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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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仓颉造字之前，所有的书写，不过是一个个绳结。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遇见大规模的祭祀，或者绳结无法抒发的情感，就在悬崖石壁上勾勒出无限的想象。电闪雷鸣鬼神哭泣中，仓颉造字，人类有了文明传承的载体。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以载道，承载文字的载体不得不说。
商朝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时期，“先鬼而后礼”，无论诸如对外战争、祭祀等国之大事，还是狩猎以及天气变化的琐事，巫师都会将其刻在甲骨上问卜于鬼神，而鬼神的旨意也会镌刻下来……。
山东博物馆收藏有一枚氐众人卜甲，是龟腹甲的一部分，上面的文字大意是：“未来辛×日，能否呼招亚，腾传众人至丁录，以保卫殷王。”同样存于山东博物馆的鬼方卜骨则记载了商代的敌人鬼方，虹不隹年卜骨则记载了彩虹天象。
刻字的甲骨以龟甲和牛骨居多。龟甲又称为卜甲，多用龟的腹甲；兽骨又称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也有羊、猪、虎骨及人骨。
一把刻刀，一片片龟甲兽骨，瘦劲锋利的笔触鲜活着妇好、武丁的故事以及一幕幕简单然而虔诚的生活画卷。这些与鬼神沟通的文字，一笔一划，朴质方正，华夏的文字，从诞生之初，从甲骨之上，就在铸风骨，写春秋。独特而悠久的华夏文明，就这么从一片片甲骨上孕育、生长、蔓延……。
《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承载了商人生活图景和文明基因的甲骨都被郑重地保存起来，成为国家文献。殷墟遗址的YH127甲骨窖穴展馆，是至今出土的甲骨最多的一坑，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中国最早的档案库”，总共出土17096片龟甲。
就在窖穴的一边，有着一具和甲骨一同埋在一起的人骨，专家推测是当时看管这一坑甲骨资料的管理员，永远地守护着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书籍，不离不弃。
这个管理员并不知道，随着周代商，卜筮逐渐退潮，汉字很快就抛弃了甲骨，拥抱钟鼎——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便代指青铜器。
商朝钟鼎上只有寥寥数字，到商亡时钟鼎文最长也不过四十余字。进入周朝，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洋洋洒洒的长文，钟鼎开始成为甲骨之后的又一文字载体。或许周人认为，文章千古事，自然也得千年不朽的青铜器才能承受。
台湾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毛公鼎，是真正的国之重宝，是商周刻有文字的青铜器中文字篇幅最长的一件，文字中记载的是周王为了中兴周王室，重用毛公并赐封的事，被评为“抵得一篇尚书”。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虢季子白盘记载了虢季子白率领军队与少数民族猃狁之战。台湾博物馆的另一件镇馆之宝，西周晚期的散氏盘，记载的则是西周时散国和邻国解决土地纠纷的协议。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的故事就都是钟鼎所记载。
在甲骨之前，人类就开始在陶器上刻字，但钟鼎文的书写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制作青铜器时，事先用黏土或者是木板制成的铭文的模具上刻好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灌注铜水冷却后，文字就留在了青铜器上，或是凝重的金文，或是流畅的草篆……。
主父偃说，大丈夫不当五鼎食，便当五鼎烹。或者，在鼎上留个水印，写个到此一游也是个不错的想法。
子曰简牍缣帛间。
简牍，实际上是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的总称。而制作简牍，除了竹子，一般选用柳树、杨树等比较软的木材。首先要用火烤去水分——也叫杀青或汗青，书写完后再用麻绳或者牛皮绳编连起来成书。
根据甲骨文中“册”和“典”字的形状推算，商朝应该就有了简牍，但是它的大肆应用或者说成为主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因为简牍，也让华夏文明进入一个发展高潮期。周王室有了专门藏书的国家图书馆（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或许就是图书馆馆长），私人藏书也开始出现——苏秦有书数十箧，哲学家惠施“其书五车”……读书和藏书是诸子百家的共同爱好，而他们大肆兴办私学则打破了贵族和史官对于知识的垄断，缔造了百家争鸣。
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楚简，内容有经书、子书、历谱、公文、律令、帐簿等。上海博物馆曾从香港抢救回一千二百枚流散楚简，内容庞杂，同样涉及包含《诗经》在内的文学、哲学、历史、政论、音乐等诸多内容，填补了先秦文献的一系列空白。
不需要去阅读，简牍上的一个个字符，就早已经让圣人韦编三绝。
事实上，简牍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也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直到东晋末年，由于纸的大肆推广，简牍才逐渐被代替。但有记载称：“南宋初士大夫书翰犹用竹简。”。
简牍除了绳子容易因为翻阅次数太多磨损或其他原因散乱造成书册佚失，本身还十分笨重，史料记载，秦始皇每天处理的公文达一百多斤。这重量不免依然让一些四体不勤的贵族或者追求轻便高效的人们所不满，于是缣帛书随之兴起。
缣帛书，一般叫帛书，也有人称之为缯书，因为它的颜色是白的，所以又称为素书。
帛书大约起源于春秋时代，盛行于两汉。帛书柔软轻便、幅面宽广，这是简牍所不具备的，但同时帛书造价昂贵，因此事实上，帛书并不是人们专门制作的书写载体，始终未能取代简牍作为记录知识的主要载体。
不过，帛书是简牍的有效补充，多被古代艺术家们用作书法和绘画，以及表达情趣的书信，“驿寄梅花，鱼传尺素”。此外，帛书还用来写重要的文书——比如电视里常见的圣旨基本上就是帛书，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缣帛档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帛画》、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都属于缣帛档案。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利苍显然该算是收藏帛书的大家，或许他还是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藏书家。在他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古佚书，而且以帛书为主，内容涉及思想、历史、医学等方面，总共12万多字，有《老子》甲乙本、《黄帝书》、《周易》等近50种古籍。
而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出土的四帛书，又称楚缯书，则是写在丝织物上的一种数术性质的书籍。书共分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共计四部分内容，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
满纸银钩满纸诗。
就在简牍和帛书交相辉映的时候，中国的藏书界发生了一件震动华夏文明的事件。
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统治，采纳李斯的建议，发布了《挟书律》：史官所藏史书，除秦国史籍外都烧掉；《诗》、《书》等儒家文献和诸子百家的书，除博士官收藏者外，私人所藏者一律送官府烧掉，只有医药、卜筮和种树等技术性书籍不在禁毁之列。
西汉初继续推行秦代的《挟书律》，直到汉惠帝时颁布“除挟书之律”，正式废止了秦始皇制定的私人不得藏书的禁令，此后汉武帝等也一直从民间搜集藏书。到汉成帝时又遗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命刘向分类整理。
刘向在整理的过程中为每本书撰写了叙录，记述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过程，最终汇集成了我国第一部图书目录《别录》。后来，刘向之子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编成了我国最早的藏书目录《七略》。
此时，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集中到长安的书籍已共有将近600家一万多卷，分布藏于天禄阁与石渠阁。受到官方的影响，民间的藏书行为也开始回暖，扬雄《扬子法言》记载，西汉末年洛阳就有了出卖书籍的书肆。
而造纸术的出现，给了抄书、藏书更多的可能。
西汉初年，我国就发明了纸。最初是绢丝类物品制成的纸张，后来又出现了麻纸，已经可供写绘之用，到西汉末东汉初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纸书，等蔡伦改良了造纸术后，纸张逐渐取代简牍成为最理想的文字载体。
于是，当左思写出《三都赋》，人们竞相传抄，以至于洛阳纸贵，而不是竹子或者桃木涨价。湖南耒阳市纸博物馆里，也保存着南北朝到隋唐期间用麻纸抄写的敦煌抄经残页。
不过，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纸书是晋人抄写的纸本《三国志》残卷。1924年鄯善出土了一本陈寿《三国志》成书不久的手抄纸本残卷，存有80行，计1900余字，后来残卷流入日本，国内仅有影印本。1965年，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本《三国志》手抄纸本残卷，有40行570余字。
比如东汉初年搜集天下散乱的书籍，“连车继轨，输于王府”，后来还专门盖了一个石头仓库——“书仓”放书的曹曾，比如“家有书五千余卷”的郭泰，还有《后汉书》记载一次就赠送女儿书籍四千许卷、《三国志》记载“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王粲）”的蔡邕，以及写下了最早的道教书籍目录的葛洪等等。
正是他们和南朝的沈驎士这样的藏书家，才使私藏成为传承古籍文献的第二大系统。不过，这些人的藏书加起来的也没有隋炀帝的十分之一。
隋初，隋文帝派人到各地访求罕见的“异书”，民间献书一卷赏绢一匹，并在抄写另本后，将原书归还原主。有着浓厚的藏书情结的隋炀帝更是大肆派人抄书，聚书达三十七万卷，远远超过此前历代王朝的藏书。
《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为了方便地查阅这些藏书，隋炀帝名人在观文殿前开辟了十四间书室，然后设置了巧妙的机关，每次看书，宫女发动机关，书室的门窗、书柜门等都会自动开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化图书馆，就这么诞生了。
可惜，隋炀帝在江南驾崩，他的藏书也大都毁于战乱。此后，尽管诸多皇帝也多次到民间求书，但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割据让唐始终未曾再现隋朝的藏书辉煌，只有民间书肆的兴起算是给盛唐的文明做了一个安慰式的注脚。
这个注脚，需要感谢雕版印刷术。
此前，人们已经创造了一些复制文字的方法，比如手工抄录、刻石拓印等，这无疑为雕版印刷提供了技术准备。而到了唐代，墨和纸齐备后，人们以杜梨木、枣木、红桦木等做版材，经过发刀、挑刀、剔脏、锯边等手续后刷印图书，书籍的传播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现收藏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
最初，纸书还是沿袭着简牍和帛书的形式，是卷轴装——先将几张纸粘起来做成一条横幅，一头左上轴便于卷起来，因此也被称为手卷。这种形式一直沿用到宋朝，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后，才被册页书籍所取代。
藏书楼上看风景。
而得益于发达的市民经济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行有余力的宋朝政府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图书后，开始有目的地编纂大型的类书和总集，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诗文总集《文苑英华》一千卷，政治性大类书《册府元龟》一千卷并成为“宋四大书”。
北宋年间，民间设书院进行私人讲学之风日益盛行，民间藏书也逐渐发达起来。苏东坡记载：“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
私家藏书真正成为一个时代风气是从北宋开始。秘书郎、著名藏书家方峻在祖遗藏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杜万卷楼，是宋代全国最大的藏书楼，总计藏书约在五万卷以上，还有大量的金石拓片与名人字画等，光苏东坡题写的遗墨多达四百余幅。
靖康之耻，汴京被金兵虏掠一空，“秘阁图书，狼藉泥中”，宫廷藏书大部毁失。但宋室南渡后，官府藏书和民间藏书热潮使书的数量质量迅速恢复，还出现了叶梦得等一大批藏书家。
到了明朝，宫廷和私家藏书都远过前代，除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之外，闻名中外的范氏天一阁和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也于明朝末年出现。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明初宋濂。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而毛晋则是明代最出名的藏书家、出版家之一。好古博览，嗜书成癖，搜求古书异本，不遗余力，以致事先有这样的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建筑汲古阁、目耕楼，藏书多达八万四千余册。
如果说明初个人藏书以藩王为多，到了后期，江南家资富足者往往自己刻印书籍，这种家刻本与官刻本、坊刻本同样在社会上流传，私家藏书的总数已大大超过宫廷所藏，校勘精审也多以私家所藏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