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释义_重压・抉择・释义
关键词：重压 抉择 释义 摘 要：文学作品常通过向内中人物施加重压的手段，迫使人物做出各种抉择，而这些抉择给文学研究者留下巨大的阐释空间。
本文以《国家的客人》、《掷铁饼者》和《捡橡果的孩子》中主要人物在重压下的抉择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促使他们做出抉择的原因，同时期望该研究有助于拓宽研究文学的新思路。
《国家的客人》（下称《国》）是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并被《诺顿短篇小说选集》收录，讲述了杰瑞米尔・多诺万、诺波尔、叙述者波拿巴特三名爱尔兰士兵与霍金斯、贝尔切这两名被俘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故事。
《掷铁饼者》（下称《掷》）是美国作家理查德・塞尔泽的优秀散文，该作品从医生的视角描述了一个病人在生命中最后一天的所作所为；《捡橡果的孩子》（下称《捡》）是英国散文家理查德・杰弗里斯的散文名篇，描述了外婆、外孙及村民之间的故事。
三部作品中的人物皆因重压而做出了抉择，震撼性的文学效果随之产生，探索抉择背后的动因有助于谜底的揭开，对文学研究思路的拓宽或许也有一定的帮助。
重压 《国》的背景是爱尔兰军和英军因政治原因处于交战状态。
小说中的多诺万、诺波尔、波拿巴特接到上级的命令负责看押霍金斯、贝尔切，在确信霍金斯、贝尔切不会逃跑之后，多诺万等没有对他们采取战俘营式的管理，五人像兄弟一样生活在一农妇的小屋里，用打牌、聊天及对宗教的争论来打发时间，并逐渐产生了友情。
英军枪杀四名爱尔兰军成员事件打破了宁静的生活。
多诺万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处死霍金斯和贝尔切，战争的残酷性跃然纸上。
要枪杀平时以兄弟相称的战俘让波拿巴特和诺波尔难以接受，为此，波拿巴特和多诺万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而那个平时“你和他说话脸就红，来回晃动脚趾和脚后跟”①的多诺万此时异常冷静地指挥着手下的士兵把战俘带到事先挖好的大坑旁。
波拿巴特和诺波尔面临着要亲手杀掉伙伴的巨大压力，贝尔切，这个在前一个晚上就有预感的人，承受着即将被当面枪杀的重压，而霍金斯的压力是在被正式告知要被枪杀后产生的。
无独有偶，《掷》中的病人也生活在重压之下，他是日常生活中罕见的病人，作品中的几处描写刻画了他被疾病摧残后的惨状：“他看上去好像充满健康活力。
但我知道他的皮肤不是太阳晒黑的，而是衰变，是体内糜烂淤积的最后期症状……他已经双目失明，而且也没有双腿――右腿大腿中部开始，左腿膝盖以下已不存在……他的身体由枕头支撑着，双手抱着右腿残肢，时不时晃动一下脑袋，好像是对剧烈痛苦作出反应。
”②可见，身体的病变和残缺使其生命体征逐渐衰竭。
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精神世界也遭受重创，因为他的房间里除了医院给病人提供的床、椅、床头柜及带轮托架等必需物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祝愿康复的卡片，没有个人的食品小储备，没有放上一天的鲜花，没有拖鞋或任何病房中常见的玩意儿”③。
文章没有交代该病人如何得病、如何被送往医院、是否拥有家庭（即使拥有，也很可能是个不幸的家庭）等细节，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只是代号为542号病房中的病人。
毋庸置疑，他的身心受到了致命打击，正担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
《捡》中的男孩是未婚子，这让其外婆蒙受巨大的羞辱，并让她时刻感到来自村民们的议论。
孩子的父亲是个酒鬼，无所事事，无法养家糊口，结果“姑娘死了，据说是活活饿死的”④。
外婆只好收养了孩子，也“一直按照她的理解尽心尽职”⑤，但这只是她的无奈之举，否则，外孙可能被饿死，她很可能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因此外婆生活在无形而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
十多岁的外孙已具备基本的世界观，外婆对他的偏见和不满早已深入他的脑海，他缺少与外界的沟通，甚至没有童年的伙伴，以至于连淘气这样的童趣也不能具有，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去爬到橡树上去摘橡果，看树枝上的黑乌鸦嬉闹。
他把橡树当作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并习惯在树上酣睡，因为在那儿他既实践了童趣、享受了安宁、避免了冷眼，又可以把摘到的橡果卖掉，挣几个先令养活酒鬼父亲，可这又被外婆当作打他的理由。
于是我们经常看见“他眉头紧锁――展不开的皱纹像橡树皮上的裂缝”⑥。
男孩心中承载的压力从他不该有的少年皱纹可见一斑。
抉择 《国》中的波拿巴特没有勇气向霍金斯、贝尔切做出解释，于是他让多诺万承担了这一工作，多诺万以转移看押地点为借口带走了霍金斯、贝尔切，并在带往沼泽地的路上说出了要枪杀他们的理由。
虽然房屋女主人竭力反对多诺万把英国士兵带走，但因遭到多诺万的斥责而作罢。
波拿巴特把枪放在口袋里，“可他想知道如果他们为此发生了打斗或者逃跑掉，自己能做些什么，并祈求上帝让他们二者择一”⑦。
而诺波尔“此时无话可说，低着头，把灯放在两腿之间”⑧。
最后，多诺万把枪放到霍金斯脑后，波拿巴特则闭上眼睛，拼命祈祷。
面对死亡，霍金斯想以兄弟之情劝说多诺万放弃，甚至不惜以投诚为筹码，但无济于事。
霍金斯被多诺万枪杀后，贝尔切比较坦然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而诺波尔“似乎不能再忍受下去，他抬起手指着多诺万，多诺万举枪射击”⑨，贝尔切倒地身亡。
于是一场血腥的“屠杀”由多诺万一手完成，而波拿巴特和诺波尔则躲到了幕后。
《掷》中的病人在巨大重压之下做了两件怪事，一是他要求医生帮他拿一双鞋子，二是每天上午他把护士端来的装有炒蛋面的盘子当作铁饼扔向床脚边的墙壁上，炒蛋则洒落一地。
《捡》中的外婆在重压之下，把打孩子当作自己“日常管理和教育的一部分”，“久而久之，她不再因为一时的某种怒气，而出于习惯要揍他一顿，好像吸水罐壶一样，已成为家常事了”⑩，甚至在“一天早晨一顿痛打之后，她把孩子关进小屋锁上了，一天不给吃东西”。
不但如此，每逢星期天，她必定把孩子关进那个存放农产品或木材的小屋里，让他坐在打开的《圣经》旁，“在棍子的威胁下学习那页经文”{11}，并让每个经过此处去教堂的村民看到这一幕。
男孩在遭受外婆一顿顿毒打和一次次的棍棒威胁之后，依然我行我素，于是又迎来了新的毒打和威胁，如此循环。
释义 依据心理学原理，“外界压力、内部压力和目标压力”{12}通常引发人的动机，而人的动机是为了实现某种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提出了“需要层序论”，指出人的需要有五种类型，且具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层序，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13}。
马斯洛的心理需要学说目前在心理学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影响力，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也应该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不可否认，在战争状态下《国》里的多诺万、波拿巴特和诺波尔代表爱尔兰的利益，他们应该把霍金斯，贝尔切当做敌人。
但在相处的过程中，英国士兵和爱尔兰士兵，以及房屋的女主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使得双方的敌我关系有所削弱。
波拿巴特和诺波尔都属于虔诚的宗教人士，依据《摩西十诫》中第六条以及《马太福音》中的教诲，他们对杀人、杀“兄弟”充满不安、内疚和恐惧，因此本能地拒绝杀人。
女主人不同意多诺万把霍金斯等带走，是因为她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枪杀，在她看来，那就是犯罪，因而事后她不断祈祷。
作为三人组指挥官，多诺万只好承担了另外两人不愿承担的枪杀俘虏的重担，否则他们三人都会因为没有执行军令而被上级枪毙，所以波拿巴特和诺波尔只有默认这场屠杀。
这也说明宗教的力量和兄弟友情在战争机器面前不堪一击。
霍金斯在被枪杀之前反复向多诺万说明他们是兄弟，兄弟是不可相互残杀的，他甚至提出加入爱尔兰军以打动多诺万。
通过贝尔切之口，我们得知霍金斯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对死亡本身的恐惧这一原因外，还因为他对母亲的挂念。
而贝尔切在妻子和别人私奔后虽然想再次成家，但一直未果，这使他失去了对家的牵挂。
他断然决绝了多诺万让他祈祷的要求，因为在他看来，妻子的私奔，他即将被剥夺生命的现实，以及战友的结局使他认为宗教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帮助。
他之所以能坦然面对死亡不但因为他有至死也要保持自尊的信念（从文中用手帕包住自己的眼睛让多诺万枪杀且不向任何人祈求可以看出），还因为他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了预感，心理上已有一定的准备，文尾的诺波尔不断祈求上帝的宽恕，脑海中不停浮现埋葬英国士兵的那片沼泽地，诺波尔的英文名为“Noble”，本义为高贵，但诺波尔等人的所作所为却是对高贵的极好讽刺。
《捡》中的外婆是当地宗教小团体的主要成员，在每周举行的两次祈祷会上，“她在他们中间大声祈祷”{14}，“大声”两字显然包含夸张和虚假的成分。
按照《圣经》的要求，基督徒必须受安息日，令人惊讶的是她每个星期天从不去教堂守安息日，而是把孩子关在小屋中饿一天，作为他违反教义和训教不改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她还用棍棒威胁他看《圣经》，并说：“他是不识字，但我也要他看着这本书。
”{15}更令人发指的是，和村民们一样，她对孩子的失踪采取了毫不关心的态度。
仔细分析下来，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的症结。
女儿未婚先育这种有悖宗教伦理的行为等于向当时全村村民的宗教信仰发起了挑战，也必然遭到全村的反对和唾弃，母子被迅速推向前台，成为村民们眼中的异物、无法接受的他者，这让外婆丢尽了颜面。
孩子的母亲死后，因为血缘上的连带关系，不符合宗教道义的野孩子由外婆照管，随即成了贴在外婆身上的耻辱符，成为村民们议论的焦点和他们进行道德教育时的生动素材，为了减少耻辱符的影响，为了不让村民把自己也当作另类或异教徒，外婆竭力营造自己是个狂热宗教徒的假象，而不寻找失踪的孩子这一冷血行为也是为了迎合村民们的宗教心理所致。
孩子反抗性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未婚子的现状使他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并造成童年伙伴和社会关爱的缺失。
母亲的去世、父爱的缺失以及外婆的铁血政策使他失去了家庭的温暖。
内外交困的局面逐渐造成了他对社会和家庭的憎恨。
他拒绝教义的驯化，因为他知道即使他接受驯化也洗刷不掉母亲给他带来的污点。
应该说从一开始，孩子就认为自己没错，他是无辜的，他本该得到属于他的那份自尊，而冷漠的外婆、去世的母亲、无灵魂的父亲以及无情的村民们毁掉了他的自尊，培养了他的反抗性格，正如文中所说“紧蹙的怒眉是唯一不同于他人的特征――就像被防滑钉踩过留下凹痕的一枚硬币”{16}。
孩子在和家庭及社会的争斗中，竭力保住了自尊，然而命运似乎注定要捉弄他，淘气的孩子在钓鱼时溺水而死，外婆却对此“不感到问心有愧：她已尽心尽职”{17}，村民们发现了他死后的“价值”，“这个孩子曾被人谈起过，一辈子被拿来当儆戒，警告别人”{18}。
可见，死亡对他来说似乎是最好的解脱，是他、以外婆为代表的家庭以及以村民们为代表的社会三方共赢的“最佳选择”。
《掷》中的病人拒绝吃炒蛋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他在被疾病折磨得已奄奄一息，明知来日不多的情况下，想比较体面地早点结束生命，告别被病魔肆虐的痛苦。
他要求院方给他提供一双鞋子的行为极可能是两种原因造成：一来可能是为了实现拥有双脚的梦想，回味身体尚未残缺时候的时光，正如文章所言：“他是否在回忆被分解以前的时光？他是否梦想曾拥有的双脚？梦想他尚未变成一段朽木时的身体？”{19}二来他或许希望以完整人的形象迎接死神的到来，这也算是自我尊重的体现，因为很多民俗是在人死后给病人穿上新鞋子，而像他这样无亲无友的人死后又会有谁给他买呢？因此，他只有在生前解决这个问题。
扔盘子行为和文章的题目紧密相连，既体现了病人渴望拥有古希腊运动员那样强健体魄和强大生命力的意愿，还表达了对疾病断送他运动生涯的不满和宣泄。
不管怎么说，造成他行为古怪的最大动因应该是他想保持自尊，因为他不想暴露自己的痛苦和尴尬，即使是医生用消毒液给他洗伤口时，他也一身不吭，甚至在他死之前，也强忍痛苦，因为护士说：“病房没有声响，一点也没有。
”{20}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他死后，他还要确保自己“还躺在床上，神情从容、凝重而又不乏尊严”{21}。
文尾的那句话“我看到那块被反复洗刷过的地方，墙面显得异常干净，异常白洁”{22}，是他竭力保持自尊的再次体现，自尊促使他这个行动几乎完全丧失的人竟然在死之前把墙壁全都洗擦干净，并想以此消除别人曾对他产生的任何怨言、不满和不屑。
依照马斯洛的需要学说，上述分析可简单概括为：《国》里的波拿巴特和诺波尔的举动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文中主要指信守宗教道义）和社交需要（文中主要指珍惜友情），多诺万的举动则主要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主要指履行上级命令和军人职责）和安全需要，霍金斯的行为则是为了社交需要（主要指珍视亲情和友情）以及安全需要，贝尔切的行为则更多的是出于尊重需要；《捡》中的外婆和村民们的行为分别因为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主要指信守宗教道义），孩子则为了五种需要而与命运挣扎，尤其是尊重需要；《掷》里的病人和《捡》中的男孩一样，五种需要几乎全部丧失，特别是因为他不能忍受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丧失而做出了一系列看似匪夷所思的举动。
结语 作家弗兰克・奥康纳曾在部队服役，而理查德・塞尔泽既是作家又是医生，理查德・杰弗里斯深谙农村生活，因此三位作家在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和事件颇具真实性。
《捡》和《掷》中人物姓名的省略恰恰隐射了人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共性，而三部作品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刻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人类社会在许多层面上的缩影。
尽管人类已经踏入21世纪了，但三部作品所体现出的困扰人类的许多普遍性问题并没有找到答案，也需要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张 军，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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