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民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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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黄帝是汉民族对祖先的共同记忆，龙不是汉民族的图腾。传说中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团融合成为先秦时代的华夏族，夏人、商人、周人都是华夏族的一员。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融合，华夏族与蛮夷戎狄在秦汉帝国建立后迅速融合成为一个人口众多、文化一致的汉民族。民族是文化共同体，而不是血缘共同体。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融入其他的部族、民族，所以今天汉族的体质特征包涵了蒙古人种的东亚、北亚、南亚三个亚种。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汉民族与其他民族是血脉相连的，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中华民族。国家是社会的组织形式，文化是民族的生存方式。
20世纪50－60年代，汉民族形成问题曾经是中国史学界号称“五朵金花”的五大热点问题之一。以范文澜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但是还有许多学者认为秦汉以后形成的只是汉部族，现代意义上的汉民族要到明后期才形成，有人则认为要晚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有人认为明清时代形成的汉民族是资产阶级民族，但是有人认为汉族始终也没有成为资产阶级民族，甚至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汉族就成为社会主义民族了。 把民族也贴上“阶级”或“主义”的标签，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与烙印，现在已经没人再会说这种话了。至于认为汉民族要晚到近代才形成，这是因为囿于斯大林所下的民族定义的缘故。
斯大林把“民族”定义为：“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如果按照这5个“共同”的定义，那么汉民族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形成民族了。斯大林又认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 就欧洲而言，民族的形成并建立民族国家都是发生在近代的事，但是中国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发生在近代而是发生在古代，而且汉民族在形成以后仍然继续不断地发展演变。汉族先建立了一个国家，后来又建立过几个并列的国家。在中国，无论汉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里都容纳了很多个其他的民族。可以说，从汉民族形成之初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拘泥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把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机械地套用到中国来是不能解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
民族确实不是种族的共同体，民族不是由相同血缘的人群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而是具有相同文化的人群构成的社会共同体。建立国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事件，然而形成民族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民族在形成之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不断地发展演变。欧洲民族的形成是以近代建立民族国家为标志的；美国建立之时美国人还只是一个拼盘，美利坚民族要到现代才最终由三大人种的后裔融合而成；而汉民族是在秦汉帝国建成后由先秦时代的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融合而成的，汉民族在形成之后还不断地融入周边的少数民族，使自己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且汉民族还和共同居住在中国大地上的其他少数民族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族群——中华民族。
每个人、每族人都有祖先，但是遥远的祖先到底是哪一个？那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因此人们只能想象出一个始祖。所谓始祖，其实并不是一个曾经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具体的人，而是人们对祖先的共同记忆。大家把对祖先的怀念全部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始祖。黄帝是华夏族的始祖，也是汉民族共同的祖先记忆。即使始祖真的是一个现实的人，例如吴人的始祖太伯，江南钱氏的始祖钱镠，当他们被视为始祖的时候人们也不再去追溯他们的祖先了，这样他们也就变成了记忆的符号与祖先的象征。
因为汉民族特别注重血缘关系，尊祖敬宗是宗族主义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通过祭祀祖先可以牢固地团结族人，所以追根溯源受到人们特别的重视。各地的汉人不仅要修建自己家族的家庙宗祠，还要修建纪念始祖的衣冠冢和祠庙，所以陕西黄陵县有黄帝陵，河北涿鹿县矾山镇有黄帝城、黄帝泉、黄帝祠，浙江丽水仙都也有黄帝祠，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尧舜禹的遗迹与宗庙。
陈咏超博士对尧舜传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以《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为依据对尧舜传说的地理分布作了全面的梳理，得出了一张尧舜传说的地理分布图（图一左），图中标A的是有尧的传说的地点，共59处；标B的是有舜的传说的地点，共68处。此外还有25处是与尧舜有关的其他传说如鲧、巢父、许由等的地点。 用同样的方法依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对有大禹传说的地点进行了统计，可以检索到与大禹有关的地点16处，祭祀大禹的宗庙66处。把这些地点分别用A和B标到地图上，也可以得出一幅大禹传说的地理分布图（图一右）。把两图相比较可以看出，有大禹传说和禹庙的地点与有尧舜传说的地点一样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这些传说地点和历史遗迹，在史书和方志上都有记载，在民间也广泛流传着关于尧舜禹的故事，但是在这些地点附近基本上都没有发现时代相当的考古遗址。即使有遗址，例如安徽蚌埠的涂山附近有大面积的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它所反映的也是一支分布面非常广大的考古文化，而无法把这个遗址和当地涂山上的大禹庙直接联系起来。我们并不认为史书上关于上古史的这些记载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些地点和遗迹在考古上落实下来，那么就不能视之为信史。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尧舜禹的遗迹与祠庙并不是历史而是文化——物化的华夏族传统的尊祖敬宗的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常常描绘或刻画有鱼、鸟、龙、花卉等各种动物和植物的图样，学者们常常把它们解释为是原始先民的图腾。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中一种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在印第安部落和澳洲土人中非常盛行，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就记载了易洛魁人以动物命名氏族的情况。 然而有些学者却以为图腾具有普遍意义，认为每一个原始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以动物来命名氏族的现象，但是从来也没有见过有类似性质的图腾。
在中国各地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上往往装饰着各种不同的图案，这些图案花纹因时代、地域、人群而异，是我们籍以判断考古文化的时代与性质的依据之一。有许多学者喜欢把陶器上刻画的这些图案花纹说成是先民的图腾，然而我们却发现在同一时期、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同一群人使用的陶器上刻画有多种不同的图案花纹。例如，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既有鱼和蛙的图形，又有鹿和鸟的图形，还有花朵、蜥蜴、人面、太阳等等的图形，如果它们都是原始先民的图腾，怎么会这样芜杂呢？
考古学家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任何龙形或类似龙形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因为人们一直认为龙是汉民族的图腾，我们是龙的传人，所以这些有龙形、蛇形、蜥蜴形、鳄鱼形或娃娃鱼形图案（图二）的器物年代越早就越使他们激动，于是经常有人号称发现了“华夏第一龙”。例如，山西陶寺文化陶盘上画的蛇纹，甘肃庙底沟类型文化陶瓶上画的鲵鱼纹，辽宁红山文化玉雕的C形龙与猪龙，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用石块摆放的龙形，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中用贝壳摆放成的龙形，二里头文化用绿松石镶嵌的“龙”等等。其实龙的形象在新石器时代并未定型，把它说成某一部落的图腾是没有道理的，说龙是中国人的图腾更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