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模型在管理者收购中的应用
摘要：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是我国管理者收购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尝试利用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模型来缓解和消除管理者收购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管理者收购 信号传递 信息甄别 逆向选择 道德风险 ▲▲ 一、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概念的提出 信号博弈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应用广泛的一种博弈，该博弈的显著特点是参与人两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该特点容易导致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最早出现在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一文中，指的是由于买者和卖者关于旧车质量的信息不对称，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而买者只知道车的平均质量，因此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这样卖者将抽走高于平均质量的好车，结果导致市场上旧车质量进一步下降，卖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也随之下降。
道德风险最初源自对保险市场的研究，指的是由于保险公司无法有效监督投保人投保后的实际行为，因此，投保人的实际行为有可能偏离双方事前签订的合同要求。
可见，不对称信息导致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但如果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有办法将其私人信号传递给没有信息的一方 ，或者后者有办法诱使前者提供其私人信息，交易的帕累托改进就有可能出现。
为此，西方经济学家分别从信号发送者和信号接收者两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如斯宾塞的“信号传递”模型，指的是具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主动发送信号来显示自身能力的信息，实现与他人的有效分离；斯蒂格利茨的“信息甄别”模型，指的是拥有公共信息的参与人先采取行动，来获取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的信息。
▲▲ 二、管理者收购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危害 管理者收购起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创新。
管理层收购是指目标公司的管理者利用借贷所融资本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公司所有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进而达到重组本公司目的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
具体来说，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管理者经营能力的信息不对称。
管理者为了提高收购成功的几率，故意夸大自身的能力，而政府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对管理者得经营能力做出粗略的判断。
管理者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有较充分的私人信息。
收购成功后，政府很难预测和完全掌握管理者实际所采取的行为，这样管理者实际行为完全可能偏离事前约定的要求。
前两种表现会导致政府的逆向选择，后一种表现会造成管理者的道德风险，产生的具体后果如下： (1) 逆向选择的产生及其后果。
逆向选择一般发生在签约之前，由于管理者能力、企业现状及发展前景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政府由此可能选择了能力低下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使资产的定价偏离其真实价值，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2) 道德风险的产生及其后果。
道德风险一般发生在签约之后，由于管理者的实际行为难以被观测，因此管理者可以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要求选择其行动。
▲▲ 三、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在管理者收购中的应用 鉴于管理者经营能力是管理者收购成功的关键，本文以有效分离管理者的类型为研究重点，设置了承诺水平ξ作为分离信号。
1. 管理者的信号传递 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均衡解为无差异曲线和报酬曲线的相切点，即图1中的A点和B点，表明：低能力的管理者选择承诺水平ξL，得到报酬WL；高能力的管理者选择承诺水平ξH，得到报酬WH。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A，B）不构成均衡，这是因为若管理者预期到政府对承诺水平ξH的管理者支付的报酬为WH，那么低能力管理者也会选择承诺水平ξH，而此时政府的收益为负数。
信息不对称时的分离均衡为（A，E ），E为W（ξ）=CH+KHξ、UθL（W，ξ）和W（ξ*）的交点，A为低能力管理者的均衡点，E为高能力管理者的均衡点。
该结论可以由图1分析而得，对于低能力的管理者来说，任何承诺水平都劣于ξL，这是因为当ξ>ξ*H时，μ（ξ）=μ（θ=θL|ξ）=0，即政府认为该管理者为低能力的后验概率为0，高能力的管理者也没有必要选择大于ξ*H的ξ，ξ*H为高能力的管理者与低能力管理者分离开的最低承诺水平，因此，唯一合理的帕累托分离均衡是（A，E ）：低能力的管理者选择ξ=ξL，高能力的管理者选择ξ=ξ*H；政府认为ξ=ξL的是低能力，支付W=CL+KLξL，ξ=ξ*H的是高能力，支付W=CH+KHξ*H，Δξ=ξ*H—ξH是为实现分离的最少额外承诺水平。
2. 政府的信息甄别 罗斯查尔德和斯蒂格里兹最先将信息甄别思想进行了模型化处理。
与信号传递模型最大的区别是，信息甄别模型是由信号的接收者先采取行动。
在管理者收购中，政府首先根据收购目标的特点提出一个合同{W，ξ}，若管理者的承诺水平符合政府对承诺水平的标准ξ，那么管理者就会得到政府支付的报酬W。
依据信息甄别模型的均衡定义，政府事先提出两个合同{（WH，ξH），（WL，ξL）}，和一个选择规则R∶θ→（W，ξ），使：（1）不同能力的管理者在所有可选择的合同中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2）政府的收益不能为负；（3）不存在新的合同能够使政府得到更大的收益。
如图1所示，此时的均衡仍为（A，E），即低能力者选择合同A=（WL，ξL），高能力者选择合同E=（WH*，ξH*）。
之所以说A是低能力管理者的均衡点，这里假定管理者对收购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力，设政府提供另一个不同于A的合同C，那么管理者会理性预期到在自己讨价还价的情况下，政府会改变C合同而设立D合同，此时，尽管管理者的效用下降，管理者仍有可能接受D合同，政府获得正收益δ。
因此，C、D不是均衡点，只有A=（WL，ξL）是低能力管理者选择的合同。
高能力的管理者的均衡合同为E=（WH*，ξH*），因为E左边的点不能将强弱两种经营能力的管理者区别开来，而右边的点能够使政府设计新的合同以获得更大收益。
在我国管理者收购的实践中，为最大限度的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管理者收购真正成为国有资产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的有效手段。
具有私人信息的管理者可利用承诺水平ξ提高收购的成功率；只有公共信息的政府通过ξ有效筛选高能力的管理者，通过采取分阶段提高收购比率的策略，加强对管理者行为的监督，并与管理者签订协议，做出允许收回收购股权的安排。
参考文献： [1] 张保花．MBO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经济效率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9 [2] 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段玉）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