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1 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类型及现状 简单来说，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一类是非诉讼方式，包括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等。由于上述商事争议的特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商事争议解决形式，并且越来越被争议各方所推崇。现行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四种方式。 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非诉讼方式已经相当普及，并且有不断合法化的趋势，进而形成了与诉讼解决方式相互衔接、并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009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正式提出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于是，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越来越受推崇。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泛指美国近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和方法，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以外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总称。在美国，以往的各种民事纠纷主要通过诉讼方式加以解决。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仲裁本文由收集整理、调解等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手段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应用。ADR作为替代诉讼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方法，已成为现代法律发展中的一大趋势。ADR是一个总括性、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难以准确界定，一般是指传统的诉讼以外的那些解决纠纷的方式，其目的是帮助当事人在正式的审判程序之外解决纠纷，集中体现着公民的自治精神. 2 我国涉外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存在的不足 第一，涉外纠纷解决方式单一。中国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类似于国外ADR的实际上只有诉讼调解这一种形式。毋庸置疑，中国的诉讼调解尽管在解决纠纷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妨碍了诉讼调解的效益优势的发挥。首先，诉讼内调解容易发生审判人员的诉讼与非诉讼角色冲突。其次，将调解置于诉讼中会引起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的冲突。 第二，我国现有理论研究滞后。在我国，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已受到普遍重視。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世界上已享有较高的声誉，受案量逐年上升，并以其办案公正受到普遍好评。但是，除仲裁外的其他纯民间性质的ADR形式，在我国尚未引起法学家及其他法律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第三，现有法律规则过于简单、滞后。目前，我国法律对人民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规定过于简单、滞后，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时代发展背景下的不断涌现的各类纠纷的解决。而我国于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只有80个条文，其中的相关规定非常原则化且相对滞后。然而直至今天，立法机关仍未制订与之配套的相关实施办法。 3 ADR对完善我国涉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首先，赋予ADR以法律效力。ADR获得法律效力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必须将赋予ADR法律效力作为前提条件。二是ADR法律效力的获得是立法的直接规定或司法判例。例如，我国《仲裁法》第51条第2款规定：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三是ADR可以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得法律效力，比如司法机关和公证机关的确认获得法律效力。 其次，大力完善调解制度。一是增强调解协议和调解程序对当事人的约束力。相较于调解书，调解协议只是一种暂时的法律文书，缺乏确定性。越快赋予其确定性，越能保证当事人遵守调解协议解决纠纷。二是调解与审判分离，改变调审合一的模式，将调解和审判分解成相互独立的程序，由不同的法官来负责调解与裁判，调者不审，审者不调，调审分离。 最后，构建法院附设ADR制度。借鉴目前各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法院附设ADR是较为理想的形式。通过法院附设ADR来整合审判机关和其他社会纠纷解决资源，是构建以法院为主导的、体现ADR与诉讼的价值和功能互补指导思想的可行路径。 在过去的50年，ADR这种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已经风靡世界，作为东方调解发祥地的中国却没能争得头筹。2015年10月，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在中国法学会的指导下，首次与全国5家高校联手建立ADR研究方阵，积极推进我国的ADR建设，采取研究与发布并举，以高规格、大规模研讨会和论坛的形式，对国内已有的ADR研究成果及时发布并上报推广，同时对新问题及时设立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形成可持续性的滚动发展模式，用3—5年的时间使ADR在业内蔚然成风，践行党的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多元解决矛盾纠纷机制。随着ADR的大力推进和完善，我国的各种商事争议必然会得到进一步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