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中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秦兆阳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杰出代表。主编《人民文学》时，他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信是他1958年被划为“右派”的关键原因；主编《当代》时，他终审否决张炜的《九月寓言》郑重其事却又耐人追问；临终前，他郑重提出他那一代编辑家的主体价值及其重要理论困惑，这些均为秦兆阳研究中的关键节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应以“书和人和我”为核心展开对编辑家的结构化研究。
关键词：秦兆阳；邵荃麟；《九月寓言》；《人民文学》；《当代青年》。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155—09。
秦兆阳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家的杰出代表。秦兆阳及其编辑实践在中国当代编辑史上具有独特价值，秦兆阳研究对编辑学、中国当代编辑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
在秦兆阳研究中，目前需要回答的有五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问题、秦兆阳致邵荃麟信的影响问题、《九月寓言》的鉴审分歧问题、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主体价值及其评价问题、编辑家的研究方法问题。它们处于不同层面和维度，但均为秦兆阳编辑实践、个人命运及其研究的重要关键点，解析其内在关系，可深化对编辑家秦兆阳的内在认知，引导秦兆阳研究走向深入，进而更全面地把握他在中国当代编辑史上的独特意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问题已有另文探讨。本文集中探讨后四个问题。
此问题属于以编辑家秦兆阳为核心的关联性研究，意在通过对一个现存观点的进一步分析，描述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遭遇，揭示他们所处的媒介生存环境及其悲剧成因，从而推动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长期以来，因受批判秦兆阳文章的影响，文学界、出版界较普遍地认为秦兆阳因主编《人民文学》时直面现实、锐意改革而罹祸。秦兆阳去世后，他女儿秦晴找到并公开发表了秦兆阳1957年5月31日、6月14日致邵荃麟的信，并转述了秦兆阳生前的一个观点：“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却种下了极大的祸根”。秦兆阳因信致祸说还见于他1978年9月写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申诉材料：“直到1958年7月我在‘结论’上签字时，郭小川同志才告诉我：‘这次要斗倒丁陈是毛主席指示的，你怎么能给党组写那封信？’我不是丁陈小圈子里的人，又是党组成员，为什么事先不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为什么某些应该知道此事的同志也都不知道？像这样把底牌捏在手里，利用党的会议来测量干部对某个个人是否忠心，我认为是不正当的错误的手段；因此我对这个会的抵制是对的，怎么能说是反党？”。
记得1956年文艺界发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秦兆阳适请创作假在外。大家都知道，秦兆阳从来不会拉帮结派，与丁、陈素无瓜葛之嫌。他不想参加运动，只要静悄悄地躲起来就是了，谁也不会想到他，要把他揪回来。可是他偏偏要引火烧身，主动写一封长信给作协党组书记声言反丁、陈的斗争实质上只不过是丁（玲）、陈（企霞）与××、××之间的宗派纠纷。所以不准备回作协参加运动了，请求作协党组延长他的创作假。由于有这一段话，秦兆阳就非打成右派不可。但这封信的内容是不能公开的，所以就揪住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来大做文章，硬说这一谬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极右的表现。调子是上头定出来的，谁还敢提出异议呢？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提倡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
李清泉的类似遭遇可以佐证黄秋耘所说。秦兆阳离任《人民文学》后，李清泉接任。他“执行作协领导的指示，大胆果断，贯彻‘双百’方针毫不迟疑”，“编出了体现‘双百’方针的《人民文学》5、6月号和7月革新特大号”。紧接着“反右”扩大化，姚文元等人发表长文批评《人民文学》代表了修正主义创作逆流，革新特大号被说成“毒草”专号。“耿直的李清泉贴出一张小字报，其大意谓若说《人民文学》成了修正主义逆流，作协某些领导人也有其责任。李清泉不久被划为‘右派’，成为《人民文学》被划右的第一个领导干部。”郭小川1957年11月27日记载：“下午，讨论批判秦兆阳会议的准备工作，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会议结束后，又谈了一下是否划黄秋耘、李清泉、秦兆阳的右派分子的问题。”秦兆阳1958年4月12日被划右派。
这里有必要交代信的由来、内容与表达方式。屈于1956年第9期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编辑加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巨大压力，秦兆阳1957年2月1日起请假学习，不再负责《人民文学》编辑工作。当年5月中旬请创作假去北戴河写作。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为张罗讨论丁玲、陈企霞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写信给党组成员秦兆阳，希望他回京出席会议。秦兆阳两次回信谈及个人看法。5月31日信拒绝回京开会，实际上6月初他回京参加了两次党组扩大会。会后，他6月14日主动致信邵荃麟。
既然秦兆阳因信致祸，他是否有可能不写这两封信呢？单从其性格考量，不太可能。秦兆阳曾这样自我剖析：“从很小的时候起，故乡的父老们就给我起了个‘板大先生’的绰号。板者，古怪也，遇事爱咬死理和不通常理也。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本性难改。”就因为“爱咬死理”，加上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忠诚，对文艺界精诚团结的期盼，他在信中再坦诚不过地对文艺界的核心领导人提了意见：
我的意见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的态度。一切自以为是和舍本求末的办法都只能加深矛盾。我认为周扬、默涵、甚至乔木和陆定一等同志应该参加作协的一定的党内外的会议，该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该听的听，该检查的检查。我认为刘白羽同志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切实地虚心地正视问题，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个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如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不会提这些意见的。
假使他能得到组织关怀而被打招呼，他绝不可能写这两封信。这就是1957年历史的玄奥之处。毛泽东1957年5月15日起草的标志着下决心开展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公开发表前曾作为机密文件下发。“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王蒙在1957年5月曾被通知去北京市委机关看一个文件，等了几个小时，又说不去了，王蒙认为这是改写他命运的关键情节。同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那几天与王蒙经历相似，但结果相反。他回忆说：“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个幸运儿……不会当‘右派’了。”秦兆阳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没有让他看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