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大师,,矢志不渝,名垂青史】鉴真大师
702年，鉴真入扬州大云寺为沙弥，706年，受菩萨戒，709年，随道岸禅师入长安，在实际寺受具足戒。
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
715年，他回到扬州大明寺修行，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
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
二十二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弘景，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
文纲、道岸、弘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已很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
律宗出现在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
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
鉴真研究的是以南山律宗为主。
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文纲、道岸、弘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
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
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
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二十六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
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
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
当鉴真四十五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四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
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
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
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
日本政府一直在寻找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方法。
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
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
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
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十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十月，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今朝鲜）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他们向鉴真讲了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续及缺少合适授戒名僧的情况，请求鉴真帮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
鉴真见他们“辞旨恳至”，也就动心了。
自己虽已五十四岁，但为了弘扬佛法，决定不惜生命危险，也要前往。
鉴真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问他们询问：“谁愿意同行？”大家都沉默不语。
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
” 祥彦的话并不夸张，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义向、圆载先后在遣唐和归途中为风涛吞没。
没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是不敢扬帆启航的。
人为的困难也不少，唐朝对私自出国限制很严，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
鉴真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他的决心感动了弟子，当即有祥彦、思托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同行。
由于鉴真一行没有出国证明――过所，他们便假称到天台上国清寺参加供奉活动，而秘密准备去日本的物资。
又通过道航的关系，得到当朝宰相李林甫哥哥李林宗的介绍信，便在扬州打造海船。
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出发之际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僧如海品行不端，不适合去日本弘化佛法，而建议他留下。
如海不满，跑到采访厅诬告道航勾联海盗准备造反，采访使班景派人去各寺搜查，逮捕荣睿、普照等。
后经道航解释并出示李林宗介绍信得以无罪，但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了鉴真等从海上去国清寺的要求，同时没收了海船。
第一次东渡失败了。
不久，鉴真个人出钱八十贯买下一条退役的军船，雇用十八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等各种技艺人才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不料即遇大风，第二次东渡又失败。
第三次东渡至舟山群岛附近，再遇大风，船触礁后鉴真一行在荒岛上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决定在朝廷不甚注意的福州出发，然而当地僧众出于担心鉴真东渡发生危险的好心，对鉴真看护甚严，并将其行踪报告官府。
前四次的失败，并没有改变鉴真的初衷。
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僧众、水手等三十人在扬州出发。
出长江后遇大风，船在风浪中完全失去了控制，随风浪漂泊，淡水早已用完，人们严重晕船，食物难咽，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
十一月间，失去驾驭的船在海上一连漂了十四天，终于在海南岛的振州靠岸。
他们在当地留居一年有余。
鉴真在那里修寺造佛，登坛授戒。
后决定重返扬州，行至端州（今广东高要）时，荣睿积劳病重，去世。
荣睿的死，普照的离去，第五次东渡的失败，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他感受暑热，眼睛渐渐模糊起来，虽经医治未见好转。
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祥彦又因病去世。
祥彦是鉴真最得力的优秀弟子，他最先表态支持东渡，一直追随其左右。
如今祥彦的死使六十三岁的鉴真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这一系列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
相反，东渡的决心更坚定了。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团，从长安返回日本途中经扬州，到延光寺拜访鉴真。
藤原清河将邀请鉴真和唐玄宗拒绝鉴真出国一事告诉了鉴真，并希望他自己决定。
鉴真当即表示愿意同行，经商量后决定在十月十九日出发。
日本使团的来访，引起了扬州僧俗的注意，出于对鉴真安全的考虑，扬州僧众对他看护很严，鉴真无法脱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东渡计划再次受到了考验。
正在这时，鉴真弟子仁婺从婺州（浙江金华）来到扬州，听说师傅东渡受阻，十分同情，便决定用自己来时乘坐的船接鉴真离开扬州，到黄泗浦（今张家港西北长江之滨）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与藤原清河等会合后，广陵郡的地方官已听到鉴真准备渡海去日本的传闻，因此决定检查日本遣唐使船，机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吕秘密将鉴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过众人的注意。
唐朝僧人除鉴真外，还有法进、义静、昙静、思托、法载、法成等十四人及女尼智首等三人。
十一月十六日，四船出发，一路顺风。
二十一日第一号、第二号两船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冲绳），北行至多祢岛（种子岛）西南，遇第三号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风，第一号船在航行中遇难。
鉴真所乘的第二号船终于在二十日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
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天平胜宝五年，即公元753 年初），经四十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今日本福冈）。
鉴真一行前后历时十二年，六次启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几经绝境。
先后有三十六人死于船祸和伤病，二百余人退出东渡行列。
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吕的报告，知道鉴真已经到达日本。
二月一日，鉴真至难波国师乡（今属大阪府）时，受到了先期到达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师行基弟子法义的热情款待。
后住在藤原鱼名的官厅，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来迎接慰问，催促鉴真入京。
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
根据圣武和孝谦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
但是，这引起了日本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等人，激烈反对。
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在辩论中，鉴真做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结果贤�等人皆被折服，舍弃旧戒。
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
公元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然而，公元758年，作为鉴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淳仁天皇。
相应的，鉴真也遭受到排挤。
公元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
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
淳仁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
从此，鉴真就在寺中讲律授戒。
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鉴真奋斗一生的历史记录下来，思托撰成了《鉴真和上东征传》。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 年），为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七十六岁。
公元764年，孝谦天皇镇压了惠美押胜之乱，重新登基。
鉴真的弟子思托、法进等人相继成为“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扩建，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国宝。
鉴真所开创的四戒坛，也成为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佛教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
历程评述： 鉴真在佛教、医学、书法、建筑、雕塑等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早先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
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
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熟识医方明，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 鉴真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他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著名的唐招提寺是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的，他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1597 年日本地震的考验，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