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心力_愿抛心力作词人
读《迦陵论词丛稿》散记 面前一册迦陵论词。
世上名著如林，近来好书益富，目坏之后，皆不得读，当然无从发生“谈书”的兴会。
可是这一回因见叶嘉莹教授的论词新编，颇有一些感触，情不能已，想略抒所怀，――这实在够不上什么“评论”。
如果真想评介这部书，那我必须也写“一部书”才行；几千字的文章，不知该怎么“分配”？这部书名义只是论词――晚唐五代、南北宋、王静安、常州派……，论述咸周，赏析兼至；但是我劝关心文学艺术的学子，都不妨读读它，因为这实在不止是词的事情，甚至也不止是广义的“诗”(现在所谓“诗歌”)的事情，它涉及了文艺理论和美学上的很多问题。
它是一部倾注数十年心力，会通中外研贯古今的探讨我国诗词美学的精义妙谛的学术著作，她从风格才调、修辞手法一直研索到中华民族的独具特色的诗词的最高最深的核心――比兴、寄托、境界、神韵……这些最要紧的问题。
所以说，不是也写“一部书”，就很难“全面”而且“深刻”地(这些都是很多文章喜欢用的字眼)评介这部论词之作。
即使我有了这样的资格，那还得有了相应的条件，所以只能“候诸异日”了。
至于此刻，我只打算就其中的一篇，小谈一己之感受。
梦窗词？天哪，谁敢谈呀？怎么谈呢？当然，对于有的评论家、文学史家来说，那简单容易得很。
一是雕琢粉饰，二是词意晦涩，三是支离破碎，四是形式主义，五是影响很坏。
完了。
还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吗？这种“鉴定”一直是统治着想学点文学的人们的。
当然，如叶教授所举的，也有那么几个人对吴文英有好评，因此她说梦窗词人历来是个“毁誉参半”的作家。
天哪――我再唤一声，难道那少得可怜的几个人够得上“半”吗？吴文英若真是得有“半誉”，他算万幸，早该“含笑于地下”了。
毁誉参半云者，不过是她为了行文之便，拈用常言，聊为梦窗解嘲就是。
说也奇怪，我知道叶嘉莹教授的诗词，风格与梦窗绝不相近；她研词的兴趣中心，也不在梦窗一路；她的师承渊源也不是梦窗的知音。
因此我曾判断，她素昔不怎么喜欢梦窗；不会对梦窗有特别的见解。
这种判断，前半是对了(她自己在书中表述过此意的)，可是后半却大错了。
说真的，当我看见这篇论文足足七十页之多，是十篇中最长的一篇是不必多说了，但它竟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我简直是大吃一惊，暗叫一声“惭愧”！ 说不清怎么闹的，我从小喜欢吴梦窗，并且对自家、对友人都一直说：“这是惊才绝艳！”为什么喜欢他？为是见他“字面华丽”？未免小觑了在下。
我自己莫名其妙地把曹雪芹的八个字拉来和吴梦窗联系上了：“红飞翠舞，玉动珠摇”！我以为，这种自创的，只有这种自创的文学语言，才能形容得出梦窗的特色的一面，要比“笔歌墨舞”精彩得多、恰切得多。
但是，这是我对梦窗的全部“理论”了，其余的，想得多，说得少，更谈不上写文章了。
我看看别人论梦窗的，大都尔尔，心窃有疑，而莫敢问焉。
如今且看她这文章的题目：“拆碎七宝楼台”六个字，又好懂，又难懂。
好懂是人人皆知这句话的来历出处，难懂是不知她用来又是何所取义。
这也先得费点话。
身跨宋、元两代的《山中白云词》的作者、词曲世家的张炎，作了一本书叫《词源》，影响很大。
书中的第五节，“清空”标目之下，说了几句话，道是：“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他只顾一说不打紧，吴梦窗从此就再难翻身。
就我所知，老辈词家如朱村，说过：“七宝楼台，谁要他拆碎下来看？！”①我记得当年先师顾随先生就也说过：“见为片段，以拆碎故。
”其意实在暗合，它原是一座好楼台，谁叫你拆碎了来看？拆碎了之后，哪个不是“不成片段”，又岂独梦窗？我每见这种仁人志士，为屈抑者打抱不平，敢说几句话，辄为私下称快――而不敢公言也。
再如，张伯驹先生在《丛碧词话》中也说过： “梦窗《祝英台近》除夜立春词，前阕云：‘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
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
……’句句扣紧是除夜立春，彭羡门谓兼有天人之巧，信然。
《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一阕，情深语雅，写法高绝。
《高阴台》丰乐楼词：‘东风紧送斜阳下’，何其神色动人。
后阕：‘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
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
’可哀可哭。
此等词，丽清空，兼而有之〔按此正针对张炎之论而发，张氏标‘清空’为词之极则，而贬梦窗为‘质实’〕，安能诮为‘拆碎七宝楼台’？……”“后人学梦窗者，必抑屯田。
后人既非楼台，亦非七宝，只就字面雕饰，自首至尾，他人不解，亦不知其自己解否耳。
” 我在为此词话作序时曾说：“(论梦窗)皆妙语如环，精义自见，……多能屏去成见，为公平之言，见赏析之旨，新人耳目，……”②这些例子，要算是对“七宝楼台”一重公案的极有价值的讨论了，但这些老词家，言简意赅则有之，大抵数语而止。
要想作细密深切的学术研究，写出周详精到的正式论文，就非他们之所擅场了。
在这种情况下而读到叶嘉莹教授的此一宏篇杰构，我的心情之非同一般，不为过份吧。
叶教授的论文的第一个高明之点是，她并不鳃鳃计较纠缠，梦窗到底是不是楼台？是不是七宝？该不该拆碎？拆碎谁能“成为片段”？等等，等等。
她从完全崭新的一个角度，来考察论证了张炎(以及他的追随和盲从者)所以不能理解吴文英这个伟大艺术家的根本原因。
她提的，一点也不繁缛骈罗，五光十色，只有两端。
她指出，吴文英写词的手法是与传统的手法相违逆的，所以不为人所理解，不为人所接受，反而，遭到了诬罔诋毁，而很少人能为之剖白洗雪。
我的读后感慨，首先在于此点。
我想起了李长吉，想起了李义山，想起了曹雪芹……。
这些艺术大师，与梦窗不同，各自之间也相殊异，但不知怎么的，我的“错觉”使他们一齐向我涌来……他们都曾承受过(也许还在承受着)重大的骂名和罪名。
叶教授对此说了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请君谛听： “我在早岁读词的时候就并不能欣赏梦窗词，然而近年来，为了要给学生讲授的缘故，不得不把梦窗词重新取读，如戈载之所云：‘细心吟绎’了一番，于是乃于梦窗词中发现一种极高远之致、穷幽艳之美的新境界，而后乃觉前人对梦窗所有赞美之词都为有得之言，而非夸张过誉；而所有前人对梦窗诋毁之词乃不免如樊增祥氏所云：‘世人无真见解，惑于乐笑翁“七宝楼台”之论，……真瞽谈耳。
’此外，我还更有一个发现，就是梦窗词之运笔修辞，竟然与一些现代文艺作品之所谓现代化的作风颇有暗合之处，于是乃恍然有悟梦窗之所以不能得古人之欣赏与了解者，乃是因其运笔修辞皆大有不合于古人之传统的缘故；而其亦复不能为现代人所欣赏了解者，则是因为他所穿着的乃是一件被现代人目为殓衣的古典的衣裳，于是一般现代的人乃远远地就对之望而却步，而不得一睹其山辉川媚之姿，一探其蕴玉藏珠之富了。
是梦窗虽兼有古典与现代之美，而却不幸地落入了古典与现代二者的夹缝之中，东隅已失，桑榆又晚，读梦窗词，真不得不令人兴‘昔君好武臣好文，君今爱壮臣已老’的悲慨了。
” 学人试看，我只引了这么一段话，而往者来兹，今吾故我，知人论世，叩寂赏心，――她的才、情、学、识、德、品……已经一一流露可窥了。
她认为，梦窗词的违弃传统而近乎现代化(按她指的是西方艺术表现法)，在于他能摆脱传统上的理性的羁缚，而这主要表现为两大特色：一是他往往将“时”与“空”这两个不容迷混的意念交错而糅合地写来，一是他修辞常常“但凭一己的感性所得”，而不依循那种传统理性的――即人们所惯见习知的方法。
关于第一点，她列举从古以来的名作家、名论家的例证，说明了我国的诗，不拘叙事、抒情、写景，都以真挚坦率、明白易晓，即可以在理性上明白而直接地理会或者解说的，许为佳作。
钟嵘所以提出了“羌无故实”“语出经史”“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理论；王国维也是反对“代字”，必如“悠然见南山”“风吹草低见牛羊”，方为“不隔”云。
这可见传统手法与眼光是如何深入人心，牢不可破。
“不幸”的是，梦窗之表现，却恰好与此种作风完全相反。
这就很难为人理解，很难不遭毁谤了。
梦窗之善于“浓缩”时空于一念之中，仿佛“纳须弥于芥子”的一般，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有所体会的，即如他在《踏莎行》中写端午佳节的怀人忆昔之感，写道是“午梦千山，年华一箭”，只八个字，却说尽了远离久别之苦情，梦境人间之迷惘，那千山万水之遥的空间，与绿鬓衰颜之变的时间，被他紧紧地铸在笔尖的“立锥”之点上。
我因此极爱梦窗的这种高超的艺术。
但是读了叶教授文章之后，即觉自己早先体会犹浅，对梦窗如何表现时空的道理，未能继续深入推寻。
她先举了一个为胡适所讥评的例子，即梦窗词集开卷的那令人注目的《琐窗寒》咏玉兰的词。
她先引录了胡氏的原话： “这一大串的套语与古典，堆砌起来，中间又没有什么‘诗的情绪’或‘诗的意境’作个纲领；我们只见他时而说人，时而说花，一会儿说蛮腥和吴苑，一会儿又在咸阳送客了！” 然后她就对这首“不值高明一笑”的《琐窗寒》作了深细的解析讲说，逐句批驳了胡氏的意见，让人看清了梦窗的情思笔墨都是何等动人的，然后更从最根本上指出，中国文学中之比兴传统是好的，但不能原地不动，故步自封，而不幸从《诗经》被奉为“经典”之后，说诗者又给它加上了一个更加狭隘的“诗教”的枷锁。
这样，人们在梦窗身上一时抓不着合乎“诗教”的可敬之处，又被梦窗不循传统理性层次途径的新艺术手法弄胡涂了，――叶教授接着说： “于是，人们既先从梦窗品节之无足称，抹煞了对他的词探寻的价值，复又因梦窗字句的不易懂，自绝了向他的词探寻的途径，遂不免以为他的词晦涩不通，一无可取了。
于是胡适先生乃讥其《琐窗寒》一词为‘时而说人，时而说花；一会儿说蛮腥与吴苑，一会儿又在咸阳送客了。
’” 呜呼，这难道不是慨乎言之吗？“五四”以来，这种浅人不识深味的“文艺批评”曾经风行一时，奉为圭臬，布其影响，为害之大，不可胜言，――如以胡氏为例，我也不妨点破一句：虽然有不少人一提胡适之名都是颇为勇于批判的，可是他们自己的批评眼光与方法，却和他的批判对象初无异质，水平一般一样，而并不自知，反有自得之色。
所以我认为我们读读叶教授的这本书，是会有好处的。
她对“时空”一点，举了一个精采的例证。
她说，上面那例子还并非真正时空铸合的新手法，已令胡先生感到不可解喻了，其实更有“甚”者：如《霜叶飞》重九词，有“彩扇咽寒蝉，倦梦不知蛮素”之句。
怎么解――胡先生恐怕更要大加讥议了。
但是请听她的解说： “梦窗乃竟将今日实有之寒蝉，与昔日实有之彩扇作现实的时空的混淆，而将原属于‘寒蝉’的动词‘咽’，移到‘彩扇’之下，使时空作无可理喻之结合，而次句之‘倦梦’则今日寒蝉声中之所感，‘蛮素’则昔日持彩扇之佳人，两句神理融为一片，而全不作理性之说明，而也就在这种无可理喻的结合中，当年蛮素之彩扇遂成为今日之一场倦梦而呜咽于寒蝉之断续声中矣。
” 赏音解味，在学术研究中看来也是不可缺少的，可以说，必如是，才有资格批评那些象胡适论词的假专家，而且这种批评，用不着一点盛气凌人，汹汹之势，悻悻之言，就批得至深且透了。
继时空一点之后，她论证的是第二个要点，即她所创撰的一个名目，“感性的修辞”法。
依我的理解，她所说的感性的修辞，可以说是诗人与一般作者之分，造语有本与自铸伟词两种艺术精神之分。
凡是真正的诗人，没有不是从这个问题上显现出自己的艺术风格特色的。
造语要有本，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一种“谬论”，因为汉语这个“东西”很奇特，哪两个(或几个)字才能组合，组合的结果――意味、效果，引起的感应、联想……，都非常精微神妙，而没有雷同的。
组合成功的词语，诗人要继承运用，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必需的。
但是后来，特别是从宋人起吧，专讲“无一字无来历”，这就变成了教条，而忘记了想一想“经典”上的雎鸠的那“关关”，桃的那“夭夭”……都“来”于何种“出处”？那教条窒息了诗人的五官的直接感受力，也扼杀了诗人的文学语言创造力。
教条也是一种――最可怕的一种“传统习惯”力量。
而梦窗的修辞，偏又违逆了它。
这就无怪乎“晦涩”“形式”“堆砌”“雕饰”之声震耳了。
她举了一个例，恰好是上文引及张先生也提到的，即《高阳台》中的“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叶教授遍举了“鱼”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例证，都是写成自得其乐的一种生物，从不曾与“愁”联上过。
可是梦窗专门违逆传统习惯的理性，他把从来不知愁的鱼，写得也象诗人自己一样，为花落春归而无限悲感，她指出，“此种将无情之物视为有情、无愁之物视为有愁之写法，如长吉、义山、梦窗之所为，我以为正是属于此一类型的善感之诗人的特色。
”对此，她又举了“酸风”“花腥”等例，作了精辟的赏析，被人讥为不可理解的梦窗，才得一吐冤抑之气。
我不妨在此加添一个例证：如我上文所引的“红飞翠舞，玉动珠摇”，我看也正可归入此一大类，而雪芹却恰好是一个最典型的“将无情之物视为有情”的善感之诗人！雪芹的诗，为友人极口赞为“有奇气”，被比之为长吉，恐怕与不守传统理性的词语安排习惯而但凭诗人之感的直接体会去自铸新的文学语言的这一层艺术大道理，是密切相关的吧。
与创“新”语相伴的，是用“僻”典，二者都是梦窗贻人讥评之主要罪名。
叶教授在文中举了“汜人”和“梅梁”两个典故，详细说明了这些故事的来历和意义，词人运用手法的高妙。
她特别指出说，“汜人”原出于唐人沈亚之《湘中怨解》，是一段动人的故事，《沈下贤集》无论在当时后世，也不能归入“僻书”之列，何况南宋词人如周密，也曾用此典故，焉能视为冷僻？尤令人惊喜、心折的，是她为梦窗写禹陵时所用的“梅梁”一段极为崇伟美丽的神话作出了精采的考证：她引用了《越绝书》、《大明一统志》、《四明图经》、嘉泰《会稽志》、《大清一统志》等地方志书，解说了梦窗词中素来无人能懂的“幽云怪雨，翠湿空梁，夜深飞去”三句。
原来，这是梦窗故乡人人皆知的一段极有意味的禹陵神话，地方民间传说，反映了人民对大禹的深厚崇敬爱戴的感情，既不难懂，也不“冷僻”“晦涩”！由此可见，所谓喜用僻典而致晦的指责，其根本责任毕竟在作者抑在评者？恐怕正是一个问题。
后来之人，知识范围不够广了，甚至十分狭隘了，却责怪作者写的不能为他理解了，这也难说那责难是一定公平的吧。
她又说，冯去非是一位介然自守，不肯阿附坏人权贵丁大全的极有志节的人士，梦窗与之同登禹陵写作此词，“梦窗之为人，虽无详细之史实可征，然观夫此词所写，则托意深远，感慨苍茫，固隐然有时世之慨存乎其间者也。
” 她举出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例子，说他一方面引了胡适的那段评议，对《琐窗寒》也大加讥评，竟谓梦窗咏梅词“大半都是词谜”，一方面更举《高阳台》落梅词，而批之云： “外面真是美丽非凡，真是眩人眼目的七宝楼台，但仔细一读，前后的意思不连贯，前后的环境情感也不融合，好象是各自独立的东西，失去了文学的整体性与联系性。
” 这正是张炎所说的“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叶教授于此，语重心长地说道： “如文学批评界之名人如胡氏与刘氏尚不免于如此，那么一般初学的青年，既对梦窗词外表之古典艰深望而却步于前，又依据诸名家对梦窗词讥议之批评而有所凭恃于后，则梦窗词之沉晦日甚，知者日，几乎是命定的趋势了。
” 呜呼，这是一位学者在深入探索了她所素不欣赏的一位词人之后所触发的忧思与远想。
难道这种慨乎言之的学者之音，不深深打动我们的心弦吗？ 自从张炎起，讥评梦窗为“眩人眼目”，好象罪过在于梦窗“善眩”；读了她的论文，恍然大悟，原来罪过是在于张炎之流：他们看事情只用“眼目”，是不肯用头脑的，七宝楼台到了这种“眼目”中，引起的结果有二层：一是“眩”起来，二是“拆”了它！而这种却往往是最容易受人信奉的“方法论”。
因此我才说，不一定只是为了“宋词”什么的，为文学艺术，为治学研经，都应该读一读她的这部著作。
叶嘉莹教授的治学精神，由我如此粗略浅近地自谈杂感，自然很难说已然得其大要，但是即使拙文粗浅，也可以从中看出，其特色是：她细密，深入，谨严；她尊重事实，不逞臆，不信口乱道；她不迷信名家、权威。
莫说胡氏、刘氏，就连她平生致力最多的王静安，她对他的论点不同意时，也不为之迥护。
这里学问没有“市道”；她不逞才使气，很平实，摆事实，讲道理，气质高尚，气象平和；她行文极细密周至，原原本本，不厌其烦，诲人不倦的苦心流露在字里行间；她是比较文学家，文中引了很多西方著名的、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来作对照说明。
甚至不妨说，她对梦窗的研究，是由广义的比较文学方面受到启示的(对这一点，拙文不及备述了)。
最后，她是一位学者，但她同时是一位诗人；是一位史家，同时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
她的论文，既能考订，又能赏析；既能议论，又能启迪。
我以为，这样的几个条件或因素，很难凑泊在一人身上。
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学者，是不会陈陈相因、自封故步、人云亦云、貌谈皮相、游词空调、似是而非、以非为是的。
叶嘉莹教授，生于北京，就学于前辅仁大学中文系，是词人名教授顾随先生的高足。
我在燕京大学亦曾从顾先生受业，故忝居同门之谊。
她以一弱女子，早年远出，游历讲学，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是她先后留住之所，世路辛酸，人生坎坷，她是有丰富经历、感受的，然辛勤为学，从无懈容，终于有成，在女学者当中，国际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卓越名家。
她著述、创作都很富，香港出版了她的《迦陵诗词》和《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后者卷末有一篇自叙，“略谈写作此书之动机、经过及作者思想之转变”，对她自己生平遭际与为学的种种，有详细的叙述。
《迦陵论词丛稿》是国内所出的她的第一部著作，书后的自叙也很重要，可惜此刻篇幅有限，不容我再多絮絮了。
嘉莹教授的诗词创作，有很高的成就。
她第一次回到祖国参观时，感情激动，写了一篇长达七千字的感怀诗来抒写她对祖国新貌的感受。
她现为加拿大籍，但是她的心是永远与祖国相连的。
我所知于她的，实在还极肤浅，以上所记，管窥蠡测，不足以表其学术之真际，聊供青年学子识其涯略而已。
一九八二.六.二十九写讫 (《迦陵论词丛稿》，叶嘉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一月第一版，1.20元) ①见夏承焘《瞿禅论词绝句》中所引。
②见《词学》第一辑。
附带说明，张伯驹先生撰《丛碧词话》时是“大右派”，无人敢与之来往，我斗胆为其词话作序，也不敢“落款”，只好用假名“寿康”――《诗经》之典，与我的名字相关联的。
《词学》的编者也未必知道寿康是谁。
张先生词路也绝不近梦窗，但他对梦窗词能具赏爱之心眼，《词话》中对吴文英的评论，条数之多，见解之新，在旧式词话中为罕见之例，是值得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