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教育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
前段时间文章《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刷屏，最近“减负三十条”的发布亦引起热议，教育的各方面问题一直广受关注， 城乡教育资源的分布为何终究无法一碗水端平？“减负”政策呼吁多年，为何孩子的学业负担却越来越重？……观察者网就此采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
屏幕背后是社会结构 观察者网：前不久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广受关注，文中讲述了7.2万名偏远乡村中学的学生集体通过网络直播学习城市重点中学的课程，最终不少考取本科，甚至有88人上了清北的故事。
但也有媒体、学者质疑，称屏幕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
您如何看待这些直播课程的作用呢？ 郑也夫：利用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网络共享，让乡村学生也可以接受一些城市学生才有的师资资源，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能否说“改变命运”呢？我比较怀疑。
其实，“改变命运”这个提法本身就反映出我们社会结构上的问题。
比如中国古老的科举制确实起到改变命运的作用，但我认为那恰恰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的梦想。
而当代社会已经出现了更复杂多元的变化。
今天的德国可以称为枣核型社会，中等收入的人在社会中占大多数，上端和下端人都比较少。
上端是指少量巨富，下端的人多数是移民，德国的公民基本上都在中段。
对于大多数处于中段的公民而言，无论是哲学或者物理学的博士，还是技术学校毕业的技工或厨师，收入都差不多。
而且在社会上受尊重的程度也不以职业或者学历来划分。
区别更多在于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如何。
在德国这样的枣核型社会里，多数人受教育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命运。
因为只要是德国公民，日后肯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会受人尊重，也不需要通过教育来得到城市户籍。
我觉得这样的社会已经超越了用教育改变命运的历史阶段，甚至实现了青年马克思的一些梦想。
已经改变了异化的状态，不再被动地、无聊地从事异化劳动。
人们选择职业都是听凭自己的兴趣，选择接受怎样的教育，也是兴趣驱使，而不是为了改变命运。
观察者网：您的新书《科场现形记续编》里，有一篇关于“教育移民”的文章。
您认为“教育移民”的方式能有效缓解城乡教育资源差异吗？ 《科场现形记续编》封面 郑也夫：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均是关涉历史的不平等。
无论从乡到城移民，还是不同省份之间移民，都是为了高考占便宜。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应该是靠地方媒体来捍卫地方人的权利。
弱势地方的权利要靠维权来解决，要从高层做一些调控来保证公正，这样才可以解决“教育移民”的问题。
一流大学应该给全中国各省的孩子开放，通过管理和调控，最后对各地方的考生一视同仁，这样就会减少移民。
除了“教育移民”，频繁的复读也是很荒诞的，都需要靠政策来克服。
复读这件事情有很大杀伤力，因为不仅考不上大学的人复读，各个分数段都有复读生。
有的学生考不上大学，要读两三年能考上三本，有的学生可以，但是第一年没考上北大，要再来一年，复读机构非常愿意支持这样的学生，不收他的费用。
如果复读机构培养出两个北大的学生，就可以借此做广告，扩大招生。
图片来源：乐学网 潜力相同的学生，应届生是不如复读生有优势的，复读生会挤掉很多录取名额，让竞争更激烈。
他们肯定挤占了一部分本来一年就可以考上的应届生的名额。
而三本学生中概率更大。
况且很多人甚至复读到三年。
所以我觉得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高考不要一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