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故事_特科行动:惩毙叛徒白鑫始末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砰!砰!”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

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几具尸体躺在腥红的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

各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彭湃等同志惨遭杀害,周恩来怒下“锄奸”令      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

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

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请假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国民党特务已经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伍豪(周恩来化名)?”特务们咆哮着。

彭湃?谁是彭湃……他就是……”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拷住了他的双手。

奇怪,特务们为什么拿着名单?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这里肯定有问题。

彭湃同时被捕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

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每天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

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共产党要人。

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

所幸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损失可能会更为巨大。

彭湃等同志的被捕,让中共地下党倍感悲痛,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打听彭湃、杨殷等同志情况,以便营救。

陈赓通过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同志,执行的时间在8月28日清晨。

经过计划,中央特科制定了营救方案。

但因敌人早已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

相比之下,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层层被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计划。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一大损失。

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

不久,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

与此同时,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白鑫成缩头“乌龟”,地下党定计“长线钓鱼”      白鑫不是傻瓜,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就当起了“缩头乌龟”,由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

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一时也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

陈赓特科的同志们打气说:“白鑫只要还在上海,这只‘乌龟’就会有露头的一天。

”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来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

原来,白鑫自因告密杀害了彭湃后,知道中共地下党组织不会放过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不长时间就吓出了头疼的毛病。

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

”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陈赓指示柯达文说:“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

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

他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弄开了一所达生医院做掩护。

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并不知道柯达文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

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他不到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马上将这一重要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让柯达文按约前往,但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陈赓自然心领神会。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这时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

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哦,是这样。

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怎么走了?连药也没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

白鑫也编了一通假话。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

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小支持!”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说:“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钱,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范争波眼睛后面的东西,稍微推让了一下后,就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

望着他的背影,白鑫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里。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

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几天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

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

杨登瀛出山,深入虎穴“稳”叛徒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要真正进到 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陈赓周恩来商议后,将这一重要任务再次交给了杨登瀛。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殊不知,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已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陈赓杨登瀛弄清楚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是个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复说:“那是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唔!怪不得白鑫会藏在他那里,原来是个‘老虎穴’!”陈赓似有所悟。

接着,陈赓将有关“锄奸”部署告诉了杨登瀛。

杨登瀛心领神会:“你放心,我马上去这个‘虎穴’摸清白鑫的情况,并把他定在那里,以便下手。

”   杨登瀛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

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员”竟然会“通共”,也就没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

范争波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能够结识杨登瀛,白鑫受宠若惊:“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杨登瀛笑了笑,说:“共匪要犯彭湃能够落网,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说:“不敢!只可惜那次伍豪未能到会,否则他也跑不了。

杨登瀛一语双关地说:“我一定向中央组织部报告。

中央对你一定会论‘功’行‘赏’的!”“多谢杨特派员!”白鑫一副媚态。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

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馆里,否则会招致祸端。

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

杨登瀛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

”   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

杨登瀛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董牧师勘察地形,“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仍然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彭湃、杨殷等人浑身是血地站在他床头,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但头疼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痊愈。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去躲躲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

他认为在国内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广州,也不安全,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他,替烈士报仇。

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

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白鑫是不相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陈赓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开始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准备就在白鑫出逃的当晚行动,绝不能让叛徒逃往国外。

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来找主持牧师董键吾,董健吾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帅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陈赓要董牧师前往白鑫隐藏的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把进退路线摸清楚。

在和合坊范争波已经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镖,而且在和合坊弄堂的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

只有身穿法衣的牧师出现在那里不容易引人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

1929年11月11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合坊,在四弄四十三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

夜静更深,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

只有四十三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

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他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

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一颗子弹打死了他。

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

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战斗很快结束。

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

白鑫,这个欠下烈士血债死有余辜的叛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曾下令一定迅速查清事实真相,然而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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