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惠昭:有一所学校

一所公办民营的学校,在台湾宜兰。当“教育部”与民间正为12年国民义务教育的人学方式争论不休,敌对成仇,3年前开始,这所原来只有小学和中学的学校便冲撞体制,创办体制外的“人文无学籍行动中学”;初期有12岁到18岁的学生20多人,包括创办人教育心理博士杨文贵的一对子女。去年夏天,在“常态”学校学生白天坐在教室里上课,晚上进补习班进补,情绪因为分数和排名的涨跌起起落落之际,“非常态”的行动中学学生在“课内”时间,完成了51天的单车环岛学习旅行。

从“12年国教”确定2014年上路到禁止师生恋到“6岁以下幼儿不得补习”草案再到“抽烟者禁当校长”,台湾教育新闻这几个月来能见度高过101大楼。“教育部”每公布一项措施都像把炸弹丢人深水中,激起冲天的水柱。台湾教育改革改了十多年,结果是学生考试更多、压力更大。尽管台湾出现了高中学历的严长寿总裁、亚洲音乐天王周杰伦,国中毕业的漫画大师蔡志忠、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又有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语出惊人的“我超恨台大电机系”之说,多数老师和家长还是相信唯有读书才足以面对竞争,而考试是确认读书效果最公平的方式。

这样的教育现实底下,创办一所不被体制承认的学校孩子不必考试、没有排名,课程安排完全不同于一般学校,看起来已经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

我认识杨文贵的时候,那二十几个孩子刚好完成环岛,正在整理他们环岛期间所写的日志。每一个行动高中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敢于站在主流反对面的家庭,他们要的不多,他们要的是教育选择权。他们不要孩子考试的轨道上前进,失去了学习的胃口,也失去了试探人生各种可能的勇气和机会。

杨文贵曾经是热血的小学老师,服膺“爱的教育,铁的纪律”,后来他一路进修,也一路自省,所受的传统教育理念从根本起了动摇。到美国取得教育与谘商心理学博士后,他在台北教育大学任教期间,因缘际会借调到由佛光山基金会经营的人文国小担任校长。人文国小“不考试、不打分数、不处罚”,以适性教育为主轴的体制便是在他手中奠基。对寻求理想教育的家长,这里无异就是他们渴慕已久的桃花源。台湾不大,有人干脆举家迁往宜兰,或者由妈妈带着小孩住到宜兰,成为“分居家庭”。宜兰头城文雅路的特殊景观,就是一栋栋“因为人文国小而盖”的房子,地价因此翻了两番。

人文国小的孩子自信而快乐,但升上国中以后,仍旧必须面对3年后的基测,家长对学校开始有种种功课上的要求,又走回传统教育的老路,杨文贵创办行动高中的理由即是在此。根据艾瑞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青少年阶段的主要任务,正是透过各种自我探索,以及多元的实践和体验以确定“我是谁”、“我喜欢什么”从而发展天赋。但是教育体制却把他们框限在教室和课本里,用永无止境的考试磨练之、压抑之,结果完全显示在2009年《天下杂志》一项针对高中和大学生的生命教育调查。对未来,他们普遍茫然,对自己,他们从来就不曾真正理解,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没有梦想。

行动高中等于打通教育的任督二脉,从小六到高中连成一气,孩子可以跳过基测,用3—5年的时间探索自我,多元体验。杨文贵相信,也看到了真实的例证,当孩子确认自己的兴趣,有了动机,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去学习高中3年的课程并不成问题,等到上了大学,保证不会“由你玩4年”。他甚至大胆鼓励行动高中孩子,不必急着念大学,先把自己丢到社会上历练一番,从历练中找出未来的路。

媒体封《赛德克·巴莱》导演魏德圣为“台湾特有种导演”,行动高中就是台湾特有种学校吧。这是杨文贵一个人发起的教育革命,革命者从来都是孤独的,也必须有勇气面对既有体制的反扑,我认识的杨文贵,他坚信自己走在对的道路上,但总有一种隐藏不住的疲惫,会不会,理想教育台湾到头来也只是一场梦?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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