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东亚]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进大学时,思维尚局限在“半国的视角”之中。
当时虽然美国与中国之间逐渐产生和谐气氛,可是韩半岛作为东亚冷战的中心,南北分断体制仍然十分顽固,这支配了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尚且不说以东亚为单位的思维,连韩半岛都无法成为自我思想的范围。
我的思维当然也只能停留在从分断的韩半岛半边国家──不完整的(或畸形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世界的层次。
在那种氛围的大学生时期,有机会读到留德韩人李弥勒所写的自传小说《鸭绿江在流动》,让我开始切实认识到“半国的视角”的局限性。
作者因参加一九一九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捕而流亡德国定居。
他流亡德国的旅程为我打开了丰富的地理空间想象。
当时他从京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搭乘火车跨过鸭绿江,穿越西伯利亚与亚欧,最后到达德国。
此一行程连在现今南北分断体制开始动摇、南北交流日益增加的今日,也不能实现。
可想而知,当时这对我内心引起的震撼有多大。
随着岁月的流逝,韩国国内外形势也不断发生变化。
一九八七年以后韩国国内的民主化逐步实现,一九八九年以后韩国之外的冷战体系接连崩溃。
就在韩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急遽变化的一九九○年夏天,我受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做了一年多的访问研究员。
在那段期间,我经历了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明明是中国历史研究者,而美国人问我的却都是有关韩国史的问题。
于是我也开始留意更为宽广的“东亚的视角”的研究途径及其可行性。
回国后,我发现韩国政府已经向过去包含中国、苏联与东亚各国在内的冷战敌营中的对方伸出了友谊之手,而中国朝鲜族和东南亚的劳动者也开始流入韩国。
也就是说,一个学者甚至社会与国家,这时需要的不再是“半国的视角”,而是需要同时观察东亚中的韩国和韩国中的东亚这种地理想象力的扩充。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个人的觉醒正切合了时代的要求。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开始将东亚地域作为一个单位来思考,在韩国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东亚论述”的争论。
从更深的层次看,我们可以从韩国思想史的脉络找到这种变化的渊源。
从远的说,十九世纪末朝鲜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在追求东亚三国连带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将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作为一个单位来思考。
这种思维方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只能转为地下潜流。
解放后,也因从属于美国的冷战秩序依然不能迸发而出。
只有到了九十年代,才乘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回归”正道。
比较近的渊源则是七八十年代韩国进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第三世界的问题意识,趁九十年代冷战体制的崩溃之际,以东亚论述的形态表露出来的。
当时我们所提倡的民族民众主义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思,是立足于民族和民众生活的一种反叛性理论,也是一种积极探索新的世界观的理论,蕴含着对第三世界的关心和联合意识。
因此,在九十年代的新形势下重构民族民众主义时,为了克服民族主义(的封闭性),试图从与我们相近的地域和文明开始贯彻第三世界的问题意识,于是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东亚。
从各种不同的见解与讨论中可以看出,现在韩国国内东亚论述的参与者之间存有性质上的差异。
我的东亚论述也是在与这些不同立场的论争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韩国(和日本)被称为“作为变革论的东亚论”,或“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论”。
首先是关于“东亚”概念和地理范围。
只要分析亚洲、亚太(Asia—Pacific)、东洋、东方等用语的历史变迁就可以知道,地域概念在地理上是随着认识主体的经验而不断变化的一种“创意”(invention)。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东盟(ASEAN)过去加上韩、中、日看做东亚,最近则根据现实需要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包括进来,东亚甚至包括了(本来属于南亚的)印度。
而且我并不将这一概念看成地理上的固定实体,而是文化的和历史的产物。
我很早就从这一设想出发,且将“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用语作为东亚论的关键词来使用。
一般来说,东亚指的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有时候也称为东北亚,是狭义的东亚。
像我这样将东亚从广义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来使用,虽然看起来在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的同构型上有所减弱,但是从该地域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现实来看,也蕴含了该地域在政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追求合作的趋势。
而且,引入东南亚,也可以避免“东北亚中心主义”的嫌疑,因为有人担心一旦建立东北亚地域为主的共同体会将成为“超大型恐龙”,给其他地域的民众和环境带来灾难。
从日本和韩国的东亚论的系谱来看,其核心分明是对欧美中心主义的批判。
可是现今美国在东亚可说是无所不在,而且我们似乎也很难摆脱这种现实。
针对这种状况,我采取了一种既充分尊重美国的利益,又巧妙地节制美国的影响力的“双重周边的视角”。
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迫走上非主体化道路的东亚这一周边的视角”,以及“在东亚内部的位阶秩序中,处于周边地位的周边的视角”的问题意识。
我所说的中心和周边的关系并不单就地理位置而言,而是价值层次上的无限连锁和压迫转嫁关系。
透过探讨在东亚现代史中没有形成国家单位的地域或集团的历史经验和现状,希望不要将东亚的问题简单化为国家、国民一元化问题。
例如,被压迫的民族或离散集团,以及琉球等在东亚论中必须得到重视,其理由也正在于此。
我希望在东亚进行这样的知性和实践工作,即重新确立历史上形成的周边的多元主体的认同性,增强变革其整体构造的动力,切实发挥周边内在的批判精神。
当我们往这个方向努力时,我相信在广义的东亚地域的位阶秩序中,坚持“周边”的视角,在批判东亚的中心──不管是中国的“威胁”,还是美国的霸权,以及美国的盟友日本──的同时,新的和平的东亚秩序自然会得以建立。
此外,也许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被不同国家和语言所限制的人们能真正沟通吗?东亚论述是否希望超越东亚中心主义,建立区域间(inter—region)的沟通呢?对于这些问题,我正从“沟通的普遍性”(communicative universality)这一概念出发,探寻问题的答案。
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普遍性设定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有效的真理、价值或文化,可是我希望在认识论上彻底摆脱这种思维方式。
我将普遍性(不仅仅是真理)看做被广泛认定的、协议的结果。
为了达到协议,需要多数的认同和承认,这就必然要以认识主体间的沟通为前提。
可是现实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非沟通的(而是压制的、霸权的)普遍性或沟通的个别性的例子。
如何能够克服这些,实现沟通的普遍性呢?与其轻率地追求认识的共有,不如先认识这样一种普遍性,即是彼此间存有差异和距离,经由相互交流和沟通,在原有的脉络上认识到自己与他者在不同的个别性中亦有某种普遍性,我们从中也得以发现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总之,我要强调的是,能够使沟通成为可能的普遍性要素存在于个体之内,因此在个体间沟通过程所产生的共感和想象力的弹性作用下,普遍性能够得以确立。
从这种觉悟出发,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最后要说明,本书中我所关注的是作为制度的历史学和历史教科书。
因为历史教科书问题现在造成了东亚国家间的历史纠纷,也成为历史学界关心的焦点之一(在台湾地区,围绕“台湾意识”的历史叙述,也出现了关于教科书的争论)。
我针对学术界的这一动向,重点分析了韩国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如何认识东亚的。
在二十世纪,各国主要关注的是在一国史的视角下编撰本国的“国史”,而我则从历史教科书中抽出有关东亚认识的内容,从而揭示出以国史为主的叙述方式所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种研究,展望建立“国史”和东亚史可以相互沟通的东亚地域史的可能性。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想使教授东亚视角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成为可能,就不仅要在国家主导的教科书制度内外进行变革,同时在学院这一制度之内生产历史知识的历史学(尤其是东洋史)也应有所变化。
为了本书的出版,我在修改自己过去所发表的文章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书写态度也有所反思。
我在形成东亚的视角后,每当写文章时心中不仅有韩国读者,也同时考虑到汉语和日语读者。
这不仅仅是考虑到文章的汉语或日语翻译问题,而是考虑他们的想法来构思自己的文章。
本书出版后,我和汉语圈读者共享的空间,也许能成为相互讨论和交流的公共圈。
可是,我希望将来不仅能成为讨论的空间,也同时能成为情感的空间,发展成一种亲密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为作者的我首先应怀有深切关怀东亚人日常生活的心情。
我相信这本书能提供拥有这种生活态度的机会,于是感到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个人的内心里并因而充满快慰与成就感。
(《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韩]白永瑞著,台湾社会科学季刊社即将出版) 《美的人生观――张竞生美学文选》 张竞生著张培忠辑定价:24.00元 本书所编选的是张竞生在担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时所出版的两部著作《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其中前者在两年之内,重印了七次,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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