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生产要素集聚能力：理性评判与内涵重构
随着全球生产经营活动被日益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分工的节点由产品转变为要素，全球分工体系也演变为生产要素的合作体系，地区之间按照不同的要素特点进行整合与集聚。目前，价值链分工所引致的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的配置水平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程度，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要素的深度整合，特别是推进高级生产要素的向内集聚以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生产要素集聚能力的不断提升相伴而行，凭借巨大的劳动力基础优势以及不断发展起来的一般性生产要素优势，我国已经成为集聚全球优质要素的巨大引力场。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发展，要素集聚能力仍将是决定一国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然而，理性思考与评判之下的我国当前的要素集聚能力却面临诸多的挑战。在国际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转换的背景下，我国的要素集聚能力有了更广和更深的内涵，要素集聚能力亟需从多个方面进行重构。
世界分工的起始是商品的国际流动，并且实现了从农产品到自然资源，从工业产品到服务产品的跨越。贸易的自由化发展虽然强化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形成却是以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标志。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性增强，这既打破了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传统分工模式，也改变了以贸易自由化为主题的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构建了全新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这一方面可将要素流动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区别于世界经济以前发展阶段的本质（张幼文，2007）；另一方面则表明世界经济增长问题需要从要素流动的角度重新分析。然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要素流动并不是全球生产要素在价值链参与国之间的均衡配置，要素的国际流动带来的恰恰是生产要素在某一些国家或地区的集聚。由于要素流动性存在差异，全球价值链下的要素流动表现为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向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集聚，而且要素的趋利性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集聚到能体现和发挥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
价值链分工模式带来了全新的世界经济运行模式，同时也改变了以贸易总额或差额作为贸易利益来源的评价和判断机制，变革了贸易利益的实现和分配机制。生产要素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单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利益更为直观地表现为本国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获得的要素收益。从一方面来讲，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不同价值链环节的要素密集度和创造的价值增值随价值链环节而变化，价值增值与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直接相关。因此，贸易利益需要从更加微观的维度进行量化和分离，比如不同要素获得的实际收入统计、不同价值链环节要素的报酬等。从另一方面来看，以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为本质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贸易利益的厘清需要考虑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国民属性问题。因此，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利益的实质是贸易中所含本国要素的收益情况，而且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贸易利益也更加直观和准确。基于微观要素作为贸易利益衡量的思想，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产要素收入，特别是劳动要素收入作为贸易利益的替代变量进行研究，为一国实现对外开放与开放收益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国民福利的进一步改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升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分工和配置的水平，世界经济进入到全球资源深度整合的时代；与此同时，国家竞争优势也迎来了新的内涵。要素流动条件下，一国集聚资本、技术、品牌、专利、标准、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成为国家竞争新优势，决定了国家的竞争力。要素集聚能力强的国家，市场化程度则相对较高，进而所带来的要素回报率也相对较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要素集聚能力却不能一概而论，要素集聚能力的培养和提升的重点也具有阶段性的差异。当前，全球价值链大都由发达国家所构建，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唯一模式是以低端生产要素集聚发达国家高端生产要素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这一阶段，集聚能力的提升表现为以低端生产要素集聚高端生产要素的能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参与同样会造成传统贸易形态下的低端锁定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发展中国家要素集聚能力的提升则表现为对高端要素的培育，以自身的高端要素外向集聚低端要素的能力。
20世纪50和60年代，跨国公司集聚要素的主要途径是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凭借世界贸易网络以获取廉价的自然资源以及进行产成品的销售。20世纪70年代后，跨国投资进入大发展阶段，而背后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与集聚，因此，以要素集聚为本质的全球价值链逐步发展和形成。20世纪80年代后，跨国投资以两倍于世界贸易和四倍于世界产出的速度高速增长，全球价值链加速拓展和升级。而在此期间，韩国、新加坡等部分新兴经济体正是抓住并利用了跨国投资的要素集聚契机和机制，在其经济发展中集聚了外部高级生产要素而逐步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并走向工业化发展道路。要素集聚引领新兴经济体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以跨国投资为载体的外国资本流入和机器设备进口，以及跨国公司进驻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虽然没有像一些新兴经济体一样赢得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机遇，却因改革开放政策而紧紧抓住了跨国投资飞速发展的阶段，实现了赶超。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和飞跃的核心正是生产要素的向内集聚。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初期，那么我国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是赶上了时机。但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滞缓，工业水平落后，即便实行了开放政策，却也只能在对外贸易中出口自然资源产品获取微薄的利润。因此，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我国并没有成为第一批参与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事实面前也是无可奈何。而在此阶段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尤以亚洲四小龙为首，却无一不是通过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筑环建网而实现了一个个的经济发展奇迹。虽然痛失良机，但对外贸易始终是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先导，我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搭建了对外贸易的起步和基础，同时也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准备和国内生产要素积累。
（二）以劳动要素为核心的生产要素集聚能力发展（1990—2001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迎来了人口红利理论中婴儿潮时期转变为人口红利的时期，劳动力要素存量巨大。而且随着劳动力存量带动增量，增量又不断转化为存量的循环积累，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劳动要素优势。基于要素禀赋的现实状况，这一阶段的中国，亟需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行资本积累，只有利用廉价劳动力才能参与国际分工进行起步；这一阶段的中国，只有集聚国际高级要素才能获得较大的要素收益，只有高级要素的流人才能使我国丰裕的劳动力要素获得就业，自然资源得以进一步开发，其他闲置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等能够投入使用；而且，这一阶段的中国，已经完成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和制度准备。发达国家拥有大量优质资本、先进技术、高级管理经验以及广泛的国际市场渠道，但这些高级生产要素的增值却不能离开劳动和土地。生产要素的趋利性自然不会错过将我国纳入全球价值链重要一环的战略安排，集中表现为对我国进行的大量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迅猛发展。1990年，我国外资流入额为34. 87亿美元，占世界外资流量的1. 70%、占发展中国家的10.08%、占亚洲发展中国家的15. 22%。而1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三个比重已经飞升为10.73%、28. 37%和42. 87%，当年的外资流入额达到417. 26亿美元，期间的外资流入年均增速达到39. 59%。虽然其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资流入增速有所减缓，但我国集聚全球生产要素的势头并未减缓，集聚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国际直接投资承载的并非资本这一单一要素，随着资本要素的流入，技术、设备、品牌、管理方法、营销网络等多种高级要素也集聚中国，这些高级要素的集合体与我国劳动要素相结合，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这背后归根结底是我国以劳动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结果。1990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为20. 2%，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0. 94%，2001年我国人世之前，这两个比重分别为45. 2%和55. 4%。我国以劳动要素为核心的生产要素能力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以全要素为核心的生产要素集聚能力提升（2002年至今）。
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以劳动要素和加工贸易形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在加工贸易的推动下，2004年我国外贸总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l.15万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升至第三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我国的贸易规模和贸易地位，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十多年的国际直接投资快速流入，我国集聚全球生产要素能力的核心已经悄然由单一的劳动要素发展为了全要素优势。除了单纯的劳动要素外，我国的资本、技术、土地、能源以及在吸引外资和集聚要素方面愈发重要的制度要素都在不断提升。首先，外资流人大大缓解了我国的资金短缺情况，我国的资本不断充裕，资本存量与劳动存量之比逐年上升。我国资本稀缺的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变。其次，外资流入带来了积极的技术外溢，而且随着我国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技术引进的规模同步扩大。虽然我国技术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仍需解决，但一般技术的短缺状况得到改观。再次，外资流入带来了我国能源消费数量的上涨，而且我国能源价格与能源的稀缺程度存在偏差，能源价格一直保持在低价水平，助推了我国集聚要素的能力。第四，外资流入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拉动效应促使我国相继出台各类优惠政策以进一步吸引外资，土地的优惠政策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土地成本优势也加大了我国集聚要素的基础优势。第五，外资流入推进了我国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持续发展，我国逐步优化了要素集聚的市场和体制条件，消除了要素流入的政策障碍，进一步构建了集聚全球要素的引力场。在我国要素集聚能力的诸多核心要素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外资无一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凸显外资在集聚全球要素中的重要功能。UNCTAD（2013）指出中国正是通过积极有效地吸收外资成功地嵌入价值链中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环节，进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第一大国。
在全要素优势的推动下，我国要素集聚能力进一步增强。自身能力的提升又恰逢积极的全球价值链发展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由生产全球化向服务全球化这一最高阶段发展，跨国公司所搭建的价值链也进一步向全球延伸，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和集聚优势要素的程度不断提升。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要素集聚能力空前爆发，与此同时也获得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巨大开放红利和对外经济发展的一个个突破。2003年，我国吸引外资金额达到535. 05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531. 46亿美元），成为吸引外资第一大国。2009年，我国贸易总额达到22072.7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达到4. 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我国外资流入规模达1196亿美元，再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紧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契机，利用自身的相对低级和低流动性的要素吸引了大量高级的高流动性要素。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全球生产要素在我国的大量集聚，这当然源于我国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集聚的要素虽非我国所有，但却为我国所用，并且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的要素结构和要素格局。要素集聚铸就了我国一项项的经济成就，使我国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举世瞩目的贸易大国、地位不断凸显的全球跨国投资大国、异军突起的全球制造大国和金融大国。但这光鲜靓丽的成绩背后是否表明我国可以持续依靠当下的要素集聚能力继续前行？
全球要素在我国的集聚使我国逐步成为了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众多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额居世界前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9249.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的18. 6%，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同时也终结了美国连续114年作为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的历史。201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达到23. 2%，制造业出口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8. 4%，220多种制造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李丹，2015）。在对外贸易方面，2013年后我国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位置，2015年的出口更是占到了世界出口的13. 4%。然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生产要素的集聚必然造成生产和出口在少数国家的集中，我国大国地位的取得是国际要素流动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加工厂的结果。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前的要素集聚能力很可能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首先，从国际方面来讲，我国强劲的要素集聚能力助推了我国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但却无法进一步推动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地位的确立。苦苦徘徊于当下以一般要素集聚国际高级要素的模式只能是再一次错失全球价值链的机遇。而且，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引起的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引起各国重视，必将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治理，如此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其次，从国内区域发展来讲，国际要素在我国的集聚存在巨大的区域不平衡性，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要素集聚区。要素集聚在促进沿海发展的同时，日渐拉大的区域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
以要素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决定了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随着全球价值链问题研究的深入，对于价值链环节的价值增值越来越多地以生产要素获得的收益进行衡量。而且，价值增值的思想也推动了贸易统计体系的变革，以价值增值为核心的增加值贸易统计逐步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国际销售网络等要素在价值链分工中获得价值增值的大部分，而我国在集聚全球要素过程中，虽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土地、能源、环境资源等，但这些资源的投入却没能获得同样的价值增量，收益甚至微乎其微。由于要素的国际流动并没有改变要素的所有权属性和要素的国民属性，贸易产品所体现出的整体增加值是各种要素集合作用的结果。对于我国来讲，除了参与价值链分工的一般要素增值之外，我国的出口更多的是包含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要素的增值。Koopman等(2012)对中国的贸易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中国出口贸易所含的增加值远低于出口总额。除了较低的要素收益外，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所制定的优惠引资政策还造成了大量税收收益的损失，外资优惠政策已经到了无利可图的地步。因此，我国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背后是不相匹配的要素收益。UNCTAD( 2013)指出，如果一国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只能获取少量的价值增值，那么全球价值链对其经济发展的贡献也相对有限。
日渐增强的要素集聚能力无疑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能力。然而，时移世易！目前，跨国资本流动的模式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也发生转换，这些都影响了所集聚的要素的质量，同时也促使我们对要素集聚问题进行更理性的思考。首先，跨国资本流动模式变化引发要素集聚质量的变化。随着价值链在全球布局的日渐完善，跨国公司集聚全球要素的手段由最初的以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布局为目的的绿地投资逐步转向推进全球价值链的拓展和升级的跨国并购。近年来，外资的流入在我国钢铁行业、机械制造业、银行业、金融业、零售业等多个行业掀起了并购浪潮。2015年，以并购方式在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1466家，并购在外资流入所占的比重由2014年的6.3%上升为2015年的14. 1%。虽然跨国并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并购企业的改革，减少了亏损，但新增的优质要素流入相对有限。而且，跨国并购是对我国市场的控制和垄断，是对我国优质民族企业和消费者认可程度较高的产品的获取。其次，我国经济发展重点的转化引发要素集聚质量的更高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双缺口理论的正确性，吸收外资对弥补我国发展中的外汇与资本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外资大量流入，双缺口已经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外资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更多地体现为对产业发展的拉动。然而，以吸收外资所进行的相对被动的要素集聚使我国始终处于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适应状态，徘徊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挣脱于低端锁定的困境。因此，在经济发展重点转换的背景下，我国集聚的要素质量已经不能满足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
外资流入所带来的要素集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获取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稀缺要素的重要途径。凭借不断增强的要素集聚能力，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全球优质要素最主要的集聚地。然而，目前我国以吸引外资为手段的要素集聚能力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进一步集聚全球要素的潜力不足。首先，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回流了全球优质要素。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思考，欧美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拉动就业增长，推动经济重回轨道，以及应对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竞争。相应地，跨国公司也开启了全球产业链重构步伐以配合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回归战略。再工业化战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高级稀缺要素从全球市场向发达国家的回归，最直接的挑战就是我国一直以来奉行的要素集聚发展模式。其次，我国吸引的外资和集聚的要素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流。实施更加开放的外资政策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基本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法规变化中绝大多数是向着有利于外资流入的。一般来讲，实行开放政策初期的国家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为促进经济发展往往易于采取不顾一切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环境规制、劳工标准等方面。因此，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外资政策的开放，以及我国自身要素成本优势的变化，我国的低成本生产基地的地位逐步被取代，我国吸引高端稀缺要素的要素集聚模式受到了更低要素成本国家的挑战和外资流入的分流。四、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要素集聚能力的内涵重构与提升对策。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要素集聚启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改变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优势，同时也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模式，即主要以吸引外国高级生产要素流入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将此看作是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要素集聚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以及更新的内涵。第一，要素集聚能力的内涵由单纯的以低端或一般要素集聚高端生产要素转变为以高端生产要素集聚高端生产要素。由于我国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我国以低端或一般要素集聚高端要素的模式受到冲击和挑战，只有自身具有高级生产要素才能集聚到高级或更高级的要素。第二，要素集聚能力的内涵由单一的生产要素优势转变为全要素生产优势。我国要素集聚能力发展的起点是单一的劳动要素优势，而后逐步形成了多要素在内的组合优势。但是新形势下，我国要素集聚能力亟需加速提升，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逐个发展高级生产要素，而是需要以制度创新为根本构建起多种高级生产要素协同发展和共同运作的全要素优势。第三，要素集聚能力的内涵由单一的向内集聚要素转变为向内集聚与向外集聚的协同发展。价值链分工下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体价值链之间的竞争，而这归根结底又是全球资源整合平台与能力的竞争。对于我国的发展而言，这一能力不应仅仅是向内集聚要素能力的提升，更应是向外整合要素能力的培育。因此，我国生产要素集聚能力提升重要思路应是向内集聚与向外集聚的结合。
1．积极培育国内高级生产要素，从国民所有权意义上提升我国要素结构。
从一方面来讲，价值链分工改变了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格局与态势，由于要素的流动与集聚使国家间的产业差别显著缩小，因而只有所有权意义上的要素结构差别才是国家间竞争的本质。从另一方面来讲，要素集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也并非真正的国家生产能力，只有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国家产出才是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也才是一国的真实生产能力(张幼文，2005)。由此来看，外资的流入固然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外资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也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但是却依旧不等同于我国自身的发展。从要素所有权的角度，只有我国自身的高级要素实现发展和升级，才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因此，培育国内高级生产要素是我国要素集聚能力重构的首要工作，是向内集聚要素能力升级与向外集聚要素能力培育的基础。
我国国内高级要素的培育表现为高级人才、创新技术、高端品牌、国际市场等几个基础要素，但这其中主要以技术和人才为核心。首先，从技术角度，创新性技术是一切竞争优势的源泉，是攀升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根本途径。因此，我国应积极进行技术自主创新，培育核心技术，重点以核心和重大产业的技术突破带动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在技术创新的同时注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护创新的利益和提升创新的积极性。其次，从人才的角度，人才是一切创新活动的主体，是培育一切高级生产要素的先决要素和主导条件。我国应加强对教育的改革力度和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从教育体制改革人手培育稀缺的高级人才。人才又是最具流动性的要素。在加大人才培育的过程中，还需完善人才留住机制，为高级人才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环境。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全球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合作带来了以要素集聚能力为表现的新型竞争力，要素的全球流动自然包含流入和流出两个方面。因此，要素集聚能力本就包含以外资流人为手段的生产要素向内集聚与以对外投资为手段的生产要素向外集聚两个方面，一如物理力学的两个分作用力。只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资本的稀缺主要走了吸引外资以向内集聚生产要素为主的发展模式，因而也更加关注于向内集聚要素能力的提升。虽然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向外集聚要素的战略逐步形成，但整体来讲，我国一直被淡化的要素集聚能力的另一作用力亟需跟进与补充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的要素集聚能力。
其一，继续向内集聚要素，夯实国内生产要素基础。高级要素的培育是我国要素集聚能力重构与提升的核心环节，但其需要在开放中进行，是在要素集聚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我国要素集聚能力虽然有了新的内涵，但却仍以向内集聚要素为重要一翼。在向内集聚要素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筛选，引进技术含量高、节能环保的产业；注重自有品牌建设与技术创新；注重高端人才的引进，发挥国际科技人才对技术进步应有的作用。其二，主动向外整合与集聚全球要素，增加高级要素所有权。我国已经完全扭转了改革开放初期资本稀缺的要素格局，而且在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后资产泡沫破灭的背景下，我国已然成为资本丰裕的国家，向外积极主动地集聚与整合全球要素的恰当其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是通过投资实现技术升级，从而获得发达国家的品牌、国际市场、营销渠道等高级要素，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则应注重逐步转移国内的优势产能、获取国内稀缺的矿物资源、弥补国内日渐丧失的劳动力优势。这一方面能够腾出国内发展空间，充分培育高级生产要素，增加国内高级生产要素的供给；另一方面，跟随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布局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移，我国仍旧可以继续在更高的环节上参与发达国家所构建的全球价值链。
3．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注入要素集聚能力提升的全要素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为政策性开放，优惠的开放政策使外贸大力发展、外资大量涌入，同时也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转变为制度性开放，一项项制度创新全面打开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有力地推动了全球要素的向内集聚，同时也逐步形成了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这一开放型经济体制虽然降低了外商投资的风险，为要素集聚创造了条件，但却严重地扭曲了要素的价格，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一开放型经济体制虽然推动了改革开放与制度创新的接轨，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了倾斜，但却导致了愈发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从制度的角度看，适宜的制度安排是保证各种要素组合发挥作用的前提，能够为要素集聚能力提升提供新的动力机制。目前我国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但是从要素集聚能力提升的角度，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应更加明确。 [版权归原杂志和作者所有，毕业论文网摘录自《国际贸易》,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仅供学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