在第二天的汇报会上，精神不振，眼睛似睁非睁，不时用手托头。
秘书孙海林见后，感到奇怪：以前贺老开会上班都是精精神神的，从不打瞌睡，今天怎么了?他忙给他递过热毛巾，走近一看，却发现他的脸烧得红红的。
与会人员纷纷劝他休息，他仍坚持听完汇报并对问题作出决定后才躺到床上，其时高烧已达39．6度。
创业之初的三明卫生条件差，疾病蔓延快，已出现脑膜炎疫情，而工地上仅有一所30张病床的小医院，完全不能适应需要。
贺敏学经过连续打针吃药，3天后高烧是退了，体质却很虚弱，不时咳嗽。
他却不当一回事，又拖着虚弱的身体，投身紧张的工作，不是叫人来汇报，就是往第一线跑。
贺敏学当年在华野十二师的老搭档伍洪祥，此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受省委委派兼三明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主管三明工业基地工作，与贺敏学又开始了并肩战斗。
回忆这段往事，伍洪祥对笔者说： “三明工业基地建设，贺老是有功的，没有他率的建筑队伍不行。
可以说，他的到来，解了叶飞和省委的燃眉之急。
”他在回忆录中亦云：“(三明工业基地)建筑施工的骨干队伍是从大西北调来的一支工程队，负责安装的则是福建冶金电机安装公司。
调这两支队伍应归功于贺敏学，是他亲自带这两支队伍参加三明工业缄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
” 1958年12月，三明钢铁厂一期工程的土建部分宣告完成，开始安装调试。
叶飞闻讯，很是兴奋，提出：三明钢铁厂于元旦出钢，来个开门红。
三钢等厂矿企业要早日上马，必须解决水的问题。
水厂是最先投建的项目之一，承建水厂的省建一公司也是贺敏学手下的部队，干部和工人18天就建成了水厂厂房。
没有铺设水管的钢管，工人们硬是用木片箍制成大水管，铺通三钢、三化的供水道。
一次发洪水，水势凶猛，水厂的主水泵房淹没淤塞。
情况危急，广大干部职工为了清除淤积的泥沙，不顾生命危险，顶住洪水游进泵房中，一桶一桶地把泥沙排出。
水势减弱只淹到人们的脖颈时，大家就排成队进入泵房排疏淤泥，参加抢险的人都变成了泥猴。
经过几昼夜的连续奋战，终于清除了泵房淤泥，保证了工厂用水。
1959年元旦深夜，三明水厂开始向三钢供水。
1月2日24时，三明钢铁厂一号转炉炼出了红彤彤的第一炉钢水，结束了福建不产钢的历史。
继三明工业基地后，贺敏学所作关于南平、厦门地区工业、基建工作的调查报告，为省委、省人委决策提供了科学参考。
50年代的福州状况是：道路不平，街道狭小，楼房低矮破旧，通讯不畅。
针对这些落后情况，贺敏学几经斟酌，胸有蓝图，决定在福州搞几个像样的建筑：在东街口建邮电大楼，拓宽五一路，兴建华侨大厦等高层建筑。
贺敏学如此动议，有人欢呼，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有人明确反对，说华侨大厦、邮电大楼太奢侈了，贺敏学好大喜功，这些工程劳民伤财、不适合福建前线的情况。
贺敏学据理而争，力排众议，并主动做不同意见者的工作：搞基本建设，眼光要长远一些，不能老是近视眼，要看到今后30年的发展前景，要为后人造福。
西安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比我们现在的公路都要宽，我们再把路弄得小家子气，会被人家笑话的!至于搞高层建筑，既能节约宝贵的土地，又可适应时代的要求，何乐不为? 由于贺敏学的极力主张，并得到叶飞等主要领导的支持，这些工程终于得以上马。
但五一路在具体施工时，在省里持不同意见的某领导指使下，道路两边起码被削减了3米，其理由是，福州不到70万人，哪里需要这么宽的马路。
对五一路上的建筑物，贺敏学的规定是；主要是建高层建筑，不上10层不能建。
但在执行中也被人给修改了。
在事关百年大计、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程建设上，贺敏学认真负责，精益求精。
他虚心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极大地发挥各方的智慧与力量。
建邮电大楼时，工程师们设计好图纸后，贺敏学审查时感到不够完美，有修改的必要。
但他不武断，先找来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场办公。
他指着图纸说：5层楼太低，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事物，最少也应建8层，盖几年又拆，劳民伤财呐!大厅里搞双排9根大圆柱，省事是省事，缺点却很多，一占面积，二不美观，三是群众进入厅堂不仅碰碰撞撞，而且影响视线。
你们能不能用另外的办法，用什么力量来撑住大厦? 限于当时的技术，没有柱子到底也不行。
贺敏学听取汇报后，几经斟酌，提出修改意见：取消双排9根大圆柱，改用3根17毫米螺旋钢筋横梁，楼面木板改钢筋水泥，厅堂两侧放木制靠椅。
这样，人多时也不会拥挤，一些人办业务，一些人则可坐下休息。
对邮电大楼直、横遮阳板问题，贺敏学坚持要搞横的，理由是：怕楼门玻璃破了，掉下来压伤行人。
在场的几位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都认为贺敏学所提修改方案可取，一致同意采纳了他的意见。
新的设计方案由集体决策定案，开工之后，贺敏学经常亲来现场，号召大家群策群力，拿出第一流的建筑作品向福建人民汇报。
福州邮电大楼落成，名噪八闽，国家建工部和邮电部都称赞不已。
经40多年的风雨，邮电大楼至今仍完好无损，其质量仍然是福州市城建第一流的。
但在当时，贺敏学的超前意识却为一些人不理解，以致在为娃娃们盖福建省最好的中学――福州一中时，他主持制定的方案遭到搁浅。
学校建成后，贺敏学顿足叹息：太小家子气了，照我们的方案，要宏伟可观实用好几倍! 有人认为贺敏学在建筑、设计方面斤斤计较，更有一些人在“文革”中指斥他搞资本主义的“高大洋”。
他一笑了之，心里坦荡：他是为长远计较，为公家的事计较，而不以个人得失来考虑。
宋任穷对井冈山老战友贺敏学在建国后的工作评价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创造性地工作，成绩显著，有口皆碑”。
“文革”中的一杆旗 “文革”伊始，造反派抄了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家，还把叶飞夫妇强行拉上卡车，戴着高帽，在福州城里游街示众。
当造反派找到贺敏学，要他揭发叶飞的“罪行”时，贺敏学在苦口婆心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愤然有声：叶飞同志经过革命考验，是位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好干部，他几十 年来辛勤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根本不是修正主义、走资派! 叶飞被斗后，孩子们四处躲藏，有的住到贺家，贺敏学、李立英给他们慈父慈母一般的关怀。
原福州市委第一书记、省纪委常务书记张传栋后来对笔者说：叶飞靠边站后，就是贺老最大胆地保叶飞，也只有他敢保，无畏、无私，堪称人杰! 省委、省人委一批领导人先后被抓后，贺敏学到省委值班的次数增多了。
他也不怕红卫兵，经常直接见红卫兵，疏导他们的过激行为。
贺敏学对“文革”的种种过“左”做法越来越看不惯，多次跟家属，也跟身边工作人员交心：他们说这个是叛徒，那个是走资派，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坏人，简直是无稽之谈，是政治迫害!当年参加革命，谁不是提着脑袋干的，哪来这么多叛徒?如果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真有这么多坏人，我们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又怎么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就?碰到一些熟悉的同志，贺敏学还说：现在福建，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党政机关全瘫痪了，抓了那么多走资派和坏人，搞得人心惶惶，再这样下去，自己非把自己搞垮不可! 贺敏学对待“文革”的态度，决定了一场劫难将不可避免地降临他的头上。
好心人劝他躲一躲，贺敏学却说；我没做过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何况要相信群众，他们是会讲道理的。
贺家附近有个线面厂，工人们与贺敏学的关系很好，值此非常时期，大家自发保护贺家的安全。
有次造反派到北后街4号贺家门口闹，线面厂工人闻讯，纷纷赶来劝阻，硬是把红卫兵给赶走了。
1967年2月初的一个深夜，一辆华沙牌小汽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在贺家门前停下，跳下几名持枪的解放军和一群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强行搜家。
但在此前，叶飞放在贺家两只装机要文件和工作笔记的箱子，已被贺敏学夫妇秘密转移出去，家里还有两件宝贝也事先作了妥善处理。
一是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和贺敏学夫妇的几封亲笔信，用一个大信封装着。
对毛泽东的手书，他们作为珍宝收藏，知道这是政治信，不能落到坏人手中，因此在抄家前，李立英便用破布包了几层，把信藏在贺敏学的一件大衣的夹层里。
另一件东西，是毛泽东送给贺敏学的燕窝，两小袋，约有半斤重，是1962年由李敏带交的。
贺敏学收到后，一直舍不得吃，许多老同志的家被抄后，他预感总有一天要落到自己头上，担心燕窝被抄走，便把它转移到部队，交给老部下、原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政委、时任福空政委的罗维道。
贺敏学被这伙人强行带到市郊五凤山。
这里原是省委的招待处住地，现在成了所谓“走资派”、“黑线人物”的集中地。
叶飞被打成了“福建省头号走资派”，贺敏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戴上了“叶飞的黑干将”、“黑参谋长”、“三反分子”等帽子，造反派每次把叶飞弄到外面去批斗，都少不了拉他去陪斗。
一天，下着毛毛雨，贺敏学又同叶飞等人一起，被拉到远郊魁岐批斗。
贺敏学穿着黑大衣，迎风挺立，硬是不肯和别人一起喊“打倒叶飞”的口号，硬是不肯低头认罪。
几个造反派强行按不下他的头，便站在凳子上往下狠命使劲压，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昂起头。
那几个造反派无可奈何地嘀咕：“这老家伙也许是练过功的。
”造反派逼着要贺敏学坦白交待自己并揭发叶飞的“罪行”，贺敏学硬是一声不吭。
批斗会一结束，人们纷纷说贺敏学有骨气。
造反派安排贺敏学陪斗，原本是希望他看到叶飞的“洋相”后，思想和态度能有所转变。
没想到他竟是铁骨铮铮，根本没有任何“倒戈”的迹象，只好把他另行关押。
两天后，叶飞神秘地在福州“蒸发”了。
后来才知，是周恩来指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把叶飞安全送到北京保护。
叶飞离开福建后，特别牵挂贺敏学的安危，他对周恩来的联络员孙继泰说：他们把贺老也关起来了，挂牌子特别重。
叶飞虽然离开了险境，但福建对他的批判并没有结束，当权人物再三发电报给中央，要求揪回叶飞，《福建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口诛笔伐的文章。
贺敏学被关了两个多月后还没出来，妻子李立英急了，不得不向在北京的外甥女李敏求援。
李敏接到电话，急忙去找父亲，毛泽东说：你舅舅是个好同志，当年富田事变时，他为我坐过一次牢，还叫人给我送条子。
李立英担心贺敏学身体受不了，又担心关长了，在群众间影响太坏，弄不好要涉及毛泽东、贺子珍等，便想了个法子，拿着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和他们夫妻的一封信，直接找到军队某大人物。
对方一看书信，大吃一惊，读后深感毛贺关系非同一般，“唉呀”一声后，道：老首长有这层关系，为什么不早讲呢?李立英见对方以老首长称贺敏学，知道此信起到了圣旨般的大效果，却不便多言别的，只是说：老首长有老首长的脾气嘛!在此前后，贺敏学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小平写了封信给周恩来，托可靠的人转交了父亲受批斗的材料。
事情报到省革委会主任那里，他权衡再三，决定在五一节前放贺敏学回家。
颇富戏剧性的是，贺敏学还不肯出狱呢!他说：你们把我抓进来，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你们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说清楚了我才走! 贺敏学如此使出犟劲和脾气，可把省革委会主任逼上进退两难之境。
恰在这时，江西有位老革命来福州，点名要叫贺敏学，革委会乃派车去接贺敏学。
可贺敏学会见完毕，又要回牢房。
司机说你不要回去了，回家吧，一溜烟把车先开走了。
岂料，贺敏学一点也不含糊，走路过去，自投牢房。
这可真成了烫手的山芋!省革委会主任好不尴尬。
某头脑灵活之人为省革委会主任想了个法子：就说中央某部长来福州了，提出要见老首长，正在贺家呢，让他们在贺家会见，然后把皮球踢给李立英。
他们把贺敏学骗上车后，又悄悄把他在牢房看的书和一些生活用品装上，牢狱的大门也就对他关闭了。
83天的“文革”囚禁非人生活，贺敏学人黑瘦了一大圈，又新添了一身疾病。
出狱后，官帽自然是没了。
在贺敏学遭牢狱之灾时，造反派对贺家大作调查，包括在上海、江西等地的亲属，统统派人去搞了外调，收集材料，并对贺家亲属大加迫害。
贺子珍回国伊始，江青就就到处讲她的坏话，最阴毒的一招，莫过于说她是个精神病人。
江青早就把贺子珍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只是慑于毛泽东的威严，而不敢过分放肆，但还是对她进行了监视。
在上海华东医院，护士把贺子珍和亲属间的讲话内容原原本本向江青密报，江青一伙将之转给上海市委处理。
后来听说毛泽东为此发了话，那位护士也很快走了人，但这并没有阻止江青另做手脚。
于是，贺子珍这个1926年投身革命的巾帼英豪，竟成了没有任何档案材料的“黑户”!贺敏学同父异母的兄长贺敏萱，在老家永新被打成宗教地主，夫妇俩被整得死去活来，含冤死去。
这场迫害在贺敏学出 狱后还在进行，而且祸及到贺家第二代。
贺怡养子刘子毅原是上海铁路局的保卫处长，作为烈士遗孤，他解放前就在延安参加了革命， “文革”中批评江青胡作非为，被告密后，江青视他为眼中钉。
1968年，刘子毅被江青的爪牙装进麻袋，乱棍打死。
长期安于当普通一兵的贺麓成，也被当做“白专”典型，列入“五一六”分子的黑名单，遭受审查和折磨。
贺敏学的女婿叶启光是叶挺最小的儿子， 在上海当工程师，被张春桥点名，打成“反动分子”，批斗得厉害，逼他揭发周恩来。
李立英的哥哥也受到迫害…… 贺敏学出狱后，根据省革委会主任的安排，有关方面通知他去学习班，然后再行分配工作。
贺敏学却不吃这一套，说：我不去学习班，他认为我能工作的话，就直接让我工作，当个仓库管理员也行! 贺敏学来硬的，他们也无计可施，便想逼着他带全家离开福州，迁往建瓯。
谁知，贺敏学毫不含糊地顶住了：“等把我的问题讲清楚后再说，我到底是不是三反分子，请作个明确结论。
” 结论是不好做的。
通知一下来，某军队干部就蛮横地闯进贺家，到各个房间察看了一遍，俨然是个户主。
贺敏学既不理睬也不阻拦，径自坐在桌前和孩子们玩着扑克牌。
来人阴阳怪气地问他何时搬房，贺敏学头也不抬，淡淡地说： “我就不搬，看你们怎么办！”来人甚觉没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情不了了之。
他特地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我自参加党以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自认为党就是我的家，革命就是我的归宿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革命工作，我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福建方面才答应给贺敏学安排工作，但先得参加学习班。
贺敏学起先仍拒绝去，后来，经李立英和一批战友做工作，得知学习班这关非过不可，他才参加了第二批学习班。
但因为得罪了当权人物，“学习班”结束后好一段时间，他仍处于赋闲状态。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
正如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撰文所说，贺敏学在“文革”岁月中，“大义凛然，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崇高品格”。
为拨乱反正倾注心血 1974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皮定钧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同时，中央又任命廖志高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福建的政局有了新的生机。
1975年1月中旬，贺敏学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使贺敏学一度冷却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起来。
会后，他还见到了新任交通部长的老战友叶飞，劫后重逢，都有说不完的话。
贺敏学回到福州后，廖志高亲自前来看他。
省里根据中央指示，要恢复建委，廖志高请贺敏学主持恢复工作，并挂帅再当建委主任。
贺敏学欣然同意，感到自己虽然已七十有三，身体也大不如前，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为国家建设作些贡献。
他很快就在家里召开了成立建委新班子的会议，尔后赴京参加全国建委系统会议。
1975年5月，贺敏学正式受命任建委(当时叫基本建设局)主任。
当时把持工交和建委领导权的是“四人帮”的爪牙，此人系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候补委员，擅长煽风点火，上窜下跳，而不谙经济管理业务，工交口在他的把持下大闹派性，工作难以开展。
贺敏学虽不时受到这伙人的无理指责，但他抱着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决心，在艰难中开展工作。
1977年12月底，73岁的贺敏学当选为四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在1978年2月又被推举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在北京、福建两地奔波，还要具体负责建委一大摊，他豪情依旧、廉颇不老。
1979年5月，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贺敏学被增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使贺敏学惊喜的是，妹妹贺子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6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缪云台、王光美、贺子珍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
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贺子珍，得以第一次踏上30多年来只能从电影或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北京天安门，瞻仰毛泽东遗容并率女儿娇娇、女婿孔令华敬献花篮。
1979年12月8日，贺敏学出席了中共福建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廖志高代表省委所作《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加快福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贺敏学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声欢呼叫好。
在讨论会上，他情真意切地说：听了这个报告，我感到很受鼓舞，说明我们的国家很有希望，福建很有希望呐!我是完全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
国家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都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年年搞运动，国家哪能发展，群众生活哪能提高?这样的时代再不能延续下去了!贺敏学的发言，引起代表们的共鸣。
在12月13日召开的省委三届一次全会上，贺敏学当选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书记。
紧接着在年底召开的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为了减少兼职，贺敏学特向福建省政协四届二次会议提出辞去政协副主席之职。
因为年龄关系，贺敏学的工作和精力主要放在政协和人大，但投身革命以来造就的党员修养，使晚年的他一如年轻时，不计个人宠辱得失，组织安排干啥就干啥。
对拨乱反正之际的纪检工作，他就倾注了巨大心血。
时任省纪检会常务书记的张传栋说：“贺老当纪委第四书记，谁不服呀，他本身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楷模。
他有很高的威信，往台上一站、下面一跑，讲话顶用。
他虽然不具体管事，但经常和另两位书记刘老(刘永生)、贾老(贾久民)到纪检会坐坐，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叮嘱我们要做好纪检工作。
贺老曾对我说，正人先正己，廉洁奉公，要不人家怎么服你纪检工作。
既要敢于同各种违法乱纪的腐败现象作斗争，镇妖除魔，又要善于保护受打击诬陷的好同志，要做到明镜高悬，明辨是非，才能做好纪检工作。
” 贺敏学退出领导岗位后，有一年春节，老岳母暗自记了家中来客人数，不觉大吃一惊；初一那天竟有123位客人来家拜访，而且多数是一般干部以至普通工人!贺敏学的家里来人多，但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是空手去的。
这是贺敏学定下的规矩。
虽然经常咳嗽，痰中还偶尔带有血丝，可他毫不在意，吃点药后又去参加各种会议，讨论问题，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
1985年的一次体检，发现贺敏学得了癌症。
他并没有什么思想负担，还豁达地对妻子和孩子们说：我希望趁着脑子还不糊涂，为国家和福建的 经济腾飞多出些力，再做点事，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否则让我躺在床上不动，即使多活几年我也不干。
1986年，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会议。
贺敏学因病体初愈，大家都劝他别去。
他却发了脾气，说就是进八宝山我也要去，这个会一定要参加。
就在会议中途，他肺部疼痛，身体发高烧。
被送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即回福建继续治疗。
福建省委、省政府对贺敏学的病情十分关心，组成专门医疗小组精心治疗、护理。
为了他休息和治疗方便，省委还专门请他在温泉宾馆11号楼居住。
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多次前往看望，指示医护人员想方设法，全力治好病。
虽然医生报过病危，但贺敏学却又奇迹般地从鬼门关抽身出来了。
大病初愈感到来日无多的贺敏学，最放心不下的事情之一，是关于自己所谓的历史不清问题。
8月间，他从伍洪祥那里得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回到了福建，马上提出要见他。
陈丕显亲切会见了这位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和他的妻子。
贺敏学一见面就说：阿丕，讲我有历史问题，长期怀疑我的历史，却又不把组织结论和我见面，这问题搞不清楚我死不瞑目! 陈丕显问：他们讲你究竟哪一段有问题? 贺敏学生气地说：还不是说我在赣南时被捕过，龚楚没有杀我! 陈丕显听后，说：这个问题不是已经搞清楚了嘛!我当时是负责南雄这块的，你出来后，找到了我，又找过项英，组织上对你进行了审核考察，清楚你的历史，对你也是信任的，他们怎么冒出这个事情来?! 一旁的伍洪祥知道贺敏学解放后，特别是宋福建后所受的各种委屈，对陈丕显说：丕显同志当初作个正式结论就好了，还差点让它成了无头案。
陈丕显也为当初自己在贺敏学出狱后没把结论做彻底而满怀内疚之情，他向贺敏学所受的冤枉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不久，贺敏学在温泉宾馆迎来了生日，省委给他送来了寿桃和蛋糕，许多老同志纷纷前来到宾馆庆贺，陈丕显在伍洪祥、尹峰夫妇的陪同下，也到宾馆看他来了。
1987年，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六届五次会议。
贺敏学抱病与会，回到福州后再次病倒。
见父亲卧床数月不起，终日陪伴在身边的只有母亲，女儿汪洋很揪心，想把父亲的病情告诉哥哥姐姐，贺敏学坚决不让告诉，而要他们在外安心工作。
涟组织上都看不下去了，到8月贺敏学过生日时，组织出面把他们叫到福州来。
贺敏学知道后，还坚持要自己出路费，不让增加组织的负担。
1988年春节，贺敏学坚持参加了省委在梅峰宾馆召开的团拜会，不慎感冒，随后又病倒了。
3月6日，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贺敏学因病重未能出席，还专门交待家人要替他请假。
在这次会上，他作为特别邀请人士，继续当选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接到通知后，他气喘吁吁说：谢谢组织和大家的信任，但我已不能工作了，还是把名额让给别人吧。
贺敏学生病后，除了女儿女婿，妹妹贺子珍、贺怡的孩子们也纷纷前来看舅父。
在他们的心目中，妈妈死后，舅舅就是世界上最亲的人。
贺敏学为见到孩子们而高兴，同时叮嘱他们不要为了前来看他，而耽误了工作。
就连在福州工作的女儿贺汪洋，也受父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只有在每天晚上和星期天来父亲病床尽孝。
2月28日早上，从北京赶来的外甥贺麓成，向舅舅谈起了去年的井冈山之旅――看到了姨妈贺子珍的塑像，看了舅舅在井冈山的革命史料展览。
他静静地听着，当贺麓成谈到袁文才、王佐时，躺在床上的他忽然举起了双拳，说： “袁文才很相信我，听我的，所以我和袁文才在一起。
王佐会武打，我从小学过武打，他打不过我。
” 谈到贺家一门中有10多位亲人为革命献身，贺敏学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对外甥说： “你们好好地为国家作贡献，加强学习，钻研业务，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们工作有成绩，我就死而瞑目了!” 4月26日，在亲人们的守候中，贺敏学在福州鼓山疗养院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终年84岁。
5月8日上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西湖宾馆礼堂为贺敏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的挽联最是引人注目，其云：“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
” 1989年4月26日，贺敏学逝世一周年忌日，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的骨灰由夫人李立英，女儿小平、汪洋，外甥贺麓成、贺春生等亲属护送安放在肃穆、庄严、雄伟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