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的可能性
摘要:本文考察了西方二十世纪两个似乎最具异质性的文论思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从冲突到对话的演变历程，分析了两者相互结合的主要形态､理论渊源和美学肌理。文章认为，深入考察这一对话关系，剖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可以从中探讨社会历史研究与形式研究相统一的一般规律，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是西方二十世纪两个最主要的文论思潮，因为它们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并且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指的是二十世纪受到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的启发，以文学作品为关注中心，以文学语言､形式､结构为研究对象的文论派别，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表面看来，这两个思潮似乎最具有异质性: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学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功能，形式主义文论看重文学的自身特性。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正如美国学者厄尔利希所说的，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的文学论争中，“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便是核心问题。”①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已经发生并且卓有成效，虽然这个对话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流影响不大。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试图整合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面的一些成果时，形式主义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产生了一种边缘性的影响。”②本尼特说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自那以后，形式主义文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影响日益显著。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形式主义文论之间的冲突､对话与融合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最值得注意与深思的现象之一。具体表现为，在二十世纪中前期，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之间，二者以冲突和对立为主，但在卢卡契､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和部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也出现了与形式主义对话与结合的尝试，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结构主义文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转折与调整，走向多方面的对话与结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关系的演变历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俄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文学现象的文论派别与形式主义产生了论争与冲突。形式主义以语言与形式界定文学的特点，坚持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而马克思主义文论将文学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这就产生了两种艺术观念的冲突。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批评了形式主义的基本艺术主张，如陌生化概念是与脱离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承认，艺术创造包含了“根据艺术的特殊法则对现实的扭曲和变形”，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一件艺术作品，首先要根据它自己的法则，也就是艺术的法则来判断。”所以托洛茨基认为，“形式主义方法如果被限制在合法的领域之内，可能有助于阐明文学形式的艺术的和心理的特性。”③这暗示了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补充。由此也见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看待文学立足点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文学的根本属性，同时也承认艺术形式作为文学自身法则的重要性;而形式主义关注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殊性，坚持把文学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区分，认为文学和文学形式本身具有自足性。按照对形式主义持批评立场的巴赫金的说法，“形式主义者的区分特点的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完全对立的。他们把区分特点设想为对某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隔离，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一切别的力量和能量的隔离。他们把特点､独特性设想为对一切别的事物的保守的和敌视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辩证地理解独特性的，因而不能把独特性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具体统一体中的生动的相互影响结合起来。”巴赫金认为，“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所决定。不过，文学作品被从内部决定的同时，也被从外部决定，因为决定它的文学本身整个地是由外部决定的。而从被外部决定的同时，它也被从内部决定，因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为具有独特性和同整个文学情况发生联系(而不是在联系之外)的文学作品来决定的。这样，内在的东西原来是外在的，反之亦然。”④不过，在巴赫金将对文学的外部考察与内部考察结合起来的做法中，也包含了对形式主义内在研究法的某种肯定与借鉴。
其次，如同巴赫金所说，马克思主义重视文学的历史性或历时性，而发端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式主义注重共时性，这也是一个争论的根源。托洛茨基声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某种艺术倾向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何以产生以及如何产生的原因。”⑤后来，新批评派的韦勒克承认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主要分歧所在，“回顾马克思主义批评，我们应该赞扬其对以前常被忽视的文学的社会根源及含义的关注，而真正的批评很少进行这方面的系统研究。”⑥他所说的“真正的批评”其实就是指形式主义批评，而对文学的社会根源及其含义的关注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征。
再次，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目标，显然与形式主义对独立的文学科学的追求及其客观主义研究立场不相吻合，形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因之一便是后者的政治诉求。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说，“将美学判断与道德判断纠缠在一起会导致一个典型的困难，那就是将美学价值捆绑在道德系统上面:诗歌会成为宗教或道德的仆女，无论是在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其他人那里，就是这样。”⑦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确难以调和。曾被视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曾对结构主义的非政治化倾向提出批评，而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政治诉求进行辩护。他说，结构主义的总倾向是“唯理性的､机械的､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倾向。说到底，结构主义(最好还是说某些结构主义者)趋向于认为，真实是由要素随意混合而成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重视过程对结构的优先性，还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倾向(倾向性规律､倾向性过程的规律，等等)的概念是个关键的概念，……在倾向的概念中，不仅显露出过程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不是结构主义，不仅因为它断言过程对结构的优先地位;然而，这也还不够)，而且还显露出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倾向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绝无仅有地成为一种革命的科学。”⑧。
但是，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也有人如俄国形式主义者艾亨鲍乌姆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巴赫金等人便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有对话的可能性。艾亨鲍乌姆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前者是一种历史哲学，后者属于个性化的人文科学，即文学研究;前者研究社会变化的历程，而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主要应对的是文学形式与传统的演变。在艾亨鲍乌姆看来，关注演变过程的共同兴趣会提供二者相互结合的基础。⑨艾亨鲍乌姆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都有对文学现象作历时研究的可能性，这一点十分重要。巴赫金则对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冲突做了认真的反省，“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多数场合都承担捍卫内容的任务，但是在捍卫内容免受形式主义损害的同时，却把这一工作不合适地同诗学结构本身对立起来。随便地回避了内容在作品结构中的结构功能问题，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似的。而问题却恰恰就在这里。”巴赫金从当时的文学论争中，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批评内容形式二分中所存在的理论间隔或裂痕。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必须填补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般学说与对特殊问题的具体研究之间的空缺。”[10]即需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与方法和文学形式的具体研究之间的沟通与转换环节。这就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能否重新界定语言､形式､结构在实现意义中的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得以借鉴形式主义的洞见和技术。二十世纪中前期，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巴赫金､法兰克福学派，二十世纪后期的代表人物则是詹姆逊､伊格尔顿，而在理论上对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的是卢卡契和托尼•本尼特。
二。
从方法论上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对话具有多种形态:超语言学方法与社会历史方法相结合，如巴赫金的研究;社会学方法与形式分析相结合，如卢卡契､阿多诺的研究;索绪尔语言学方法､结构主义叙事学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结合，如詹姆逊的研究，等等。也可以说，巴赫金､卢卡契—法兰克福学派､詹姆逊—伊格尔顿，代表了二者对话的不同阶段。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旨在建立一种把社会历史研究与形式结构研究相统一的社会语言观，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相结合的较早尝试。巴赫金从社会学入手看待语言现象，认为作为形式主义来源的索绪尔的语言学只是一个抽象的体系，它的最大失误在于语言与其意识形态内容的分离，必须研究语言形式交往､应用中的客观因素，“艺术表述的形式——作品，就只有在文学生活的统一体之中，在与其他文学形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才能够理解”，所以“使形式结构主题化是十分重要的”[11]。巴赫金还将他的超语言学应用于文学研究。在《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中，他把文学形式分为两个层面:布局形式即材料的组织属于形式的技术方面，建构形式即文学中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的结合与组织属于高一级的形式，其价值在于表现内容，前者服从于后者，因此，文学形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直觉地把认识与伦理融为一体。”[12]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研究中，巴赫金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共存与相互作用的共时性观察事物的方式同主人公们的世界两者之间的联系，该联系决定了复调小说的艺术结构和描绘人物的方法，并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被压迫现象与人的意识的矛盾性､双重性的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巴赫金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解放人和使人摆脱物化的意义。”[13]这就通过他特有的超语言学建构，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与形式主义的语言､结构模式分析结合了起来。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受到黑格尔有机形式论的影响。黑格尔说，“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14]这个说法看到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但它将内容与形式纳入同一哲学范畴进行操作的做法，仍然假定了形式对内容的依存关系，形式在这里没有独立性，是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服务的。所以在《美学》中，黑格尔又说，“一定的内容就决定它的适合的形式。”[15]如何转化与改造黑格尔的形式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论面临的任务。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看，卢卡契是较早把黑格尔的形式观念推演到文学形式与社会形势辩证分析领域的理论家。在卢卡契看来，“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16]卢卡契认为，文学形式有其现实基础，摆脱不了社会历史的制约。他在分析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文学的衰退时说，“德国的生活依然是狭隘的，从政治上看是四分五裂，从社会关系上看是五花八门，从这种生活中就不可能产生再现它的真正的新的艺术手段。”小说和戏剧的形式问题和由伟大的社会斗争而产生的思想和道德冲突的结合，是某种社会情势自发的经历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采用什么形式，是由这些题材，是由对这些冲突艺术的加工而有机产生的，因此，就是采用形式的这种连续性也具有对艺术特别有利的自发性。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就是这样的，它们形式上最伟大的创新就是由于社会和艺术自觉地共同参与整个发展而有机地产生出来的。因此，即使是重新使用以前的发展倾向，也会获得超过纯主观艺术的，纯形式试验的社会和世界观的意义。”[17]社会形势的变化会提出文学形式问题。在社会转折时刻，伟大的作家会接受社会新意蕴的全部丰富性，创作出与之适应的新的文学形式。在对司各特､巴尔扎克的研究中，卢卡契揭示了现实主义注重完整性和写实性的艺术形式怎样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情势相联系。但是卢卡契的形式观念还带有比较浓厚的黑格尔形式观的印记，他眼中的形式还是社会形势的某种折射或投影。而且，由于没有看到现代语言学的革命意义，他未能对现代主义艺术新的表现形式给予合理的评估。在吕西安•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中，卢卡契的上述研究模式变成了对阶级环境､世界观和文学形式之间同构关系的研究，流于简单的机械对应。
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改造了黑格尔的形式观念，形式摆脱了对内容的依附地位，被赋予了重要位置，甚至颠覆与解放的潜能。本雅明借鉴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探讨机械复制时代技术进步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形式进步被视为艺术进步的标志之一。在阿多诺那里，“一部艺术作品的内容，归根结蒂要从它的形式来判断，正是作品实现了的形式，才为作品中产生的那个决定性的社会阶段中种种有力的可能性提供了最可靠的锁匙。”[18]阿多诺突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意义上的形式观念，把它扩大为接近于本雅明意义上的技巧程式概念，认为“虽然艺术中的形式特征不应从直接的政治条件出发予以解释，但它们的实质性内涵就包括政治条件。所有真正的现代艺术均寻求形式的解放。这一趋势是社会解放的一种暗码，因为形式——各种细节的审美综合体——再现出艺术作品与社会的关系。难怪形式的解放是对现状的强烈谴责或诅咒。”[19]马尔库塞则认为，形式通过对现实存在的变形，推出了与经验现实相对立的自由形象，“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之间的紧张，被转化为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这之中，调节要借助于作为形式的作品:这种形式即是作为‘幸福的承诺’的美。在作品的形式中，现实的环境被置放在另一维度，在此，给定现实自身表现为当下的存在。……虚构倾覆了日常经验，揭示出它的支离破碎和虚伪。”[20]这样一来，一些原先被视为形式主义策略的概念，如陌生化等，也被赋予全新的社会意义。
然而，黑格尔的形式观念终究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对话，只有充分消化和整合现代语言学和形式主义文论如叙事学等的成果，才能在卢卡契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詹姆逊一直关注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以及形式在现代主义中的作用等问题，这使他思考形式主义的共时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历时分析的兼容性问题。在《语言的牢笼》中，他指出，形式主义所追求的无止境的形式变化本身就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他在该书的结尾写道，他“将通过揭示先在代码和先在模式的存在，通过重新强调分析者本人的地位，把文本和分析方法一起让历史来检验。……在我看来，只有以此，或以相类似的东西为代价，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东西成对的､显然是无法比较的要求才能得到调和。”[21]基于对形式主义语言和结构的不完全自主性的认识，詹姆逊揭示了现代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等一系列批评话语中的语言､结构､无意识等概念所蕴含的历史､意识形态因素及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他的《政治无意识》将索绪尔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历史方法相结合，通过共时性的叙事系统的共存､矛盾､结构等级或不平衡的发展，“把文本理解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理解为对历史困境所作的意识形态的——但是形式的和内在的——反应。”[22]詹姆逊的研究将文本的历史､意识形态因素的分析与语言､形式分析融为一体，剖析其转换环节和变形图景，以达致某种社会政治的判断，使“具有最特定含义的文学形式成为显而易见是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象征的策略。”[23]历史被形式化，形式被历史化。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进行联结的一个新的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