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为大学校长说几句话]写给校长的几句话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杂文报》第一版，刊登曹林先生《为大学校长说几句话》一文。
文中就“博客中国网最近与《南方周末》合作进行了一次题为‘中国大学校长公众满意度’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６９．８７％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９．９８％。
公众把满意票投给了过去的校长：蔡元培得票８７．９％成为最受推崇的中国大学校长，紧随其后的是胡适、马寅初、梅贻琦等”一事“为中国大学校长说几句话”。
读了全文后，我觉得还有几句话要说。
曹林先生认为：“大学校长在自身伸不开手脚的体制下，让校长们背负起‘公众认同’的道德注视和责任担当，实在是一种苛求。
”归根结底，中国大学校长之所以公众满意度低的“根子在于制度”。
曹先生的论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熏相信很多人是认同的。
然而，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所处的社会背景、制度又如何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所处的时代背景。
１９１７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时，正是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那时的北京大学还是一所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
他在《我在北大的经历》中说到：“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
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
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 胡适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８年任北大校长，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时间是，１９３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２月。
这十七年中，是国民党独裁统治、“四大家族”搜刮民脂的年代，加上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环境何等恶劣可想而知。
马寅初任校长时，正是“极左”思潮开始泛滥的５０年代，他自己也因《人口论》遭受到政治迫害。
比起现今一些大学校长来说，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处境的艰难何止一万倍，在那政局动荡、政治环境、制度极度恶劣的条件下，尚且知道“校长是办教育，不是官”。
顶着政治上的压力，将大学办成一块学术净土。
诚如蔡元培先生任职期间，他高屋建瓴地匡正了大学的性质，明确求学的目的。
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不到两三年时间，北大便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跃而成为全国进步青年仰慕的学府；梅贻琦在任校长一职中，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梅贻琦等诸先生业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灵魂，至今仍然引领着我们，令人每每想起时，都能自然而然的肃然起敬。
反观当今中国大学的校长，试问有几个能做到？正如曹林先生所说：“当今中国的大学校长大多有海外留学或访问经历，对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与管理运作经验并不陌生，相比于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他们的智识和道德水平是不存在障碍的。
”既然智识与道德水平不存在障碍，又为何偏偏令“公众满意度”这么差呢？最后，曹先生将原因归究于制度。
这一论点也许没错！但令人不解的是，被称之为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今天，制度难道会比军阀混战的动乱社会、国民党独裁的旧社会、“极左”思潮泛滥的荒诞社会还要差？呵呵，估计曹先生也会和我一样感到迷惘吧。
我相信，蔡元培、梅贻琦等老校长当时能做到，放在今天他们也同样能做到。
而让现在的中国大学校长背负起“公众认同”的道德注视和责任担当，一点也不算苛求！ [翟明荐自《杂文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