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的思念
摘 要：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侧重文学与时代、历史、社会的关系，包括作家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文学和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而在作家研究中，对作家的交游研究可对文学文本形成注解，有助于打开研究视野，从侧面了解作家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分析作家创作的动机。本文通过梳理作家梅娘与赵树理之间的交往经历，分析不同语境和政治背景下二人思想的差异，旨在提出这份友谊对梅娘极其创作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
1、梅娘。
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对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兴起，带动了对北方沦陷区女作家梅娘的研究。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 1937—1949》第4 卷，收入了梅娘的短篇小说《黄昏之献》。由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体制中的特殊地位，该书系把梅娘等沦陷区作家纳入的意义，还是有所不同的，具有指标性。[1]。
梅娘，原名孙嘉瑞，祖籍山东招远。1920年出生于海参崴，自幼在长春长大。梅娘自幼聪慧好学，十岁时就考取了吉林省立女中初中一年级的插班生。入学考试，一篇洋洋洒洒的五百字作文——《话振兴女权之好处》震惊四座。“九一八事变”爆发，梅娘辍学与家人旅居外地。于1935年回到长春，随即考入了吉林女子师范高中部。女高国文教师孙晓野看重梅娘，将她高中时候的习作集整理成册，取名《小姐集》，助其出版。《小姐集》出版，将梅娘推入满洲国文坛。之后梅娘父亲去世，她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梅娘吸收了大量的文学养料，也收获了爱情。在日本的内山书店，她意外地读到了许多在东北被列为禁书的中国新文学作品：郁达夫、茅盾、郭沫若、王统照、邹韬奋、朱光潜、萧红、萧军， 她甚至还读了鲁迅的几乎全部创作和译作。也是在内山书店，她遇到了同是在日本求学的柳龙光，二人不顾家里反对，1937年结婚。1942年回到北平定居。梅娘在隶属武德报社的《妇女杂志》任编辑。在北平期间，梅娘的创作达到巅峰，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族系列小说《蚌》、《鱼》、《蟹》。1949年，梅娘丈夫柳龙光在太平轮海难中不幸逝世。而此时身在台湾的梅娘，拒绝了台湾和日本大学聘其任教的邀请，毅然决然回到祖国北京。据梅娘自己回忆说，柳龙光是执行中共北方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派给他的任务，到台湾去说服一个内蒙王爷投降，在从上海又返台的时候罹难。但并没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柳龙光的身份和行动，所以留下了一个历史谜题。然而，梅娘回到北京后，首先找到的就是刘仁，在刘仁的安排下，梅娘加入了由赵树理任主席的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杰出和特殊的作家。他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有地道的农民气质，能自然自在地写出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他成功的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2]他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讲述了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并揭示了农村中旧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周扬曾经评价，说他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3]。
1941年，赵树理同王春、林火等人发起成立通俗化研究会将文学作品通俗化作为其努力方向。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文艺通俗化、大众化成为主流。这更坚定了赵树理将此路走下去的信心。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口语化、通俗化的小说作品。
1949年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了文艺界人士的汇聚地。1949年10月15日，成立了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赵树理为主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就发展壮大， 编辑出版了《说说唱唱》月刊和《大众文艺通讯》双月刊， 出版多种大众文艺丛书， 发表文字240 多万字。[4]而梅娘与赵树理之间的特殊情谊也从这里起始。
梅娘在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的杂志《说说唱唱》做编辑，二人接触不多，但赵树理却给梅娘留下了颇深的印象。赵树理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将从伪满洲国文坛成名的梅娘排斥在外，反而十分热情的接待她，称她为“同志”。这让梅娘感激不已，终生难忘。
1952年，梅娘调入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剧，由于要写一个有关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系列电影脚本，梅娘于1952年春季来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体验生活。凑巧的是，当时赵树理也在这个村子体验生活。赵树理和村妇女主任一起接待了他，这让梅娘喜出望外。“老赵，和我在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接触时一样，微微地笑着，神态诚挚又怡然。我高兴极了，相信他会在以后的共处中给予我众多教益，他一向的坦诚将使我毫无疑虑地吐露心曲。”（梅娘，《回忆赵树理》）。
梅娘说赵树理是她的楷模，他身上一心为民为党的深情震撼了她。但是，二人的人生经历和政治面貌截然不同，也使得二人后来相处过程中有那么两次“消失笑容”和一次“愕然”。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张泉选编的《梅娘散文小说集》中收入梅娘两篇散文。一篇是写于1983年的《赵树理与我》，一篇是写于1989年的《一段往事——回忆赵树理》。这两篇文章中，梅娘回忆了在平底村二人之间的这几段插曲。
起初，当梅娘来到要入住的窑洞，却发现自己的书桌竟然是一口白木茬的棺材，并说了一句“放着好好的门窗不做，却偏要打棺材！”时，赵树理愕然了，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瞧了梅娘足足有一分钟。第二次是为了女房东夏景办离婚。夏景生的俊俏，然而丈夫从军七年却毫无音信，梅娘便想着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帮夏景办离婚手续，去找赵树理商量。刚提到离婚的话题，赵树理脸上的笑容再一次消失，并严重反对梅娘的提议。认为在革命老区，像夏景一样的妇女有很多，如果帮助了夏景，这个家就会分崩离析，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梅娘还是被饱含同情却也无奈的赵树理给说服了。自己留下了沉沉地悔恨。而那次愕然则是因为一顶八角帽。八角帽是当时女干部最流行的装束。赵树理想着要给梅娘也做一顶戴着，然而梅娘并不欢喜，认为男女不应该一样装束。对赵树理说：“我戴上八角帽，也戴不出共产党员的风采。”老赵听了，又愕然了一刹那。这几次的经历使两个人都深刻地意识到二人的背景巨大的差距。
从1952年起，梅娘经历了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中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遭批判。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因经历复杂被打成“日本特务嫌疑”。1957年，被划为“右派”期间，二女儿生病死于救济院。1961年，劳动改造期满，成为无业人员，干过无数苦工以为生计。文革期间，梅娘的小儿子不幸患上急性肝炎，因无钱医治和缺乏营养去世。也是文革期间，大女儿柳青又与其断绝了关系。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青年丧偶，中年丧子，仿佛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集于她一人身上。但相比于赵树理，梅娘还是幸运的，至少她保住了性命。而赵树理却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不幸去世。1978年，梅娘平反，恢复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公职。复出之后，与文学创作绝缘了将近四十年的梅娘又重新执笔，写了多篇小品、游记和回忆录。而最让梅娘倾注心血的则是翻译日本驹泽大学教授汉学家釜屋修的《中国的光荣与悲惨——赵树理评传》。
建国初期，与赵树理的相处，始终让梅娘难以忘怀。这位身上有着浓浓乡土气息，对革命对人民始终热忱的老作家，在思想上给了她极大地震撼，在生活上更给予了她更多的关怀。所以，当八十年代初，梅娘在偶然间看到釜屋修的《中国的光荣与悲惨——赵树理评传》的时候，就下决心要将此翻译出来，也算是对昔日的“老朋友”的一种思念和偿还。在给董大中的信中说：“您的信使我非常高兴，特别是知道您早有译赵之评传的动意。解放初期，与赵树理同志的相处，至今如在眼前，译赵评传，是我的心愿。”①。
在翻译的过程中，梅娘也总是饱含深情。“那翻译，不仅是词句上的准确转换，而且是每一组遣词，都缠绕着我的苛求：我苛求所有的词语都是最恰当的，不仅符合愿意，而且潜含着原书的风采。”②2000年，中译版本《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梅娘的翻译不但在外在形式上力求准确，而且刻意在内容上抓住研究对象赵树理和研究者釜屋修的精髓。对此，釜屋修和董大中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釜屋修看了梅娘的译文之后，从梅娘的译笔中发现了“梅娘对赵树理怀有很深的友谊之情。”[5]此后，梅娘还翻译了釜屋修先生的另一篇文章。1986年，釜屋修先生到太原参加赵树理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二次赵树理学术研讨会，介绍了自己的一篇将赵树理和伊藤永之介作对比的学术论文，并在回国之后继续搜集资料，继续将文章做扩充。
梅娘复出的二十余年时间中，她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去翻译日本学者所写的有关赵树理的论著。此外，梅娘还参加了1992年在北京举行的赵树理研究会，以及1996年，由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联合举行的赵树理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并做了发言。梅娘对赵树理的情谊之深，思念之切，对二人之间友谊极其珍惜和爱护。几十年的光景，对于整个宇宙空间来说，只是眨眼间，而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却是漫长而又苍凉。这其中物是人非，沧海桑田，许多当初鲜活的生命，无声无息中失语甚至消逝。梅娘能在经历过人生的繁华与炎凉，苦难与悲痛后，心里还保有对朋友真挚的情感，对生命的敬意，所以梅娘的作品成就高，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就是因为她有一个伟大作家该有的悲天悯人的胸襟和情怀。
注释：
参考文献：
[1]张泉.从文80 载的梅娘和成为研究对象的梅娘》[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4）：84—96.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66.
[3]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487页.
[4]苏春生，从通俗化研究会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兼及东西总布胡同之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02）：202—206.
[5]日本《中国季刊》1994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