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中的区位谬误与简化论] 简化论与区群谬误
造成这两个问题的核心，都是用以研究的分析单位出了问题，有的是分析单位偏移（区位谬误），有的是分析的扩大化（简化论）。
简化论，“即用一组特别的、狭窄的概念来看待和解释所有事物”。
“社会学家只考虑社会学变量（价值观、规范、角色）；经济学家只考虑经济变量（供给、需求、边际价格）；心理学家只考虑心理学变量（人格类型、精神创伤）……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想从自己的角度找出答案，并忽视其他可能……任何类型的简化论都倾向于认定，某种分析单位或变量比其他的更重要或相关。
” 新闻理念、报纸定位与新闻操作层面的简化论 报界也好，整个社会也好，当前最显著的“简化论”莫过于“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的流行。
细节固然能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对成败产生影响，但很显然，细节只是附着于深厚内涵之外的表象，对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事件本身的特质。
只有当竞争的双方或者多方，在内涵的竞争上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达到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华山论剑”的程度，细节才有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就像两个武功极高、难分高下的大侠进行比试，第三者帮甲一个小指头，甲就胜；帮乙一个小指头，乙便赢。
这个时候，说“细节决定成败”还是讲得通的，但前提是竞争程度已经很高、经过了无数次优胜劣汰的行业。
然而，这句话恰恰感动了很多易感动的报人，他们言必称“细节”，却忽略了内涵。
不要忘了，和家电业、酒店业等竞争程度高的行业相比，多数城市的报业市场还处在浅度竞争和中度竞争状态。
在这个时候过分关注细节、忽略内涵，是一种舍本逐末式的简化论。
到底哪种理念最适合自己？没有人知道，多数人在空想。
“制造”理念之前，认真细致的调查、分析、研究、借鉴少，拍脑袋的设想多。
更可笑的是，似乎每一家报社都要刻意创造一种在报林中一枝独秀、与众不同的理念，他们创造的理念也就越来越生僻、越来越难懂。
而事实上，不同地区的很多报纸，无论在竞争层面、报纸的实际操作上，都是十分雷同的。
北京的《华夏时报》长得像山东的《生活日报》；不看报头，青岛的《半岛都市报》与淄博的《鲁中晨报》在内容、版式上也没有太大差别。
除了北京、上海等报业竞争程度比较高的大城市，国内不同地区的报纸雷同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相对雷同的报纸却非要提出成百上千条各不相同、五光十色的办报理念来，本身就是一种浮躁。
由于地域分割，这些报纸虽然雷同，但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情况下办报理念的相似也是一种必然，没有必要去刻意回避。
刻意回避，往往会造成办报上的舍本逐末，形成“唯理念论”的简化心理。
与新闻理念上的简化论一样，报纸定位上的简化论也源于两个方面：对市民结构分析的缺失和对读者资料掌握的不足。
对报纸的“定位”，往往是源于当前学术界的一些新思潮，源于报纸实践领域权威人物的新思考。
问题是，这些东西是否符合本地、本报在这一时期内的特殊情况？ 多数报纸都是“两头空”：对本地市民资料的掌握是空的；对本报读者资料的了解大体也是空的。
有了这两“空”，能对报纸进行准确的定位，才是怪事。
掌握本地市民资料、动向，是“知彼”，惟如此才能知道这块蛋糕有多大，从哪个角度切入；掌握本报读者资料，是“知己”，惟如此才能知道如何去做大蛋糕，怎样切入。
新闻操作（采编业务）层面的简化论，则更为广泛，几乎每天的报纸、每一张报纸都有简化论的影子。
近年来媒体上流行的“环保风暴”、“审计风暴”之类的报道，便在此列。
这类报道“通常突出事物间的冲突，将事件呈现为随机性、偶然性、运动式，或具有揭密、揭黑的传奇性质”。
“不少风暴式新闻报道往往停留在简单化报道层次，将本来一定时空场下的事件，描述为瞬间、孤立的事件，歪曲客观事实，传达不准确信息。
如审计风暴，是国家审计署依照宪法、法律正常的工作，并非自今年开始，不是突然而来的运动，自然也不是一人之力。
”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简化论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多角度、全方位地看问题，而是单角度、片面地看问题。
区位谬误：对象在偏移 顾名思义，区位谬误，问题出在你所分析的对象上。
你分析的是A，却得出了和B相关的结论。
“区位谬误是假定以区位为单位得到的结果也可以在区位的个体中获得证实。
……假设我们要研究最近的市内选举中选民对某位女性候选人的支持程度。
假设我们有各选区的选民名册，这样可以通过候选人在各区的得票数来判断，哪一个选区对候选人的支持程度最高，哪一些选区比较低。
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表明，选民平均年龄比较小的选区，比选民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选区更支持该女性候选人。
由此，我们倾向于如下结论：年轻选民比年长选民更支持该女性候选人，也就是说年龄影响了选民对该女性候选人的支持程度。
因为，也许不少年长的选民，在选民平均年龄比较小的选区中也投票支持该女性候选人。
” 在新闻报道中，这种草率结论造成的“区位谬误”也是很常见的。
某报刊登了一条题为《临淄民工住得好玩得乐》的消息，主要意思是说，现在临淄建筑企业的民工居住条件好了，生活很幸福。
然而，通篇文章在讲民工的居住条件好了，生活设施丰富了，而我们却看不出民工到底有多“乐”。
再往后看，还是有问题。
文章说，临淄区现有民工3万多人，2年前，该区在部分建筑工地开始探索建立工会，通过产业工会改善民工生活状况，“产业工会成立后，当年全区就有67个施工工地建起了职工活动室、娱乐室、卫生室、标准食堂等，职工的生产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在这里，产生了两次区位偏移：一是把产业工会的努力向民工住得好、玩得乐偏移。
产业工会的努力固然有作用，但各企业的投入也是重要一笔，记者不能受有关部门引导或暗示，有意无意地忽视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
二是从“住得好”向“玩得乐”偏移。
记者通篇几乎都是在讲民工的居住环境的，在标题上却对民工的生活情绪做出结论，这显然是一种主观臆断。
环境好了，但民工的劳动量并不会降低，每天还是疲惫不堪，记者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快乐起来？此外，临淄区共3万名民工，“67个施工工地生产生活环境有了改善”，相比之下，还有很多民工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
这个时候就说“临淄民工住得好玩得乐”似乎有点为时过早。
这种说法，是一种扩大化；而扩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简化论。
这便是两者相通的地方。
归根结底，它们都与我们逻辑推理不严谨有关。
以科学的态度、客观的心态从事新闻业务，才能逐步地避免和纠正这两种偏误。
参考文献：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8版）》，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28页。
孔洪刚：《“风暴式”报道的消极影响》，《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第83页。
（作者单位：鲁中晨报社） 编辑： 栾晓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