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桑塔格 桑塔格为什么反对阐释
中国掀起“桑塔格热” 2004年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在美国去世，彼时对于大洋彼岸的中国人而言，这还是个陌生的名字。
而如今，相隔不过五六年的时间，“不在场”的桑塔格却已然在中国开辟出了广阔的市场。
迄今为止，几乎桑塔格所有的著作均被译为中文，好几部作品还一度登上畅销书榜单。
自2004年至2010年，以桑塔格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就有几十篇之多，有关散论更是层出不穷。
桑塔格的迅速“走红”暗合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人身上的“偶像”气质：她以一种缺席的方式阐释了她超越时空的“在场”。
中国的“桑塔格热”是与近几年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新一轮桑塔格研读热相接轨的。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桑塔格就一直处在批评界的热切关注之中。
几乎她的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可谓出版界的盛世，她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能引发激烈的论战。
2004年之后，批评界和大众对她的热情再度被她的离世所激发。
自2004年至2010年，在美国就有克雷克・塞利格曼的《桑塔格与凯尔：相异性吸引了我》(Sontag&Kael：OppodtesAttractMe，2004)、大卫・里夫的《死海遨游：一个儿子的回忆录》(Swimming In A Sea ofDeath：A Son"sMemoir，2008)、人菲利普・罗佩特的《桑塔格札记》(Notes On Sontag,2009)以及芭芭拉・程与杰妮芙・瓦格纳、罗洛共同编辑出版的《桑塔格的丑闻》(The Scandal of Susan Sonrag,2009)等多部专著出版。
这些专著既有传记性的介绍和评论，也有从不同视角对桑塔格在文化、政治、文学评论、艺术、创作等不同领域内的贡献进行研究的最新文章，代表了桑塔格研究在美国的新发展。
桑塔格在中国的迅速走红，在笔者看来，与以下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译介的推动。
自2002年起，南京译林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多部桑塔格的小说和批评文集的译本。
《世界文学》、《译林》、《外国文艺》等刊物也不时刊登桑塔格的译作或评论文章。
这些译本的译者多是资深的翻译家和学者，优秀的译本质量无疑促进了桑塔格在中文世界的流行。
桑塔格关注的论题诸如艾滋病、恐怖主义、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作用、个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困惑与求索等引发了许多当代中国学者的共鸣。
桑塔格犀利、直率、警句格言式的文风，特立独行的做派，甚至她的美貌和传奇式的个人经历，又为她增加了不少神秘色彩和魅力，迎合了中国当下文化消费市场的需求。
一句话，桑塔格既“精英”又“大众”，是个有深度又有趣味的“消费对象”。
“分裂的”桑塔格 在桑塔格去世当天，《纽约时报》刊出了一篇悼念文章，其中这样描述她： 40年来，公众对桑塔格的解读极度分裂、不可调和。
她被截然不同的词汇描述着：引发激烈争议的，虎头蛇尾的；创造性的，模仿性的；幼稚的，深奥的；亲切的，冷漠的；傲气的，亲民的；拘谨的，放纵的；真挚诚恳的，矫揉造作的；隐忍克己的，骄奢淫逸的；左翼激进的，右翼保守的；深刻的，肤浅的；热情的、冷血的；固执己见的，优柔寡断的；清晰的，含糊的；狂热的，理智的；疏远冷淡的，热情洋溢的；中肯的，过时的；模棱两可的，坚持不懈的；狂欢的，忧郁的；幽默的，古板的；面无表情的，激情四射的；暴躁的，聪慧的。
但没有人说她是枯燥乏味的。
(New York Times，12／29／2004) 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美国最智慧的女人”并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批评界奖”(197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1年)等一系列重要奖项的桑塔格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奇女子?为何引发了公众如此矛盾的、纠结的情感呢? 细说起来，桑塔格与中国的缘分就孕育在她的“孕育”过程中：她原名苏珊・李・罗森布莱特(sllsan Lee Rosenblatt)，于1933年1月16日出生于纽约。
父母均是犹太人后裔，在中国天津做毛皮生意。
桑塔格一直由奶奶抚养，直到1938年父亲在中国去世，母亲才回到美国。
1945年，母亲改嫁，苏珊于是改随继父的姓氏“桑塔格”。
桑塔格早慧，酷爱读书，涉猎广泛，16岁时就已念完了中学，然后只用两年的时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
1957年，桑塔格获得哈佛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先后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学习。
1961年，她开始写作评论文章。
1963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恩主》问世。
1966年出版的第一部批评文集《反对阐释》使她一跃成为文化界的名人，并塑造了她前卫的文化批评家的形象。
自此，桑塔格开始在文学、文化、政治、艺术等各个领域持续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到了20世纪末，桑塔格已成为在世界范围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小说家、评论家、公众知识分子，以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睿智的思想、直面权威的勇气而著称。
这样的一份人生履历简直是“美国梦”的经典版本!而桑塔格特立独行的风格又赋予了这一版本许多的传奇色彩。
桑塔格是才女，也是美女；是精英知识分子，也是大众文化的代言人。
她为《党派评论》这样的刊物撰稿，却也在《时尚》、《花花公子》上露面。
桑塔格不平凡的感情生活也为人们津津乐道：17岁的桑塔格与28岁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讲师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相识10多天后闪电完婚。
1953年，她生下儿子大卫・里夫(David Rieff)，不久即与丈夫分居，并于1959年正式离婚。
之后，她拒绝了丈夫的经济资助和补偿，只身带着儿子到纽约闯荡，从此一直独身。
她在16岁时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其与美国著名艺术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露辛达・蔡尔兹、安妮・莱博维兹等人的亲密关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前卫”的行为，加剧了人们对桑塔格的“分裂”的印象，有人视之为伤风败俗而难以接受，有人则把她当作时代英雄而加以膜拜。
桑塔格率直任性的作风为她召来不少敌意。
她对自己的好恶不加掩饰，有时甚至言辞激烈。
她嗅觉灵敏，总是以权威的立场及时地对文化领域内的新气象、新事物做出自己的评判。
此外，桑塔格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一系列敏感的政治事件中：她探访战争中的越南和萨拉热窝；声援收到“死亡追杀令”的英国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甚至在911事件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谴责美国的霸权政策。
可以说，“有多少人爱她，就有多少人恨她”(张卫华语)。
有人认为桑塔格的创作与她的声望严重不符，“她的思想质量与她在美国文学界享有的卓越地位是不相称的”(瓦尔特・肯德里克语)。
与她一起被视为 美国最出色的批评家的欧文・豪(Irving Howe)就直言桑塔格的思想没有任何的创新性，只不过是“一个能把祖母的旧补丁翻制成新花样的写手”。
归根结底，争议源自于桑塔格本人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源自于桑塔格的不同身份和她所承担的不同角色。
对于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桑塔格不但不去遮掩，却反而在写作中、在行动中予以彰显，这就加剧了我们对于桑塔格的“分裂性”的认识。
桑塔格的“硬”与“软” 批评家、公众知识分子、作家，这是桑塔格显现在大众面前的最重要的三个身份。
有趣的是，桑塔格以不同的姿态阐释着她不同的身份：作为批评家的桑塔格犀利、尖锐、直接，以“剑走偏锋”的策略发现新事物、表达新观点、引发新争议；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桑塔格热情、勇敢、正直，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她对弱小的支持，对公平、正义、和平等普世价值的拥护；相对于这两种身份，作为作家的桑塔格则更为矛盾、复杂、多变。
文学这种“虚构”的体裁为桑塔格的思想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让她可以在此更自由、更多元地进行自我的表达。
如果说作为批评家和公众知识分子的桑塔格是激情洋溢的桑塔格，是属于公众的桑塔格，那么作家桑塔格则是忧郁沉默的桑塔格，是属于私人的桑塔格。
前者表现出的是桑塔格硬朗的“外壳”，后者表现出的则是桑塔格柔软的“内核”。
桑塔格在《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样式》、《在土星的标志下》、《重点所在》、《与此同时》等批评文集中，运用她最擅长的随笔形式，通过对她所“欣赏”的作家、作品的评说，表述她本人的思想和见解。
在桑塔格的视野中，有本雅明、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布罗茨基、萨特、加缪、尤内斯库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更多的还是在当时并不为美国民众所熟悉的欧洲先锋艺术家：西蒙娜・韦伊、米歇尔・菜里斯、娜塔莉・萨洛特、罗贝尔・布勒松、艾利亚斯・卡内蒂、安托南・阿尔托等。
在一定程度上，桑塔格担当了“欧洲先锋文化在美国的传播者”这样一个角色。
然而桑塔格的介绍绝非流于表面，她以犀利的眼光直抵艺术家内心世界，以权威的语气断言艺术作品的得失。
虽然总难免有失偏颇，但对于厌倦了被“铁板一块”似的沉闷气氛包围的美国思想界而言，桑塔格的声音不免让人耳目一新。
通过为别人立传，桑塔格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形式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体系，响亮地提出了“反对阐释”、“坎普”、“沉默的美学”、“新感受力”等理论和主张，迎合并丰富了60年代大否定、大反叛的文化语境，或者说是为60年代树立了新的美学标准。
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桑塔格，并不在于他们的形式如何新颖，而在于他们在思想性上的创新。
同样，桑塔格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不在于她对艺术与艺术家的具体品评，而在于她品评这些作家、作品的方式，以及她在这一评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和智慧。
正如她的传记作者所言，“苏珊・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的一大礼物是告诉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
”桑塔格倡导我们用新的眼光、新的价值和道德体系来看问题、做事情。
《论摄影》、《疾病的隐喻》、《关于他人的痛苦》等归根结底并不是摄影、疾病、战争等专业领域内的专业著述，而是有关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倡导书。
桑塔格倡导我们抛却历史的、内容的、阐释的束缚，回归艺术本身，用感性的、形式的、沉默的方式去感受艺术、解放艺术。
桑塔格和其艺术本身都具有一种批评和怀疑的精神，一种否定和超越的精神，一种自我修正和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被桑塔格在批评文集中坚定、响亮地提了出来，在一系列政治和文化实践活动中毅然决然地做了出来。
然而，在桑塔格的虚构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创作中，它却是以更委婉、更复杂、更游移不定的姿态显现了出来。
桑塔格最钟爱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身份，这意味着接近桑塔格的小说才能接近桑塔格的心灵。
无论是发表于60年代的两部长篇小说《恩主》与《死亡匣子》，还是主要创作于70—8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抑或是写于90年代的《火山恋人》与《在美国》，桑塔格全部的小说中有着始终如一的主题――自我寻找和自我超越。
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与桑塔格一样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知识分子，他们都陷入身份丧失、主体分裂等精神危机之中。
面对危机，他们几经挣扎，还是只能躲入幻想和艺术世界里去实现精神的救赎。
用艺术拯救生活的梦想虽然美丽，但也只能流于空想；虽然是空想，但却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也体现着存在主义者用自我选择去介入生活的努力。
如果说在文艺批评和社会活动中，桑塔格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激进的先锋派”，一个勇敢地对主流文化和思想说“不”的思想家的话，那么在小说创作中，桑塔格则更为坦率地展示了她徘徊在沉默与激情之间，体味着自我之痛的心路历程。
在这“软”与“硬”之中，表达出的则是同样的内容：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与社会担当。
“唯美主义者”与“道德家”的悖论 在1962年的一篇日记中，桑塔格写道：“我通过写作来定义自己。
通过与自己所欣赏的作家(无论是在世的还是已逝的)，以及心目中理想的读者之间的对话，来定义自己。
”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评论中，桑塔格笔下或真实或虚幻的人物，就是一个个投射了桑塔格影子的“他者”，是一个个“实验性的自我”。
桑塔格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和解读，表达了探索不同种类生活的可能性，也坦率地承认了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的矛盾和困惑。
有论者指出，“在这一切的复杂性中，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是桑塔格自身的矛盾――思想与感情，良知与感性，道德与美感，渴望叛逆，同时需要秩序。
这是以桑塔格为代表的一代人所面临的社会和自我的冲突，也是那一代人的矛盾心理和精神困境的症结所在。
”桑塔格声称自己是“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还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道德家”。
在这双重身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悖论。
这一悖论体现了桑塔格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思索，对自己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选择与定位的困惑和犹疑。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精英群体，向来被认为是大众思想的启蒙者、社会活动的引领者，是民众的“导师”与“领袖”，是正直、正义、正气的代表。
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核战争的威胁，种族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和平、民主进程的不断受挫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既凸显出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关于“大同世界”的构想的虚幻性，也暴露了一些知识分子在权力和暴力之下或唯唯诺诺、噤若寒蝉，或见风使舵、自吹自擂的表演。
一些人于是断言知识分子已经背叛了自己的道德和 良知，投向了权势和利益的怀抱，参与到了权力的制定和运作过程中，走向了大众的反面。
英国著名的批评家、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Tohn Carey)1992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一书，就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知识分子的高大威猛形象。
凯里考察了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传统，指出知识分子为了抵制大众文化的兴起对他们的文化霸权所构成的威胁，他们自我拔高为“天生的贵族”，而将大众塑造为低劣、无知的代名词。
“我觉得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是围绕这样一个原则形成的，即排斥大众、击败大众的力量、排除大众的读写能力和否定大众的人性。
” 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新语境下，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精英与大众两种文化取向之间，知识分子究竟应该作何选择呢?进入20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折磨着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
一方面她尖锐地批评知识分子丧失自己的立场和操守，向权威屈服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她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一味地迎合大众同样会使知识分子丧失自己的批判性和存在的价值。
尽管隶属精英文化群体――“纽约文人集群”，尽管也被视作大众文化的代言人，桑塔格更像是游离在这两种文化类型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人。
在桑塔格看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他们不可缺少的品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就是他们的道德意识。
背负着这样的道德意识，桑塔格热情洋溢地奔走呼喊，旗帜鲜明地著书立说，以一种先驱者的姿态投入到破旧立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去。
但这样的道德感，也让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成为萨义德所定义的“流亡者和边缘人”，他们也不时地觉得曲高和寡，承受着不可避免的孤独。
现实的孤独感又让他们退缩到艺术世界中，在艺术的乌托邦中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赎。
桑塔格身上既有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的“务实”精神，也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务虚”思想。
桑塔格左手执矛、右手持盾，一面在评论和社会活动中塑造着战斗者的英勇形象，一面又在小说中检视着孤军奋战的孤独和迷茫。
决不放弃自己的战斗精神，决不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决不放弃自己的“乌托邦”梦想，决不屈服于任何企图同化自己的力量!桑塔格留给我们的遗产就是她对现世的关怀和悲悯，是一个独立、正直、智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孤独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