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从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和个体转移两个角度出发，并由此形成了不少理论学说，包括宏观视角的刘易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以及微观视角的贝克尔家庭经济学、斯塔克新迁移经济学、博格的推―拉理论模型、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等。
探索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解决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毕业论文网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理论综述；国外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24—02 国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渊源已久。
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国情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此基础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并揭示了其演变规律，指出劳动力分布结构变化的动因是产业之间相对收入的差异[1]，由此形成配第―克拉克定理。
但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建立起才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
一、宏观视角 1.刘易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2]。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二元结构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化的理论模式。
他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只要工业部门高于农业部门维持生计的固定工资水平，就可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3]。
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代替资本，所获超额利润被用于再投资进行新的资本扩张，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逐渐摆脱剩余劳动力负担，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从而得以摆脱低效开始真正发展。
1961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针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进行修正和扩展，并在合作的论文《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1964年又在《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对此进行系统的阐述。
他们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一种无阻碍过程变为一种有可能受阻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二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劳动力转移将会受到农业总产出下降的影响；三是农业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劳动力转移受到阻碍[5]。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人口增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确立“临界最小努力”的概念和准则，扩大了剩余劳动力的范畴。
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的分析》，阐述了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和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补充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并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即：第一，如果城市的预期收入超过乡村收入，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就会继续；第二，当人口流动迫使城市工资下降，或迫使城市失业率上升，使城市的预期收入等于乡村收入时，流动就会停止；第三，当乡村收入大于城市预期收入，就有可能出现劳动力向农村的“回流”。
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中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农业产量的盈余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创立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认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当农产品需求被满足时农业发展就会失去需求拉动，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会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虽然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存在；农业与工业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决定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由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总是提高的，因此工资水平是上升的。
二、微观角度 1.贝克尔家庭经济学[8]。
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济分析》一文中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大量的社会学问题，并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概念，研究了广泛的家庭行为，如生育行为、婚姻市场以及家庭劳务分工问题等，形成家庭经济学理论。
贝克尔认为家庭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以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2.斯塔克新迁移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奥迪?斯达克等人提出新劳动力转移理论，他们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相互孤立的个人行为主体单独作出，而是由相互关联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例如家庭）作出的。
在这种单位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预期收入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9]。
在他们看来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能使该家庭的绝对收人有所增加，而且能提高其家庭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回避农业生产的风险，减少长期收入的波动。
20世纪50年代唐纳德?博格在拉文斯坦和巴格内研究基础上系统提出人口迁移的“推一拉理论”。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们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拉动人口迁移的积极因素，包括在迁入地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还有一种推动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迁出地的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导致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收入水平等等。
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同年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0]，并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由于人力资本投资要支付成本，因此只有劳动力迁移的预期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其在产业间或地区间的转移才会发生。
国外学者的宏观角度分析多在严格假设条件之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进行分析，这与中国实际国情并不相符。
但随着理论的开展和持续研究，限制条件逐步放宽，虽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却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前提下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忽视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该理论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较为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为研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农业和剩余，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对立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但它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显然与不事实符；托达罗模式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化大规模转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但该理论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与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不相吻合；乔根森模型强调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重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但它假设在存在农业剩余时，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这个显然与事实不符。
国外学者的微观角度则多从个人或者家庭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行为。
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合理的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和目的，并为其提供了经济学理论依据，对研究单个个体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该理论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新迁移经济学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模型，但却其若干假设和观点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推―拉”模型从城乡两头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好地说明了转移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需承载的压力和动力，对中国以及各个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或缺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等.现代市场经济实用知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2]W.A.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3]Lewis，W Arthur.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4，(36):46—51. [4]费景汉，C.拉尼斯.劳动力剩余读经机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王萍.国外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理论研究综述[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59—63. [6]W.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7]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9]Stark.o.Taylorje.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J].The Economic Journal，1991，(101). [10]黄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08.[责任编辑 吴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