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库切与《耻》
摘 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文学作品使评论界对其产生极大兴趣，其中《耻》出版后引发了许多评论家的争论。本文探讨了评论家对《耻》的争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南非白人的艰难处境和作者库切的困惑。
一。
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出生于1940年2月9日，出生地点为南非联邦开普省的开普敦，是南非白人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临时律师、政府职员和牧羊人，他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库切与父母在家说英语，但他与其他亲戚说南非荷兰语。库切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荷兰移民，他还从母亲的曾祖父巴尔塔扎尔·杜比尔那里继承了波兰血统。
大部分童年时光都在开普省（现在的西开普省）的开普敦和伍斯特市度过，在库切虚构的回忆录《少年时代》（1997）中他这样说道。由于父亲不同意种族隔离政策而丢了政府工作，在库切八岁时，他们一家搬到了伍斯特市。正如Paola Splendore说的那样，这些年的生活使他形成了不可磨灭的不安感，他艰难地承认了生活在南非这一事实[1]。库切先在圣约瑟夫大学读书，这是一个位于开普敦郊区隆德伯西的天主教学校，后来又在开普敦大学学习数学与英语，并以优异成绩于1960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于1961年获得数学学士学位。
因为他无法认同南非的政治现实，并受到英国式的家庭教育，所以他找不到归属感。库切1962年就搬到了英国，在那里他成了IBM公司伦敦区的电脑程序设计员，并一直工作至1965年。1963年还在英国工作时，他关于Ford Madox Ford小说的论文使他获得了开普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库切在英国的经历出现在小说《青春》（2002）里，这是他的第二本小说自传。不幸的是，他在英国也遭遇到了“他者”经历。
1965年库切得到富布莱法案基金的支持，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深造，并于1969年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1968年至1971年间，库切在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在布法罗，库切开始了自己第一本小说《幽暗之地》的创作。1971年，库切想要获得美国的永久居住权，但因为他是越战抗议者，美国拒绝了他的请求。1970年3月，作为45名占领学校海耶斯大礼堂的教工之一，库切因非法入侵罪逮捕。随后库切回到了南非在开普敦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99年至2001年他成为特聘教授。为了摆脱其尴尬的身份，在2002年退休后，库切移民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并成为阿德莱德大学英语系的名誉研究员。2003年库切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除了小说外，库切还出版了文学评论作品和荷兰语与南非语的翻译作品。
库切的身份认同与南非政治背景历史密不可分。在南非历史上殖民者曾采用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1994年南非政治突然好转，种族隔离制度终于被取消。但是南非仍需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因为南非白人和黑人在文化和结构上仍是二元对立状态。因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并没有完全解决白人与黑人间的矛盾。库切与其他白人后代一样处于尴尬的境地。尽管他们赞成民主政策并反对帝国殖民制度，但由于他们的白皮肤黑人，还是对他们怀有敌意。
作为一个白人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在南非经历过漂泊无根感，并且意识到在白人知识分子中他的角色特殊性。库切生于南非，但他不能称南非是祖国，因为他被认为是殖民过程中的串通者。这就意味着欧洲殖民者的后代必须承担殖民活动毁灭后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库切在采访中谈到了孤立感：
南非白人认为我不是南非白人。对我来说，这是对我南非白人资格的严峻考验，我没有通过考验……我就是那些从自己民族根基中分离开来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不论根基是南非，印尼，英国，希腊还是其他的国家……[2]。
二。
可以说库切在寻找灵魂家园时遭遇了许多磨难。他以自己复杂的身份认同为题材创作了许多小说和传记。总的来说，他的作品记录了他的国家从种族独裁到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内部历史。库切的第一本小说《幽暗之地》由两个故事组成，发表于1974年。他的第二本作品《内陆深处》（1977），美国英国和南非均出版了该作品，但并未大获成功。《等待野蛮人》（1980）引起国际关注并为其赢得国际声誉。三年后库切创作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获得了布克文学奖。《铁器时代》描绘了城市叛乱和学生卷入白人与黑人的游击战中，并描绘了“紧急”时代。他的小说《圣彼得堡的大师》（1994）获得了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而小说《耻》则真正为库切带来了巨大声誉并证明其高超的创作技巧。《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和《慢性男人》提高了全世界对库切作品的兴趣。库切也创作过许多非小说类文学作品，例如《白色写作：论南非书信文化》、《双重观点：论文和访谈录》和《陌生的海岸》。
库切的作品已被译作多种欧洲文字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除耶路撒冷文学奖外，库切囊括了欧洲、英国和南非的重要文学奖项。文学评论家已从不同角度对库切的小说进行探讨。一些评论家试图对库切小说中传递出来的信息进行分析，另一些评论家认为由于库切来自南非，他的作品一定具有政治意义，他们大部分的评论集中在殖民和压迫等普遍主题。例如，罗伯特·刘易斯认为一般来说库切的小说就是“反抗宣言”[3]。凯利·休森认为库切的作品是在提醒大家“南非不再局限于压迫与不公正，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永远都会存在”[3]。
许多评论家认为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基于他们的居民生活分析出压迫型社会的启示。作为南非作家，南非当地人常常被库切用来充当背景。可是，彼得·路易斯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指出库切作为一个小说家太过聪明而不迎合道德家的窥淫。这并不意味着库切回避国内的政治社会危机和自然灾害。老一辈作家例如艾伦·派顿倾向用直接现实的方式处理主题，而库切发展出用象征甚至寓言的方式进行小说创作的模式。库切用自尊自爱的方式处理人类痛苦，但他保留个人判断。库切的所有作品都审视了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人们对此产生的心理效应，同时探讨了人类忍耐的极限。当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明确表示：“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高超的写作技巧，富有意义的对话和哲理光辉赋予小说鲜明特色。但同时库切也是一个谨慎的怀疑论者，他对残酷理性主义和西方文明非实质道德的批评冷酷无情。”尽管许多非洲人，例如非洲著名作家内丁·戈迪默对这种无慈悲心的描写十分不满，并说在库切的作品中发现过多知识分子，缺乏同情的现实主义者和政治嫌疑犯。《耻》仍然受到全世界许多评论家的赞美。
小说《耻》出版后立刻引发了评论家争论，尤其是在库切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争论愈演愈烈。以前评论家争论过许多主题，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与库切同时期的作家，托尼·墨菲特在《在南非读库切》一书中表达了对库切支离破碎的道德义务和富有挑战的，怪异难懂的语言的不满。但是他也承认“有什么东西盯着我的脸看，但我什么也没看到……一次吃饭时我读了《耻》，异常兴奋却又困惑不解。叙事方式紧凑刺激，我接着往下读，感觉意义的模式在逃避我。我知道它就在那里，但究竟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存在我却不知道”[4]。
一些评论家对小说《耻》中的种族主义进行热烈讨论，仅仅因为库切突出展示了南非黑人与白人间的频繁冲突——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敏感问题。迈克·马莱在《反对种族：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的〈耻〉》中，贾斯汀·卡特赖特在《白色闪电》中，伊凡在《不宁超市》中，都讨论了小说《耻》中的种族疗法是以文化中种族分类的流畅题词识别为基础的。他们还认为《耻》使不平等的经济和种族关系更加紧张，这种不平等关系决定了构成南非殖民历史事件的发展。瑞贝卡·桑德斯赞扬了库切在小说《耻》中对含糊话的巧妙处理。对《耻》的评论中，她告诫大家《耻》“不适合伦理脆弱的心脏”[5]。2000年，一份提交给南非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小说《耻》被指控带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当克里斯多夫·莱曼赫普特为纽约时报写书评时，他写道：“《耻》反映了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的不确定性，在那里一切价值观都在变化。”他还写道：“这本小说的情节令人十分不安，一部分是因为卢里和露西身上发生的事，也是因为他们经历的分裂情境。”[6]。
小说《耻》中的历史主题获得了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的偏爱。朱利安·吉特生在《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小说中的历史呼声》中写到库切的小说集中描写历史发生与记录的过程，强调了历史如何以语言为媒介唤起人类的意识。他还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历史，那么任何个人与团体都不能以公众名义得到记录，而且对于那些创造历史，或相反被历史排除在外的人，我们可能什么也不知道[7]。康沃尔·加雷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其历史主题。在《不光彩之国：边界地区的历史与人文》中，他详细探讨了为什么会选“塞伦”作为《耻》中最后部分的主要场景。仔细研究南非的历史和地理后，他指出：“塞伦不是虚构的地方而是真实存在的，它是距南非东开普省格雷厄姆斯敦市25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8]。
另外，还有一些评论家关注小说《耻》中的动物。这是因为库切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在《耻》中表达出对动物的关心，并在小说末尾留出大量空间讨论动物。邦尼·理查德在《斯威夫特与卡夫卡：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难懂小说中的动物与政治》中讨论了殖民主义与动物间的联系。他谈到动物分类对欧洲殖民主义来讲是西方本地人与非西方本地人的明显不同。
人类的痛苦，扭曲和脆弱也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甘南·克里斯加纳在《作者的作者：两种视角》中写道：“库切作品中引起广泛兴趣的原因是他写了边境与界限。”[9]库切作品中的人物常常由于文化和历史处境而陷入迷乱。卢里和他的女儿露西就是这种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他们竟然在失去自己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发现了自己。
伦理也是评论家讨论的主题之一。吉尔伯特在《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和塞缪尔·贝克特：伦理，讲真话和自我欺骗》中解释了库切如何通过他与塞缪尔·贝克特的意外相见来表现他的伦理观和讲真话，吉尔伯特是一个上面提及的“尊敬”的作家。派勒特在《顽强寂静：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的〈耻〉与〈非忏悔伦理〉》中写道：“库切的写作主体，尽管它在探索伦理，可能最终抗拒通过一个单一的道德模式被人们理解，本身可能为不断增长的无定形的道德批判理论做出了贡献。”[10]。
《耻》吸引了女性评论家的注意。博埃默主要关注了卢里彻底改变后，露西是如何保持沉默的。她认为在《耻》中，库切把露西描写成“始终是一个沉默的动物性的人”和“以不断的顺从作为救赎做法是荒谬的”[11]。
正如许多中国评论家一样，蔡圣勤以现实主义观点分析小说《耻》。他认为小说《耻》是现实主义文学对文明理论冲突的回应。他借用亨廷顿“文明理论冲突”，揭露《耻》中的矛盾、冲突、不同文明文化种族间的隔阂的根本原因[12]。他描述了白人和黑人的冲突，包括后种族隔离时期他们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文明。
石嵩认为小说《耻》的主题带给我们南非殖民后时期的全视图，平静表面下危机暗涌[13]。以个人观点讲，小说《耻》有两层意义：一个意义是大学教授卢里曾经拥有体面生活，另一个意义是卢里的女儿露西在她自己的农场里被三个黑人强暴。为了维持生计，她隐藏起自己的耻辱成为一个本地黑人的第三个老婆。从社会角度讲，作者认为卢里的错误做法玷污了大学教授这一圣神职位，也玷污了象牙塔。
综上所述，库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探索创新精神，评论家们从种族主义到其他不同角度评论了小说《耻》。库切在种族隔离制度盛衰之地——南非及英国、美国和澳洲的独特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并受到了全世界许多评论家的好评。但是库切的双重文化身份意识使他陷入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一直处于无根状态。库切敢于以文字为武器，把批判的笔端指向了权力的中心，同情边缘群体，淋漓尽致地凸显勇于向权威挑战、颠覆霸权的伟大精神品质。
参考文献：
[1]Canepari—Labib，Michela.Old Myths—Modern Empires：Power，Language，and Identity in J.M.Coetzee’s Work[M].Bern and New York：PeterLang， 2005.
[2]Coetzee，John Maxwell，and David Attwell.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34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