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毕业论文。

【作者简介】龚留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摘 要 题】访谈录 【关 键 词】朱绍侯/军功爵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史》/史学观和方法论 【正 文】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并不是1切都由我主编说了算，有些问题我也要向执笔人让步，妥协是必要的。如我认为名田制是土地长期占有制，而多数人都主张是土地私有制，我也就只好按大家的意见办。既然是合作就要有互谅互让的精神，1言堂是办不成事的。《中国古代史》在10院校的通力合作下，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79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先以试用教材的名义正式出版。1980年由教育部召开审稿会，通过正式验收，它于1981年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名义出版。令人欣慰的是，自本教材面向高校、面向社会发行后，受到高校师生和各界的欢迎，迄今已修订改版4次，发行量达1百多万册，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 再谈1下《今注本宋书》的编写情况。这是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今注本2104史中的1部，该工程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发起，由今注本2104史编委会具体执行，总主编是著名学者、文史专家张政烺先生。以下每部史书设立1位主编，我被聘请为《今注本宋书》的主编。 现在通行的2104史，除前4史外原来都没有注释，所以这是1项开拓性的工作。为完成此项艰巨任务，我邀请5位拥有博士或教授头衔并且都出版过相关学术专著的中年学者参加。在工作正式开始之前，总主编张政烺先写出《今注本2104史编纂总则》作为注释工作的法则。在此基础上，我又写出《今注本宋书编纂细则》，作为注释《宋书》的执行依据。大家分工注释，我也分到《宋书》中的10卷本纪和4卷列传。严格地讲我对古文献注释工作是外行，其他5位中年学者也都没有注释古书的经历，我们都得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边学习，边注释。原来我们都知道搞文献注释要有深厚的学识功底，需要有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目录学、训诂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典章制度、文化历史掌故等各类知识，并且手头还要备有各种合适的工具书。注释《宋书》是1项开创性的工作，肯定难度不小，但在我们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才知道原先对困难的估计还是非常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原来以为找1个最好的《宋书》底本，然后对《宋书》中的疑难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就可以了。却没有想到1是《宋书》本身原来就有错误；2是它在流传过程中又产生不少错误；3是最好的中华书局本《宋书》在标点、校勘上也有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先做基础的校勘考证工作。另外，南朝人写文章爱用典故，沈约在《宋书》中就引用了很多这类文章，或1句1典，或两句1典，甚至1句两典。如果对典故的出处和内涵不清楚，对文章内容和历史背景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在标点断句上就会盲目。为注释文中典故，我们耗费了许多精力。 参编的5位中年学者，对注释工作尽心尽力，认真负责，都按时完成了任务，交上来的稿子总体质量上还是很好或较好的，但也存在1些问题。从技术的角度讲，有人注释时忘记了《编纂总则》和《细则》的规定，而总按自己的写作习惯信笔而下。从注释的内容讲，有人对难度较大的问题，或略而不注，或虽注了但不够准确。对此，我作为主编必须纠正、补充、修改之。这虽然只有6个字，做起来却是很难的。为了《今注本宋书》，从1996年到2000年，我整整耗费了5年时间。现在看来，虽不能说把《宋书》中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说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准确无误，但我已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了。至于遗留问题或注释中的失误，就只好在出版后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了。 以上这些大型协作项目，虽然不属于我计划内的研究课题，但是我1旦接受下来，就把它们当作计划内的项目1样认真对待。另外像《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国历代宰相传略》、《后汉书精言妙语》、《中原文化大典人物典》等大型协作项目，我均持此态度。我绝对不作欺世盗名、不劳而获的挂名主编。我最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无力再搞长期大型的研究项目，多搞1些0打碎敲的研究课题。 所谓0打碎敲的课题，主要是随着姓氏溯源和文化寻根热潮涌来以及旅游事业的发展，我总是被邀参加1些文化研讨会或名人故里论证会，而且要写1些文章。对于这些会议的参加与否，我是有原则性的前提条件的：会议发起主持方所要达到的结论，如果与我1向的意见相合，我就参加；如果不合，则不参加。如果实在推托不掉，就事先说明我参加会议但不发言不写文章，再不行就在会上讲些与主题不直接相关的意见。如有两个县邀我参加鬼谷子故里论证会，主持人是我的学生，推辞不掉，我就在会上讲了关于鬼谷子研究之管见。这是个纯学术的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与功利性的论证鬼谷子故里在何处无关，总之我决不违心地逢迎主办单位的需要而卖论取宠。但如果是我心甘情愿参加的会，我就会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当地古迹以及其他传说认真地写论证性的文章。最近几年这类文章我发表有10篇以上，其中有的被各种报刊多次转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如《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1文，我研究了什么是河洛文化、河洛文化区域及台湾河洛郎、世界客家人根在河洛等问题，在《文史知识》发表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寻根》杂志都有转载。又如《帝舜故里瑕丘(负夏)考》1文，则根据各种文献及濮阳县瑕丘的地形地貌，再结合当地有关舜的各种传说，我论证了帝舜故里在濮阳瑕丘。这1意见被世界帝舜宗亲联谊会所认同，并将该文刊刻石碑立在瑕丘遗址，正面书写帝舜故里碑几字。还有我的《张姓祖根在濮阳》、《平乱兴国不谋私利的叶公子高》两文，也分别为世界张氏总会和世界叶氏联谊会认同，并被各种报刊转载。据说有的地方修《张氏族谱》、《叶氏族谱》，就将2文分别收入族谱，作为他们寻根认祖的依据。总之，我写姓氏和文化寻根1类文章，是以历史研究的态度认真对待的，言必有据，绝不写应景式的文章。 问：学术研究，有传承有发展，总是后浪推前浪。请问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哪些前辈先生或他们的哪些著作对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False$ 答：在我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首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陈连庆先生。陈先生学识渊博，根基深厚，记忆力特别强，有过目不忘的灵性。他上通先秦下及明清，尤精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他在谈到古籍的版本目录时如数家珍，而且知道它们分别藏于哪个图书馆。陈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魏晋封建说。他以后发表的《西周奴隶考》、《春秋奴隶考略》、《秦汉的奴隶问题》、《试论汉代的社会性质》、《试论魏晋时代奴隶的农奴化问题》等文章的内容，在当时都曾给我们讲过。原先我们只知道西周封建说，听到陈先生对自己观点的论证，感到既新鲜又10分令人信服。我后来虽改从战国封建说，但我承认秦汉社会有大量奴隶存在，而且在讲魏晋封建化的发展时，实际上是沿袭了陈先生的学说。 在我学术生涯中第2位对我影响大的是陈寅恪先生。其实我和陈先生只见过1面，也没有交谈，他怎么能对我有很大影响呢？原来陈连庆先生非常敬重陈寅恪先生，经常向我们介绍他高超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并把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定为我们的必读参考书。陈先生的隋唐制度3个来源说，他对府兵制的精密考证，他的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的民族融合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陈先生10分谦和，学术上从不强加于人的态度更是令人敬仰。1999年11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写了1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读后》，以表示对陈寅老的敬仰怀念之情。 对我的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第3位先生是唐长孺教授，这也是陈连庆先生所敬重并经常向我们介绍的著名学者。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可以说是我研究魏晋史的入门指导书，我最初写有关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9品中正制、北魏均田制等方面的文章，都是受唐先生这本大作的启发而动笔的。我工作以后与唐先生的交往比较多，有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1是当年我刚到河南大学的工作岗位，就把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东晋南朝户籍里伍制度和阶级关系》寄给唐先生请求指教。唐先生给我写了14页稿纸的回信，除了肯定我的选题和基本观点外，还给我指出了18条错误和不当之处。唐先生特别指出我引用古书不分先后的毛病，即不知道引用历史资料要分清哪是第1手，哪是第2手。如某件事《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内容文字相同，则宁用《史记》而不用《汉书》，因为《汉书》在后，是抄《史记》的。再如《通考》和《通典》记载的同类资料，如果文字相同就用《通典》而不用《通考》，因为前者成于唐代，后者出于宋元，明显是《通考》抄了《通典》。从这里我体会到唐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青年后学的关心。另1件事是1988年我主编教育部组织的大学文科参考书《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其中有1个课题我请唐先生推荐作者，他就推荐了1位留校工作的研究生。这位同志认真负责地按期交来文稿，但随后我又接到他的1封信，说稿子是在唐先生指导下写成的，但定稿后未让唐先生过目就寄走了，唐先生很生气，让把稿子要回。我把稿子寄回，过10几天稿子重又寄来，我1看唐先生改动很少。这件事使我大受教育。本来是1篇很成熟的文章，唐先生不放心，非要自己看过改过才可以。他对学术问题的态度真是1丝不苟，太认真负责了。有这样1位导师真是太幸运了，在唐先生的指导下，这位同志后来能大有学术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名师出高徒嘛！ 以上3位史学前辈，道德文章都是我终生追求的楷模。如果说我的1生还有1点微小成就的话，也是在前辈们和其他师友们教育、指导、影响下取得的，我将永远铭感不忘。 问：您是青年学子崇敬的历史学家，他们除了通过阅读您的论著以学习您治学的原则和方法外，是否还请您专门就史学观和方法论问题，给他们谈1些指导意见？ 答：研究历史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自觉不自觉，都要受1种或几种理论观点来支配，如历史唯物论、英雄史观、经济史观、历史循环论、历史虚无主义、地理环境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有些人尽管口头上不承认，实际上他的研究思路和得出的结论，正是某种观点的体现。***刚结束时，学术界思想混乱，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过时的想法，在1部分中青年学者中泛滥。具体到史学界，有人特别反对5种社会形态说，认为***以前史学界对历史分期的讨论毫无意义。当然，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奴隶制社会，由原始社会是否可以跨越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错了，过时了。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作为新中国的第1批大学生、研究生，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到今天为止并不认为这种理论过时了。极左思潮泛滥时，史学界的偏差主要是贴标签，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不承认统治者及其制度政策在1定时期内的积极作用，甚至搞影射史学等。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而是人们运用中产生的偏差或问题。***后我也进行过反思，也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1些错误和偏差，但想过来想过去，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错，也没有过时。因为研究历史，避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相互作用，避不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避不开对历史规律的探讨，避不开对英雄人物和劳动人民历史作用的评价，避不开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避不开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进行的辩证分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处理上述问题，才是最科学的态度，才能得出最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在学术实践中，我也感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问题的优越性。我多次参加历史学的国际会议，所见所闻国际友人如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等国学者的众多学术成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其研究的深邃细密程度可以说常常超出中国学者，但由于他们不重视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这样就往往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难以把握历史问题的深层本质。日本著名的学者西定生，写了本《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210等爵制的研究)，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军功爵制最高水平的著作。他对军功爵制1些具体问题分析之精细，洞察之透彻，令人钦佩叹服。但由于他不重视对军功爵制发展规律的研究，在书中对这种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并没有说清楚，这就给后来者研究此问题留下了很大余地。我承认自己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在总体上还赶不上西定生，但在对军功爵制发展规律及其历史作用的认识上却可以说超过了他。此话虽有王婆卖瓜之嫌，但确是实话。 关于史学方法论，其目的无非是要找到1种能够洞见历史发展规律，并且用力少见功多，即事半功倍的研究途径。我认为研究历史没有多少窍门可找，既要勤奋又要有时间的积累。研究自然科学和文学创作可以早出成果，成名于年轻时，但研究历史的人却是在40岁以前很难有大成就。首先你要有10年坐冷板凳的功夫，因为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人再聪明也不可能写出很有价值很有分量的著述。我给自己立有座右铭：天资愚钝凭勤奋，事倍功半终有成。聪明才智荒学业，虚度年华空1生。要勤，包括眼勤、脑勤、手勤、口勤和腿勤。眼勤就是多看书，脑勤就是多思考，手勤就是多记多写，口勤就是多问多切磋，腿勤就是多实地考察。要奋，就是奋发有为，比别人多1倍甚至10倍的努力，百折不回，最终总会有所成就，才不至于虚度年华空1生。 具体到著述写作，我倒有1套工作程序，也可以在这里谈1谈。1旦确定某1课题，我首先搜集资料(已有的资料更要充分利用)。我的方法是摘录卡片，每张卡片只记1条资料，以便于后来按类分组。资料内容包括3方面：1为原始史料，2为理论指导，3为学者的有关论述。资料收集齐，还要认真审核，剔除不能用的，然后把保留下的卡片按不同类分成1组、2组、3组再根据卡片分组拟写出所要著述的大纲。第1标题下用第1组卡片的内容，第2标题下用第2组卡片的内容，依此类推。将来全文写完卡片也就用完，我把这种写作方法叫1遍净。我认为这种工作程序有3点好处：1是避免写前忘后，使思路通畅无阻；2是避免卡片太多，使用时给自己造成混乱；3是避免内容前后重复或自相矛盾。凡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写作程序，我以上所谈只能说适用于我自己，不是人人适用。特别是现在有了电脑这种工具，写作和研究的手段更科学、更实用、更便捷，但读书和写作的基本程序还是1样的。 问：现在的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在学风和研究路径上还有1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您认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局限，应该怎样加以克服？ 答：必须首先说明，我认为现在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学术研究最好的时期。就史学领域来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成果的丰富多彩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也还是存在1些问题。 1是考古和文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还不能悉数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所及时吸收。***后有很多重大考古发现，如先秦金文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秦公大墓、秦陵兵马俑、明清满文老档以及历代无法计数的铜、铁、瓷器和纺织品，都足以改写中国古代史。这些虽不能说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1点儿都没有吸收，但吸收也是微乎其微，几10年来中国古代史是1仍其旧的老面孔。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注意吸收文物考古新成果，考古学界也应主动提供信息和资料，帮助历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但更主要的还要靠国家组织考古文物界和历史学界等多学科大协作，像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那样，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状况肯定会有大改观。 2是边疆史、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仍是两层皮，未能紧密结合。边疆史与少数民族史的研究1向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随着新编地方史志的推进，内蒙古、西藏、新疆、广西等地区都出了地方通史和民族专史，边疆与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作为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古代历史的专门著作《中国古代史》，还很少关注和吸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10分遗憾。如何把两方面的研究力量和成果结合起来，写出1部内容丰满面貌1新的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古代历史的《中国古代史》，仍是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 3是现时各地方的古都故里之争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随着海外姓氏寻根、文化寻根活动的升温，大陆各地为发展旅游吸引投资，1股姓氏研究和区域文化研究的热潮也在兴起。这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有利于祖国统1大业，本来是件好事。但由于地方主义作祟，各地强拉名人，妄称古都故里，造成了学术界的1定混乱。如老子故里，《史记》写得很清楚具体：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也即今天的河南鹿邑。但却凭空冒出个安徽说，说老子是安徽某地人。不仅地方部门这样讲，学术界也有人唱和，影响就大了。再如诸葛亮躬耕南阳的问题，学术界原本没有分歧意见，但现在也是争论不休，以致真假难辨。这类争论对老1辈学者不会有影响，真者自真，假者自假，但对后来人则有以假做真之虞。还有梁山伯祝英台，本是戏曲小说中之传奇人物，1些地方却将之说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纷纷开会论证其故里。类似问题很多，我在《科学深入地研究河洛文化》(载《光明日报》2004年12月7日)1文中讲了研究姓氏文化3忌，已有所论及，此不赘言。 问：由于社会背景和教育体制方面的原因，在知识结构的广度和深度上，解放后的史学工作者很难比得上解放前培养的那些史学大师，所以有人说我们是1个缺少大师的时代。您怎样看待这1问题？您认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