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
摘要20世纪20 年代初,梁启超开始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和古代佛经文化史,就我国佛经翻译做了深入的探索。他划分并论述了佛经翻译发展的不同时期和翻译文体,总结了古代佛经翻译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直译和意译的交替,论述了佛学与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融合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20世纪20 年代初,梁启超开始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佛经文化史,发表的有关佛学的文章曾两次编辑出版。第一次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编辑出版的《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分为上、中、下三卷。第二次是上海中华书局于1932年编辑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了梁启超的佛学研究文章18篇。梁启超对于古代佛经翻译的研究便始于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关中国和印度佛教史的,二是有关佛经翻译的,三是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四是关于佛经典籍考释的。1936年,为了更好地推介梁启超对佛学的研究,中华书局又将这些文章专门从《专集》中抽出,编为单行本刊行,这便是著名的《佛学十八篇》。梁启超通过对佛经的深入研究,否定了“汉明永平求法”的传说,认为佛教输入的时间“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他又提出《四十二章经》系晋人假托,并不是中国第一部译经,这个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虽不能据以做为定论,但无疑对研究佛经翻译的起点可提供一说。
梁启超对佛经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与翻译关系最大的还是他对佛经翻译发展不同时期的划分和翻译文体的论述。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中首次总结了古代佛经翻译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直译和意译的交替。梁启超说:“译事之难久矣;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然兼之实难,语其体要,则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梁启超正是依据严复“信、达、雅”的标准,重新审视了古代的佛经翻译,并把古代的佛经翻译分为三个阶段。
1 佛经翻译早期阶段。梁启超认为佛经翻译的第一阶段大约处于汉末、三国两晋间,其标志为外国人主译,其特点是口授(口述)和笔受(笔译)分家。在文体上就是“未熟之直译”与“未熟之意译”的启蒙时代。这一阶段共译佛经近570部,支谶、支谦、安世高(安清)、竺法护是最杰出的代表。支谶是我国第一个传译和传播大乘佛教般若理论的僧人,他主张译经必须“弃文存质”,即不重文词,但存本质。他和安世高一样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直译者代表。支谦(公元三世纪人),字恭明,佛经翻译家,他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观点涉及翻译的哲学本质问题、翻译美学问题,如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以及翻译标准问题。有学者认为,在1700年前,支谦的序文中所论述的翻译标准,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奠基石,它为严复最后形成并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有力的理论支撑。但由于当时口授者并不熟悉汉语,笔受者也很少明白梵文的经意(“梵旨”),其所译经主要是修饰辞藻,希望取得世人的赞同。因此梁启超说:“其在启蒙时代,词义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若此者,吾名之曰未熟之直译。稍近,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之意译。”稍后,人们才开始觉察这样的译经不妥。比如后来罗什的弟子僧睿论旧译《维摩》时说:“见什(即鸠摩罗什)师后,始悟前译之伤本,谬文之乖趣。”罗什看到《大品般若》旧译,也说译本“多纰缪失旨,不与梵本相应”。这些翻译观点涉及翻译的哲学本质问题、翻译美学问题、如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以及翻译标准问题,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奠基石。
2 以道安、鸠摩罗什为代表的翻译阶段。这一时期大约处于东晋到隋代。在文体上处于直译和意译的交替阶段,照顾要标志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担任主译,其中有道安、鸠摩罗什、慧远、彦琮等。道安(314—385),东晋、前秦高僧,翻译评论家,在佛经翻译事业上贡献甚伟。他主持佛经译场,精审已译经典,厘正译经文体,主张“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他未曾自己译经,但苻秦时代之译业,实由他主持,翻译文本,由他厘定,所以梁启超称道安“佛教第一建设者”、“实译界之大恩人也”。他译经务主质朴,即主张直译。他说:“支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译”的翻译理论,对我国传统翻译思想影响颇大。梁启超说:“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鸠摩罗什(350—409),后秦高僧,古代佛经翻译大师。他遍理名师,先学小乘,后学大乘,佛法精深,声望甚高。一生译佛经74部,384卷,著名的有《大品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等。梁启超谓“鸠摩罗什者,译界第一流宗匠也,彼为印度人,深通梵语,兼娴汉语,其所主张,与道安稍异。”罗什尝与弟子僧睿论西方(指佛国的西方)辞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罗什的认识和道安不同,在他看来,由于梵汉文体悬殊太大,完全的直译,令人难以索解,倘若参以意译,会使译经更加完美。加之罗什“秦汉两娴,诵写自在;信而后达,达而后雅”,故僧肇论他的译经,“陶冶精求,勿存圣意。文约而诣(畅达),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所以罗什的翻译能做到“信而后达,达而后雅”。这是鸠摩罗什基本翻译思想。他强调翻译必须传达原文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
3 以玄奘、义净和不空为代表的翻译阶段。这一时期主要由中国人担任主译,主要特点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其中玄奘是主要代表人物。玄奘(602—664),通称“三藏法师”。他全部精力均用于佛经翻译,成就辉煌,贡献巨大。玄奘是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翻译主张意译与直译的结合。玄奘精通梵文,译笔精美,译风严谨。玄奘的译经与前代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唐代之前的译经“口受”与“笔受”分离为二,玄奘译经则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译文如何,全由译者一人决定。由“口授”和“笔受”的分工合译,过渡到一人独译,这是翻译事业的一大进步,也是翻译质量得以提高的一大关键。他的译经为世人所推崇,时人评玄奘译佛经曰:“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以梵语倒写本文,次乃迥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向,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译,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梁启超说:“大抵初期译事所以不振,全由口笔分歧,不能通会。若笔受(笔译)之人,亦谙梵语,庶有可观;否则论谬诘鞠,不胜其敝。”而玄奘不仅精通梵文和汉语,且深通教理,有此等条件,自然在译经史上开创了一新局面。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彦琮所谓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也,大抵欲输外国学术以利本国,断不能以此责任诿诸外人。自隋以前,诸经译主,什九梵僧,梵僧如罗什者,能有几人。自唐以后,玄奘、义净自揽元匠,此则译业所由造于峰极也。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翻译主体的这一变化,开创了唐代佛经翻译的新局面。
佛经翻译的过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佛学对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文化融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认为“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使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阀,使不能相闻,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存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这种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了佛学翻译的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梁启超明确指出:“凡一民族之文化,起容纳性愈富者,起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发生莫大变化,即文学界亦然。”从这个角度看,佛经的翻译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具有广阔的文化意义。以文学为例,佛经翻译至少对中国有三大影响:。
一是佛经翻译当中直译和创造了大量新名词,例如众生、三界、法界、世界、因缘、果根、不生不灭、无明、刹那等,据统计达3.5万多个。新名词自然和新思想、新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语的流传过程,不仅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语言,而且也使人生产生了新的意境和追求。
二是使汉语语法和文体发生某种变化。所译佛经皆受外来语言格式和色调的限制,流传既久,约定俗成,汉语语言即注入了新的格调。佛经中译本和汉语相比,至少有十大不同:佛经一般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既不用骈文家之绮丽词句,亦不采用古文家之绳墨格调;倒装句极多;善于运用提挈句法;一句中或一段中含解释语;常复述前文;词多连缀,含无数形容词;同格的语句,铺排叙例,动至数十;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全文多为无韵的一首诗歌。及至宋代,随着佛经数百年的传诵,汉语中也或多或少渗入了上述十个方面的特征。梁启超指出:“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这种看法符合佛典中译的历史实际。
三是影响了中国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中国古代文艺中多可发现佛经的影子。梁启超认为,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影响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和创作,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必然有所反映。而且佛经本身就是上乘的文学作品,当其译为中文后,为许多人所仿效。梁启超认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用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即明清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之流。”梁启超曾说过一段很能揭示其规律的话,他说:“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寝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
四 结语。
梁启超对于中国佛经翻译阶段的划分及直译、意译交替的总结,无疑有助于翻译史的研究,同时他研究这个问题还别有深意。他说:“吾草此章,本图略述,及其脱稿,忽数万言,词太繁芜,惧致厌读。然吾所以不避者,以我国吸受外来文化,此其为第一度,在国史全体上,实占最重要之位置。……且今日则其第二度行至矣。我先民之精神,在在足资奋发,其长短得失,亦一一可取鉴。夫吾之言,则岂仅为望古怀旧而言也。”他认为近代的翻译事业,是继古代佛经翻译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借鉴佛经翻译的经验、教训,将有助于近代翻译的发展和提高,由此看来,他研究佛经,正如他从事其他文化学术活动一样,均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借古鉴今,以发扬光大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更好地促进、推动今日的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陈士强:《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校读记》,《书林漫步》,1992年版。
[2]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5] 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李兆国,男,1972—,山东邹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史、文学史、英汉文化对比与翻译,工作单位:聊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