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眷村传奇文化_台湾眷村文化
1949神州易帜，数以百万计军民到台湾。
“国军”及眷属所落户的眷村，60年后已凋零，但它孕育的人才和影响力，意外地成为台湾软实力的亮点，并向中国大陆延伸。
眷村子弟在不同领域人才辈出，从邓丽君、蔡琴、林青霞到胡志强、朱立伦；从王伟忠、赖声川、南方朔到朱天文，背后都暗藏文化中华的基因，但又营造了和中国大陆不一样的气味与风格，成为两岸关系的无形桥梁。
台湾表演工作坊精致大戏《宝岛一村》即将在中国大陆几个城市盛大公演，这部以台湾特有的“眷村文化”为背景的大制作，是从小在眷村长大的王伟忠和赖声川两人共有的生命体验和记忆，以极富创新的手法，深刻描写眷村生活和它的文化中华底蕴，自2008年在台湾首演后，已经在台湾公演了三轮，每场演出都是爆满，成为近年来台湾剧场界最大的文化奇迹。
但如今这奇迹还向中国大陆和全球华人社会延伸，展现台湾眷村传奇的最新风貌。
赖声川和王伟忠都是台湾演艺界的佼佼者，一个是台湾舞台表演界的“教父”，一个是台湾综艺电视界的“大哥大”。
前者所执导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谁来说相声》、《乱民全讲》等剧，都曾掀起狂潮，在台湾和众多华语地区，赖声川成功地将“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巧妙结合，吸引无数新观众重新走进剧场；王伟忠更是台湾家喻户晓人物，他策划的《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等政治模仿秀，风靡台湾，也吸引了很多的大陆观众。
前阵子，他制作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将眷村文化刻画得入木三分，掀起台湾怀旧热。
更早前他也曾拍摄自己妈妈与眷村生活纪录片，也重新唤起台湾社会对眷村生活与文化记忆的重视。
他们这两位都是台湾的眷村子弟，也透过了戏剧将台湾的“眷村传奇”延伸到中国大陆和全球华人社会。
更戏剧化的是，台湾的眷村现象，其实暗藏了文化中华的基因，在今天台湾有形的眷村已经凋零、消逝之际，却在台湾社会中，成为一幅心灵的版图，也成为台湾一种奇特的软实力，将1949年所开始的眷村传奇，以不同的形式，在文化界和全球华人社会的不同领域中，发挥不凡的力量。
眷村是国共斗争下的产物，在岁月的推移下，实体的眷村多数都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但无形的眷村却拆不掉，它牢牢占据在台湾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一部充满个中幽微的心灵史诗，也不断在影响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历史进程。
很多台湾以外的华人，甚至是台湾本地老百姓，也不会晓得眷村子弟在台湾软实力的版图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除了王伟忠和赖声川，台湾演艺界、媒体和文化界，以及政坛，眷村子弟占了非常高的比例。
从邓丽君、蔡琴、姚苏蓉、林青霞、王祖贤，到侯德健、杨德昌，从南方朔到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张大春，从朱立伦、胡志强、苏起到宋楚瑜、马永成、段宜康等，都是来自被称为“竹篱笆”的眷村。
但就是在这个被视为“小中国”的世界里，孕育了台湾的软实力。
就是这些独特的软实力，让宝岛展现了一种文化中华的气魄。
一甲子前的历史所意外造成的小区，也成为了台湾不可分割的价值。
无论是什么派别，都在那种文化氛围中，延伸中华民族的情怀。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营造了一种和中国大陆不一样的台湾气味和风格，反过来引领神州大地的潮流，像邓丽君、蔡琴、侯德健、赵传的歌声，林青霞、张艾嘉、庾澄庆、刘若英、任贤齐的星光，赖声川的剧场，王伟忠的影艺，南方朔的政论，张大春的文字，朱天文、天心、天衣的小说，都是很台湾，但也很文化中华。
而这一切都追溯到1949年。
这是中国土地大动荡的一年，也是中华文化大迁徙的一年。
这一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宝岛短时间内增加了近两百万人口，其中包括大量军眷，他们被安排住进实时盖建的“军眷住宅”――眷村。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家庭，融合在一起，包括河北、河南、东北、山东、广东、福建、江浙、湖南、湖北、�西、江西、四川、海南等各地的军人及眷属，霎时间聚合，在台湾各地形成一个个“小中国”，他们带来了各省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眷村里相互融和，更传递到眷村之外，像东北水饺、四川麻辣火锅、上海小笼包、山东大包、北京烤鸭等，毫无困难地在台湾渗透融合，成为不分族群热爱的食物。
除了饮食文化，还有人情称谓、生活方式等。
60年前成形的眷村，不仅保留了这数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土地上所失去的中华文化，而且这些文化深植于台湾土地，直到今天。
多数用竹篱笆为建材围成居住环境的眷村，是台湾最早的集合住宅，散布在全台各地，因而孕育出独特的文化，在台湾日益本土化的社会氛围，眷村依旧坚守中国文化传统，每到年节，中国味就特别浓厚。
出身嘉义眷村的资深电视人王伟忠连珠炮地说：“该滚元宵滚元宵，该做腊八粥做腊八粥，该放炮放炮，该祭祖祭祖，该吃饺子吃饺子，该向长辈拜年拜年，好的不得了。
也只有在抗战和内战之后，在一个中国全民大迁徙的时候，才意外地在台湾出现了一个如此紧密相连的小区，可以在一个“文化中华”的氛围中互相扶持，相濡以沫。
在大时代变化之下，眷村始终踩着文化中华的步伐，自成一种“很中国”的生活方式。
眷村这种外省人聚落和台湾较早的闽客移民、原住民聚落大不同，闽客以亲族为主，家族网络盘根错节，但当年飘洋过海来台的军眷犹如失根兰花，亲族脉络全在大陆，因此，眷村人都有“一起祭祖却无坟可上、没有亲戚却有很多邻居”的成长记忆。
外省老兵宝岛姑娘通婚 早期来台老兵都是单身，士官以上才能带眷属，老兵不准结婚，直到1956年才解除这项禁令，由于人口结构关系，许多老兵多半娶宝岛姑娘为妻，也就是所谓通婚的过程，在五六十年代陆续发生，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叶，还是有50岁以上的老兵娶妻，形成老夫少妻的问题。
专研族群问题的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张茂桂指出，在台湾本土意识抬头以后，通婚的小孩比较容易发展出双重认同，也比较能够认同多元的价值观，在感情上他们跟台湾人是比较接近的，跟老一辈的眷村小孩明显不同。
李登辉推动本土化，引起眷村激烈反弹，所以捍卫“中华民国”的新党很轻易就掳获眷村青年的心。
出身眷村的张茂桂指出，民进党上台以后，眷村相对受到比较多的挤压，包括认同、价值观等，历史记忆也受到压抑，尤其陈水扁大力去中国化，眷村更有即将亡国的深切危机感，有人因此出走到大陆，等到国民党在马英九时代重组完成，眷村人的忧患意识才告舒缓。
张茂桂也是“外省台湾人协会”前理事长，对推动保存眷村文化相当积极。
他表示，眷村过去是军人眷属与子弟，现在则是荣民（退伍军人）家庭，从不是单纯的“外省人”家庭，绝大多数是多元族群的家庭。
眷村的历史正是第一代外省人和台湾人居民共组家庭，从接纳到落地生根的过程。
眷村类似香港的调景岭，一群短时间内从其它地方流入、避祸暂居的所在，居民有近似政治意识形态，但也有各自精采的生活模式和故事。
王村贤一早转动唱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五十年代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几乎都能朗朗上口的一首思乡之歌，老兵退伍的王村贤几乎天天唱这首歌，不但自己唱，还教他小孩唱，并且告诉他们：家在大陆，台湾只是寄居地。
坚守“爱国保党”意识 王村贤在台湾娶了一个宝岛姑娘，有一天太太想买一双凉鞋，他觉得没有必要：“这凉鞋将来回东北怎么穿？”想当年眷村人都怀着反攻大陆的豪情，在蒋介石政权的口号下，本来以为是“三年准备，五年反攻”，眷村只是暂时栖身之所，没想在这里安身立命，谁知等到两鬓发白，竟在这里落了根。
眷村是台湾特殊的人文风景，不是栉比鳞次、低矮的平房，就是不高的楼房，室内空间极狭、设备简陋、每家只有一套简易卫浴设备，如厕得到公厕，极为不便；眷村都很老旧，外貌都大同小异，眷村人用竹篱与外界隔离，坚守“爱国保党”意识形态，成为国民党最忠贞的铁卫军，也孕育出眷村特有的“食、衣、住、行、育、乐”，累积一甲子后，眷村文化已经成为具台湾风味的文化印记。
尽管眷村的物质条件不佳，但越是艰困的环境越能造就出秀逸俊杰，从眷村成长的名人比比皆是，文化界如政论家南方朔、联合报社长胡立台、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董事长高希均、作家苏伟贞、朱天心、袁琼琼等，演艺圈的邓丽君、林青霞、王伟忠、唐从圣等，政界更是不胜枚举，现任副阁揆朱立伦、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国安会秘书长苏起、台北市长郝龙斌、台中市长胡志强、台北县长周锡玮、民进党前新潮流系立委段宜康、屏东县副县长锺佳滨等都出身眷村。
眷村开始本来是一项临时性的安排，但也延伸了逾半个世纪。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许多公务员、军队及各省居民被迫转往台湾定居，据统计从1946年至1950年即有逾150万人移往台湾，且大多数集中在49年期间迁移。
要安顿这么多人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张茂桂指出，为了动员民间的力量，政府透过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声望，向海内外筹募经费，使用快速而廉价的材料（通常可用一二十年），在台湾各地建造短期居住的聚落，普遍命名为“新村”，为数达四百多处，加上之前部队自行兴建的三百多处，总共约八百多处，分散在台湾各地。
前不久台北市政府才举办过“眷村文化节”，主办的台北市文化局长李永萍表示，眷村的重要性在于它象征族群融合，全台登记列管的眷村近五分之一集中在台北市，是全台眷村最密集、军种最多元的县市。
丰富多元的眷村是文化的大熔炉，影响台湾半个世纪之久，在当时的年代扮演了安定社会的角色。
随着时代变迁，眷村已经逐渐消失，富有眷村味道的怀旧风情，只能在记忆中找寻。
为了推广眷村文化，台北市文化局曾推出“台北眷村文化节”活动，希望藉此能让更多人参与、体验眷村美食和眷村特殊的文化精神。
一般来说，眷村居民对其居住房舍均只有建物及地上物使用权，并无房屋所有权，但也不必缴纳地价税及相关租税金。
因为早期不易融入台湾社会，与民进党对外省籍的排斥等许多复杂因素，眷村也常沦为蓝绿的对立冲突点之一。
眷村人对“中华民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这和每一个眷村家庭的战争和流离的经历有关连，因而孳生了坚决反对台独，与“中华民国”休戚与共的想法，在现实政治上，被视为国民党最忠实的支持者，也是每一次选举中的“铁票”。
绿营也有眷村子弟身影 如果说过去的政治刻板印象是眷村子弟是深蓝色彩，但事实上绿营也有眷村的代表人物，像陈水扁的亲信马永成、民进党前新潮流系的召集人段宜康、曾当上台湾“野百合学生运动”领袖的范云等。
近年在民主政治的冲击下，眷村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尤其年轻一代，在绿营中也有眷村子弟的身影。
但无论是哪一个政治光谱的位置，眷村子弟比较上都有一种大中华的视野，不会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岛屿的范围里。
这当然是与他们从小就在一个“小中国”的环境中长大有关，不会陷入一种狭窄的政治格局中。
每到选举，国民党候选人最喜爱跟眷村攀关系，因为眷村人团结、党性强、服从上级，很少跑票，但眷村通常有固定支持对象，尤以军系出身者最易得到认同，一旦得到眷村支持，等于是当选的保证，党内、党外选举，莫不如此。
眷村入口多数都有眷村名字，“建国”、“忠贞”、“忠孝”等，名称旁边有两个旗座，每逢国定假日，都会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飘扬，过去民进党执政8年期间，公开场合很少出现国旗，因此，眷村挂国旗就更突显它与民进党的不同调，显然爱国的定义各自不同，统派和独派的两种政治价值观，认同“中华民国”和追求“台湾共和国”的理念，彼此碰撞，在眷村的墙内墙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在五六十年代，不少眷村都各自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刚开始他们不与外界接触，以独立自主的方式生活，加上语言隔阂、二二八事件的政治阴影，本省、外省人很少往来，甚至有本省人卖菜给眷村人，会讥讽是“喂菜给猪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外省人和本省人的通婚，这道无形的围墙也逐渐被穿透。
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就是描绘一个外省老兵和本省女孩的苦恋，写出了省籍矛盾背后，是阶级的问题。
但眷村的封闭性跟它所在的位置有绝对关系，大抵来说，中南部眷村相对开放，跟本省人的互动就比较自在，在南部眷村长大的苏伟贞、袁琼琼就表示，她们小时候跟班上本省同学的来往非常愉快。
早期本省对于“老芋仔”（外省老兵）通婚极端排斥，到了六十年代这种观念逐渐打破，闭塞的眷村开始出现“台湾妈妈”，孙越主演的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对老兵丧偶的感情生活有极深刻的描述。
事实上，很多眷村第一代相信即将反攻大陆，来台并无成家计划，但随着时间流逝，反攻无望，他们也娶了本省妻子，有些台湾妈妈连国语都不会讲，但没有人会取笑她们，族群融合充分体现，而这些外省本省通婚所生的小孩则被称为“芋仔蕃薯”。
在那个年代通婚的父母亲，根本没有意识过省籍的问题。
朱立伦表示，他们家是标准的芋仔蕃薯，父亲的乡音很重，但他小时候最早习惯的语言是台语，他因能通晓各地的口音和台语，他在眷村外也有很多玩伴。
由于眷村内聚力强，容易组织团体，外省帮派便在此种情况下诞生。
台湾几个大型帮派不巧都与眷村有关，例如台湾“外省挂”规模最大的黑道帮派竹联帮，是由台北县永和市竹林路的眷村辍学生与军校生组成；四海帮、北联帮等也都是由眷村子弟结合而成的。
眷村的气息，看似简单却又丰富，在整个村子内，大家彼此互相认识，互相照应，不分彼此，很少看到外人进入，人际关系单纯，大家不是同事同学，就是学长学弟。
巧合的是，眷村的妈妈们好像总是同时生孩子，所以眷村孩子总有许多同年龄的朋友；他们一起上学、放学，一起玩游戏，一起做功课，甚至一起吃饭、洗澡、睡觉。
从小住过很多个眷村的苏永钦，最难忘怀的是对眷村气氛的印象，各地眷村唯一的共同点是南腔北调，“小中国”景象清楚浮现。
他说，早年电视还不普及，每天放学回家，都可以听到户户相连的每户人家在听评剧广播，散发出浓浓的中国味；吃饭时候，每家厨房传出的也是南北不同的香味。
朱立伦表示，童年的眷村，有很多至今还熟悉的记忆，包括麻将声、拉开嗓门叫小孩的声音、婆婆妈妈在广场旁闲话家常、叔叔伯伯在树荫下下象棋的身影，令人难忘，令人依恋。
台湾军中过去采配给制度，根据一家人口数决定发多少粮票、油票。
刘姓牧师表示，小时候每月都有一台牛车定期载油、米和面粉到他们眷村发放，每家都会拿出油瓶装油，一家几口人就装几瓢油，不多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