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年红薯香:难忘红薯香
大凡四川人没有不知道红苕的,其学名叫甘薯,是农民最常用的猪饲料,也是尚在贫困线上徘徊的农家的主粮。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
一场蔓延全国的大饥荒,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尝到了饥饿的滋味。
那年月,最遭殃的自然是我们学生,长身体的时候却吃不饱饭。
每天上午上到最后一节课时,就饿得吊不上气了,头晕眼花,浑身无力,不停地吞清口水。
老师讲的什么根本听不进去,一心只盼望下课的铃声快点响。
好不容易下课了,大家急忙抓起小脸盆般大的红土碗就往食堂跑,排队等分饭的人在自己的碗里舀上几勺糊糊。
那时每人每顿的口粮只有3两5钱,又没有其他副食品,怎么吃得饱呢!上面指示“低标准,瓜菜代”,厨房的师傅们在做饭时便掺上一大锅水,将学生一顿的口粮打成粉搅入。
稀糊糊中偶尔有几小块红苕,谁舀到便像交了好运,那高兴劲儿不亚于捡到了金子。
喝糊糊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分配不公”。
掌勺的人如果有私心,遇上班干部、团干部或和他关系好的人,便将勺子伸到下面一阵搅动,干的就被搅上来,舀给他要讨好的人。
其他人来领饭,掌勺人只舀不搅动。
饭自然就很稀。
除早餐仍喝糊糊外,其余两餐均按定量将米装在罐子里,所有的罐子全都放在一个大瓮子锅里蒸。
饭蒸熟后,各人的罐罐各人领。
当时每人每顿3两5的定量不知被谁克扣了,拿到手的常常只有半罐罐饭。
罐罐饭仍然吃不饱,农村来的同学就从家里拿一些干青菜剪碎了加在自己的罐子里。
也有人在里面加几坨红苕。
不过那是家境稍好一点的。
有一天,我领到自己的一罐饭,发现里面卧着一根红苕,我一下愣住了。
我的家住在县城,哪有红苕来加,我想一定是有人放错了。
正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赵玫却在一旁笑,我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也不好意思吃女同学的东西。
她却说女生没得男生饿痨,不加红苕也能吃饱。
我就没再推辞。
几口就吞下了那根红苕。
我的成绩比较好。
常常为她讲解作业上的难题。
算是一种回报吧。
饭吃不饱,参加劳动的时候却特别多,此举叫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说是能够“改造思想”。
有一次,我们班去一个边远山村战“四秋”。
具体任务就是帮生产队挖红苕。
劳动结束那天,生产队想偷着给每个学生发几个生红苕。
但红苕是粮食,不经上级领导批准,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处理。
若私下‘处理了,起码要落个“瞒产私分”的罪名,谁也担待不起。
生产队长和伙食团长就想了一个办法。
晚饭多蒸了一些红苕,每人饱吃一顿后,还可领一顿加班饭――两斤熟红苕。
因为当地离学校足有50里地,我们要靠一双脚摸黑走回去。
所以发一顿加班饭理所当然。
晚饭后,我们连夜赶回学校。
经过县城时,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
我顺路回了一趟家。
母亲起来开了门,我便交给她一小袋东西。
她问我口袋里是什么,我说是蒸熟了的红苕。
母亲大喜,说:“我好久都没有吃上一顿红苕了……” 不久,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形势逐渐好转。
我也在半饥半饱中完成了中师学业,分配到一所学校当老师。
关于红苕的故事本该结束了,谁知在我走上教学岗位后,又发生了一件与红苕有关的事情。
那是1963年。
令人胆战心惊的大饥荒刚刚过去,人们基本上能够吃饱饭了。
但我的肠胃不争气,稍不注意就发病,尤其是吃了红苕,更觉腹中胀气。
学校伙食团早餐一般是煮红苕稀饭,允许自己去舀,我便只舀稀饭,不舀红苕。
我也只把米饭吃了,将剩下的红苕倒进泔水桶中。
这个举动被人发现后报告了校长。
校长在会上批评我:“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是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的问题!这红苕,许多地方的农民兄弟还吃不上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为此事,我的入团问题被搁置起来。
现在,我已进入“花甲”之年,早已没有衣食之忧,鸡鸭鱼肉,只要想吃,唾手可得。
隔三岔五,还有各种名义的饭局或“工作餐”,山珍海味,美酒佳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却也奇怪,对这些东西我反而不想吃了,一日三餐,总觉得还是粗茶淡饭爽口。
前不久见报载,红苕含有多种维生素、纤维素和微量元素,可通便、防癌,实乃长寿佳品。
于是,久违了的红苕,又回到我的餐桌上。
(责编 何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