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勿当“官”——对法官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我国法官法第二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法院适用法律的活动是通过法官的严格执法来实现的。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严格适用法律，法官除了应向法律负责以外，不应接受任何机关和个人的指示和命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理解法律。”一个理想的法官应当是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的典范。
在法院内部，存在着司法行政权与司法审判权。这两种权力是不同的。司法行政权主要是对法院内部的人、财、物进行管理的权力，是保障法院活动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司法行政权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以及有关行政部门的领导享有并行使，而司法审判权则由每一个法官具体行使。法官所享有的审判权是平等的，法官之上不应当有法官。审判权不是一种行政支配权，一个法官不能在对具体案件的裁量中受另一个法官的支配。
法官与行政官员是两种不同的性质的“官”，前者强调裁判的公正、程序的合法，以适用法律为职责，后者强调效率，采取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行政工作人员必须按照行政首长的指挥命令行事。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官不当“官”，指的是审判人员不要追求担当行政职务，而应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人民的审判事业之中。虽然在我国当“官”仍是大多数人的追求，但经过法官体制的改革和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法官”也将成为有志者的梦想。
一、法官不应当“官”。
法官应当成为法律的专家，一名法官应当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审判事业，这不仅是对其职业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随着法律的不断建立和健全，以及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调控作用的加强，迫切需要专门从事适用法律活动的法官，对法律具有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另一方面，法官享有的司法权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也维系着社会公平正义和秩序。法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其主要任务是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各种纠纷，因此法官需要通晓程序法和实体法，同时也要知道如何正确地应用法律。由于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需要将抽象的法律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沟通法律与事实之间的联系，也需要正确地解释法律和填补法律的漏洞。这些都对法官在知法懂法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事实上，具有一大批经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和职业训练，具有较好的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的法官，他们公正廉洁、严格执法是中国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法官首先必须做到知法懂法，不仅要做法律的“专家”，而且要做法律的“通家”，作法官就不亦做“官”。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强调全面发展，但随着世界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精细，一个人很难成为全面发展的“通家”。若想成就一项事业，必须将一个人的全部精力投入进去。法官亦是如此，当法官就勿求当“官”。做“官”是一个复杂的工作，法官若深入其中，不免难以自拔，法官与“官”不能双顾，必然影响法官的工作。从目前看，多数人追求当“官”是因为“官”比法官待遇好，社会地位高，这只能说是我国传统与现实体制造成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法官制度的建立，法官必将成为一种神圣的职业。到那时，一名当“官”的法官就会因为自己的决择而懊悔不已。
二、法官不当“官”的措施。
人们追求当“官”，有的法官也追求当“官”，体现出“官”与法官相比具有其优越性，法官是神圣的职业，难道就不能象“官”那样具有吸引力吗？我国已经加入 WTO，放眼世界，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薪金与内阁总理大臣、国会两院的议长相等，月收入达230万日元，是普通劳工月收入的4倍。19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收入平均约177500美元，联邦巡回法院法官的年收入平均约133600美元。大多数国家法官是有志者追求的目标。我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在审判方式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的进展，而对于审判的操作者——法官来说，改革的深度尚不够。法官制度改革的内容较多，但我们认为提高法官素质和待遇是改革的重点。下面分而论之，以期得到实施，改变法官当“官”的局面。
（一）提高素质。
1、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高素质的法官是高质量裁判的前提和基础。为了保证法官裁判的质量，法官的队伍应该少而精，法官的素质越高，则法官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越高，裁判的权威性也越强。我国现有法官27万余名，尽管自1993年以来各类案件的数量以每年约11%的比率增长，法院的审判任务越来越繁重，但应当看到，我国现有的法官队伍与国外的法官数量相比，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可以说是相当庞大的。1997年英国全职法官仅有964名，如果按人口比例，英国大约每11万人有1名法官，而我国按人口比例是每4.8万人有1名法官。从承办案件来看，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办案1988年达627件，美国的法官年平均办案数在300至 400之间，几乎每人每天办一件案件。在我国以1996年为例，平均每个法官的办案数约21件。可见美国法官的办案数几乎比我国法官办案数高出15倍。我国的法官平均数并不高，但有多少法院、又有多少法官在喊自己忙啊！累呀！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二个原因。一方面，法官队伍整体业务素质不高，办案人员不精干，其些人甚至缺乏必要的独立办案能力。几乎在绝大多数法院，都普遍存在着法官绝对多数，但业务骨干并不很多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法官承担许多审判工作以外的事务，有些甚至是法官根本不应承担的工作。由于这些工作太多，耗费了法官不少的时间，这也是目前法院办案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提高法院效率除了需要从制度上保证法官全身心投入审判工作，减轻法官不必承担的任务以外，应当建立一支精干的、具有较高素质的法官队伍，采取少而精的政策。就象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苏泽林同志讲的那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法官制度，逐步实现法官队伍的专业化、精英化。适当精简法官数量，着重提高法官素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只有少而精，才能专业化，提高办案效率；只有少而精，才能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质和法官的社会地位，并且对少而精的法官实行优厚的待遇，解决其生活的后顾之忧。
我国古代思想家十分强调人的因素对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如韩非子指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白居易指出：“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王安石指出：“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在现代社会，法官的素质是严格执法的保证。如果法官不能全面的知法、懂法，具有一定的司法经验并随时受职业道德和纪律的约束，则各项司法改革措施是很难奏效的。即使有好的法律，如果法官素质不高也会使法律难以执行；如果法律本身存在缺陷而好的法官也可以在司法中纠正这些缺陷。这就需要全面提高法官素质，按照职业专门化的要求建立一支公正清廉、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正如哈耶尼指出的：“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肖扬同志指出：“建立一支业务精通、公正清廉、作风优良的高度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法官视为政法干部，强调其行政性，而忽视了其技术性职业的专门化。50年代为与旧法划清界限，法官的名称也取消了，改称审判员。直到 1995年法官法颁布，法官一词在法律上才得到确认。由于进入法院担任法官的门坎太低，以至于来源十分复杂，许多人没有在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接受正规的法律教育和培训，便匆匆上岗，独立办案，导致法官的人员多、素质差。截止1997年，全国法官中本科层次只占5.6%、研究生仅占0.25%.虽然经过这几年的培训，本科、研究生所占的比例有所提高，但多数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得到的毕业文凭并不能说明法官的素质就提高了。肖扬在《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情况汇报》中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全国绝大多数法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是好的，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高，不能完全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这一评价是十分客观的。法官的素质不能提高，严格遵循程序、判决必须充分阐述理由、援引实体法必须准确等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很难实现，有关司法改革的各项措施也很难奏效。当前要保障严格执法、司法公正、必须全面提高法官的素质。
英国，担任全职的法官必须从律师中任命，担任地方法院的法官必须有不少于7年出庭律师的经历，法官最初任职时的平均年龄为47岁，高级法院的法官年龄一般都在60岁以上。在日本，要想成为一名法官，首先必须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大都是法律系或研究院的毕业生。其次，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每年度举行一次，在5月、7月、10月分三次进行，每次考7日左右。这种考试很难，全国每年平均参加考试的2万名应试者，合格者仅500人左右。考试合格者还要进入司法研修所接受培训，期限为一年半，结业前还要进行一次毕业考试。经过考试合格者愿意并获准到法院任职的，只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地方法院做助理法官。助理法官只能陪审，不能主审或独立审理案件。助理法官通常要工作10年左右，才能担任地方法院和家庭法院的法官，其中特别优秀的可5年后升任法官。日本出任高等法院法官必须担任过10年以上助理法官、简易法院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等职务；最高法院的法官应由具备良好法律素养的40岁以上的人担任，只有担任高等法院法官、检察官、律师、大学教授累计达10至20年以上，才能出任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德国，如果从事审判，必须取得司法公证人员资格。德国的法律专业教育本科为五年，学习期满后，由学校发给毕业证，然后进行为期两年的法律工作实习。实习期满，参加由联邦司法部主持的国家司法考试，考试进行三年月，合格者由司法部颁发司法人员资格证。这些人有权参加法官选任考试。在参加前两次考试过程中，约有40%的人可能通过，40%之中只有10%的人可能通过法官选任考试。通过考试的，有可能成为预备法官，预备期为6个月，预备期满，才可能通过任命成为一名法官。
在我国，法官法已经修改，但法院的组成人员没有因此发生什么变化。许多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司机、军队干部、工人可以当法官；没有经过政法部门锻炼、没有办过案子、没有读过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当院长、庭长。法官几乎成了大众化的职业。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忧。现实情况决定我国暂时还不能实行德国、日本式的法官选任制度，但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革，逐步严格我国的法官选任制度。
（1）、改革法院人事制度。在德国，任州和地方一级的法官由州法官考评委员会向州司法部长提名，由州司法部长任命。在联邦一级法院中，法官都从州法院的法官中产生。我国应当改变目前各地选拔本地的法官、地方政府可控制对本地法官的任命和调离的做法。下级法院的院长和其他法官的人选应当由上级法院提名推荐，也就是说，可以由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的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名推荐，而不能由其他机构推荐，人事安排也不应由下级法院的同级政府管理和控制。这样做与宪法关于各级法院的法官由同级权力机关产生的原则并不矛盾，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各级法院的法官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从而减少和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只有这样，法院才能享有对法官的选择权，把住法官质量这一关。
（2）、在法院系统建立垂直管理体制。由上级法院统一掌握对下级法院的法官的调整、考评、晋升、奖励以及对违纪法官的处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法院内部的工资、报酬以及经费的预算。实行法院系统垂直领导的模式，有利于减少行政部门对法官的干预，从而增强审判的独立性，减少或杜绝法官被地方调整的现象发生，使法官具有安全和稳定感，专心于审判工作。虽然这样做也可能造成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不正当的干预和控制，但这种干预对于行政干预来讲，是一种业务相通性的干预，不能因此忽略其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