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可持续性的国际贸易，又称绿色国际贸易，其核心是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绿色国际贸易的实现依赖于下列条件：(1)当事国的贸易同自然资源拥有量之间的平衡；(2)出口资源的收入转化为其他形式资本的程度；(3)以国际价格进行贸易的程度，这种国际价格反映的是出口国资源耗损的真实社会成本[1]。近年来，由于绿色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的压力日益增加，国内的研究对绿色国际贸易壁垒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出现了“一边倒”的倾向，即把有关环境方面的贸易条件一概视为贸易壁垒。我们认为，绿色贸易与绿色壁垒是有区别的，分清这种区别，才能找到恰当的应对策略。
一、“绿化”GATT的论争。
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协调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三大国际组织之一，曾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占世界贸易总量85%的贸易额发挥着影响。GATT制定的基本原则，如非歧视原则、关税保护原则、公平贸易原则、贸易壁垒递减原则、互惠原则等对指导世界贸易运行，消减各国之间贸易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解决各缔约国之间贸易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GATT签署的时候（1947年），环境问题还不具有国际性，所以，环境问题只是被作为例外的特例在第20条（GATT关于自由贸易“一般特例”）中有不太明确的规定：第20条(b)允许把那些“必要的保护人类、动物或地球上生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措施作为特例看待；第20条(g)则允许把“与保护不可更新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同国内生产或消费限制相结合能够奏效的话）”作为特例看待。随着国际环境问题重要性的不断加强，GATT在处理与环境有关的国际贸易争端中显得越来越乏力。与此相应，要求“绿化”GATT的呼声日益高涨。对GATT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政策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关系上，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GATT的基础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贸易体制。从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看，环境可能从以下五个方面承受了自由贸易的后果[1][2]：(1)自由贸易会增加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的增加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和能源，占用更多的耕地，产生更多的污染，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未必同比增加。(2)自由贸易可能会导致工业和农业的重新组合以达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对环境资源的占有能力、集约利用能力和对环境污染的处理能力都会增加，对环境的影响正负兼有。(3)自由贸易主张废除补贴，因为补贴是自由贸易的障碍，农业补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工业化国家对其农业的保护一般是通过农业补贴保持国内产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而实现的。但由于农业补贴鼓励农业过度生产，从而直接造成了耕地退化、径流污染、林地湿地破坏等生态环境恶果。废除补贴将大大有益于环境。(4)贸易自由化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使经济水平进而人们的福利水平提高，这对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以及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均有正面影响。(5)国际自由贸易会增加市场失灵，因为它没有把环境外部成本计算在内。总之，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有正有负，如何消除自由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是“绿化”GATT的焦点。
2.环境外部成本问题。
对GATT的第二类批评是针对基于比较利益理论的贸易惯例忽略了环境外部成本而提出的[1][3]。环境外部成本是指由于环境外部性所造成的损失成本。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外部性可以分为单向外部性和相互外部性两类。单向外部性是指一方造成环境损失，却使另一方承受损失成本的情况，它可以进一步分为消费外部性和生产外部性。消费外部性指的是进口国对进口产品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性，如对受到农药化肥污染的食品的消费；生产外部性则是指出口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外部性，如硬木贸易对森林的破坏，水产品捕捞对珍稀动物的威胁等。相互外部性是指环境破坏方和受害方都承担环境外部成本损失，共同财富被污染和破坏的情况，如气候变化、酸雨污染、共有水域的污染等。一般来说，生产外部性较之消费外部性更难以及时发现，而其对环境危害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GATT的问题在于，它仅对与产品消费有关的外部性有所考虑，却忽略了生产外部性。根据GATT的原则，如果能提供外部性的证据，能够证明某种贸易限制是有效率的，并且能够证明贸易限制适用于所有国家，那么消费外部性就是一个在第20条之下进行贸易限制的合理理由。与此不同，GATT不允许把生产外部性作为特例看待，认为。
如果贸易限制是同生产过程相关而不是同产品本身相关的话，就不能认为贸易限制是合理的。
国际贸易中纯粹单向外部性的情况很少见，多数情况下的外部性是相互的（或共有的）。解决共有外部性的有效方法是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协议，而GATT并不支持采用贸易限制来推进环境目标的做法。事实上，大部分具有环境意义的措施都会包含附加的环境条件，含有保护主义因素，许多情况下，很难判别究竟是贸易保护还是资源环境保护占主要地位，因此，批评者们认为GATT应对此有更明确的规定。
可持续性的国际贸易要求国际价格反映资源耗损的真实社会成本，即要把环境外部成本计算在内。依据“污染者负担”(Polluter pays principle)原则，根据所造成的环境损失对不同的进口货源采取限制性措施，是缓和贸易政策与环境资源保护矛盾的有效途径，因为这会促使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考虑环境外部成本，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减少环境破坏活动。产品价格中包含环境成本，亦会促使消费者减少不利于环境的消费活动。
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定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因而不支持在国际贸易规范中引入太多与环境有关的规定[3]。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解决环境外部性的最佳措施是各国制定适当的环境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贸易工具只是次优措施，因此，应该小心采用那些出于环境目的而限制贸易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排斥在某些领域，尤其是涉及重大国际环境问题的领域实行统一的环境规定。
国际统一的环境规定是基于国际原则制定的环境保护规范，与公平贸易原则相一致。实行国际统一的环境规定，可以避免个别国家以某种借口滥用公平贸易原则，把本国的单边环境政策加于其他国家，设置贸易壁垒，从而有利于推动绿色贸易发展。当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要求各国完全对等地实行环境规定是不现实的，这本身就是不公平。因此，基于国际规则的环境规定应该给发展中国家一定的优惠和差别待遇。
上述有关“绿化”GATT的论争，促进了GATT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定的一系列协定中，进一步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环境保护原则，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指出：不应妨碍任何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以及环境。在《关于实施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的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也有类似的条款。
1995年底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把保证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作为重要宗旨，并专门设立了“贸易环境委员会”来处理国际贸易中与环境有关的问题。《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明确指出：在符合可承受的发展速度的前提下，允许缔约国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以符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各自需求与利害关系方式，寻求环境得到保护，并提高这种保护的手段[4]。
尽管存在着种种分歧和冲突，但绿色贸易的国际潮流已势不可挡，绿色贸易国际规范条件应运而生，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上现行的绿色贸易规范条件主要有：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公约与环境条款；在国际贸易中加强环境技术管理，如制定产品的环境标准，颁发产品的环境标志以及进行环境审计等。这些绿色规范条件就像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警戒线，制约着人们的经济行为。
毋庸置疑，国际贸易中的绿色潮流在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孕育绿色壁垒的温床。绿色贸易壁垒又称环境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某些国家借环境保护之名，对外国商品制定过分高于国际公认或大多数国家所能接受的环保标准，或制定比本国商品更高的环保标准，即推行双重标准，从而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成为贸易发展的障碍，这是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密不可分。人类长期以来无节制地摄取自然资源，高消耗、高投入的生产方式，严重破坏了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随着酸雨、森林破坏、海洋区域污染等跨地区、跨国家的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仅仅依靠传统的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来防治环境问题显得越来越乏力。在这种背景下，环境因素被纳入国际贸易领域，成为防止污染越境转移的有效措施。这时，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与环境有关的方面并制定相应的法规条款，其初衷在于通过控制乃至禁止对环境有害的产品以及产品生产设备和工艺来减轻其对进口国的环境压力，本质上讲它并不具有贸易壁垒的特征。但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不断加深。当某些国家为了保护国内企业，以环境保护为名，在贸易规范中设置种种苛刻要求，以阻止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时，就形成了绿色贸易壁垒，其实质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
比之其他非关税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具有表面上的合理性、歧视性和隐蔽性等特征。
表面上的合理性——任何绿色贸易壁垒都标榜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因而极易蛊惑大众心理。
歧视性——天平的砝码总是倾向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发达国家一方，而发达国家总是以领先者的姿态，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提出过高标准，甚至远高于国内标准，而实行双重标准。
隐蔽性——种种绿色贸易壁垒借环境保护之名，隐蔽于具体的贸易法规规定、国际公约的执行过程之中，成为进口国拒绝外国产品的“尚方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