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把政治家办报与企业家办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不了解新闻出版机构的内在属性所致。
国家《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指出，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以培养新闻出版各类领军人物为目标，统筹抓好领导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复合型人才与行业紧缺和急需人才队伍建设，造就一批名作者、名编辑、名记者、行业技术专家和出版家、企业家。
它既是我国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传媒企业家必须学会找到政治与市场的平衡点 其实，中国新闻出版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从来都没有停止脚步。
无论是党报党刊发行环节的承包经营，还是都市类报纸的自主经营，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有益尝试。
然而，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新闻出版行业之所以给人一种迟暮的感觉，根本原因就在于，新闻出版行业负责人的心态出现了问题，他们一方面对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则害怕高度市场化的改革会招致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批评。
部分省市的新闻出版行业管理部门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允许都市类报纸进行市场化改革，通过竞争发现价格，通过竞争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则采取补贴的方式，以市场化改革取得的利润，补贴传统出版物。
这种小心翼翼的改革策略，一方面反映出新闻出版行业经营者对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缺乏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新闻出版行业经营者存在着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
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抢占市场的行为。
我国南方一些新闻出版集团之所以能够在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解放思想，通过市场化改革占领了市场。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转型时期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
那些在出版市场获得巨大成功的新闻出版集团，不是因为他们实行了企业化经营，而是因为他们善于政治冒险。
中国新闻出版行业的这种现象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出现的个体户现象何其相似乃尔。
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改革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也是没有借鉴意义的。
这种改革模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通过突破意识形态的边界，争取市场的认可；通过对市场的培育和垄断，进一步扩展意识形态的边界。
最典型的例子是《南方周末》。
这样的报刊不可能大量出现，这样的经营模式与培养传媒企业家的目标相去甚远。
究竟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企业家办报，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关于传媒企业家素质的问题，但从本质上来说，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新闻出版行业发展方向的问题。
毫无疑问，任何国家成功的新闻出版企业家，都是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政治家，世界上从来没有缺乏政治头脑而成功的传媒企业家。
即使那些以经营色情淫秽刊物为主的经营者，也深知政治对市场的作用。
西方一些色情淫秽出版机构的经营者往往通过挑起政治议题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通过法律诉讼争取自己的经营空间。
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化操作手段，所以，不要把政治化经营看作是贬义词，政治化经营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只不过是一个经营策略而已。
把政治家办报与企业家办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不了解新闻出版机构的内在属性所致。
新闻出版机构实际上是以经营社会信息为手段，以信息的传播为主要经营模式，以营利为经营目的的特殊企业。
假如只看到经营信息的政治内涵，而忽视了读者的感受；或者，只考虑市场客户的需求，而忽视了政治的需求，经营者要么在市场上遭到惨败，要么在政治上折戟沉沙。
假如要求新闻出版机构经营者彻底抛弃政治上的判断力，或者要求新闻出版机构面向市场，完全无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市场的政治变化情况，那么，就是在严重误导新闻出版改革，把新闻出版机构的经营者当做纯粹的商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媒企业家。
在管理学中，关于企业家的定义有上百种。
在笔者看来，企业家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总和。
换句话说，企业家不同于企业经营者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企业家必须具有高度的资源整合能力。
这种资源的整合能力不限于企业的生产要素，同时还包括社会各种要素，特别是政治要素。
打个通俗的比方，一个小商人只需考虑自己经营商品的好坏，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一个经营者则必须考虑企业投资者和劳动者的需求，根据市场变化情况，组织企业的投资者和劳动者开发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新的服务，以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
企业家则不同，企业家不仅要考虑企业内部各种法律关系，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关系，特别是要考虑到国家的宏观政策。
因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土地政策都会影响到企业或者集团的发展，因此，企业家不能仅仅局限于本行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应该把企业的比较优势与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企业所在的产业发展情况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结合起来，及时整合各方面的要素资源，善用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企业家所面临的法律关系是纷繁复杂的。
从国家关系的层面来看，不仅要考虑国家的法律制度、方针政策，还要考虑到国家的外交环境、军事战略，好的企业家总是善于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长远发展战略出发寻找商机，总是善于紧跟国家的宏观形势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
从企业关系的角度来看，企业家不仅要考虑到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考虑到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好的企业家总是善于协调企业内部的各种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巧妙的市场营销，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社会关系则更为复杂，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企业与社会自治团体之间的关系（譬如工会、消费者协会等），同时还包括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
著名的房地产企业万科集团的董事长因为在慈善捐款方面发表不当言论，而导致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而另一家玻璃制造企业的董事长则因为善于从事慈善事业，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社会信任度和美誉度。
一些新闻出版行业的经营者之所以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奉行极端的投机主义和实用主义路线，试图通过政治化的操作赢得公众的信赖。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这样的操作模式是容易成功的，因为公众需要信息的比较，需要另类的新闻表达方式。
但是，这种操作模式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断地冲撞政府的底线，那么，苦心经营的成果会前功尽弃。
所以，传媒企业家必须学会找到政治与市场的平衡点，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中，不断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
中国的传媒企业家一方面必须学会从垄断走向竞争；另一方面必须学会从政治操作转向市场操作。
当前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同利益群体正在寻找自己的代言人，中国新闻出版行业经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但是，如果沿用传统的经营思路，走政治操作路线，那么，不仅会激化矛盾，引起不必要的群体性事件，而且有可能会触犯国家的法律，面临司法机关的审判。
西方国家的新闻出版行业是在社会分化早已形成，市场利益格局相对明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西方出版行业的企业家只需寻找自己的目标客户，以人性化的服务，不断得到目标客户的认同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的新闻出版市场是一个法制化的市场，在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市场经营者只要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传媒企业家。
当前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市场的法制环境尚未完善，在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的过程中，新闻出版行业的经营者在多数情况下犹如盲人摸象，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市场在何方。
作为政治家的传媒企业家 亚里斯多德说过，政治是一种高贵的存在。
强调传媒企业家的政治家身份，不是贬低出版行业的企业家，恰恰相反，是对传媒企业家的高度赞美。
强调传媒企业家的政治家身份，不是要求出版行业的经营者都充当政治家，或者依附于国家机关、政治团体，而是要求出版行业的企业家善于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在市场经营的过程中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的脉搏，在利益群体不断分化整合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和突破口。
作为政治家的传媒企业家，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是政治的传声筒，还是社会的守望者？过去强调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因此，一些新闻出版机构经营者自觉地放弃了主观判断，把自己当做政治的传声筒。
其实，新闻出版机构经营者必须首先意识到，新闻出版机构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换句话说，新闻出版机构的经营者面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以对等的政治级别表达意见，而是以独立的企业家身份履行自己的职责。
新闻出版企业家是社会的守望者，而不是一个缺乏独立思维能力的零部件。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求新闻出版企业家必须与执政者对着干，而是要求新闻出版企业家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必须以听众或者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信息。
传媒企业家是特殊的政治家，其特殊性就表现在他不同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是以营造信息政治空间为己任的政治家。
作为政治家的新闻出版企业家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受传统政治体制的约束；其次，具有独立的表达系统而不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影响；第三，在传递国家机关信息的时候，经过了独立的加工，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传声筒。
无论是市场化的都市报，还是传统的党报党刊，其经营者都缺乏作为政治家的企业家素质，他们在处理政治新闻特别是国家大政方针信息的时候，大都缺乏政治敏感性，缺乏独立的表达能力。
现在一些新兴的互联网络媒体经营者，试图将政治宣传与新闻传播区分开来，他们在进行新闻包装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入主观判断的元素。
但不幸的是，由于他们过分强调公众的关注程度，而忽视了政治的严肃性，结果把非常严肃的政治议题变成了花边新闻。
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中国新闻出版市场化改革中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
第二，是挑战执政者的底线，还是遵守法律的模范？中国新闻出版机构经营者大都不是成熟的政治家。
一些新闻出版机构的经营者为了吸引客户，采用一种特殊的“边缘策略”，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测试执政者的忍耐程度，并以此赢得公众的喝彩。
可是，这样做所带来的政治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所有的新闻出版机构负责人都采取这种操作手段，中国出版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非但不能成功，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还将出现极大的混乱。
作为政治家的传媒企业家必须充分意识到，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自己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必须发现市场需求，满足客户的需要；另一方面必须为重建社会秩序，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贡献力量。
中国新闻出版行业的企业家必须是奉公守法的模范，是社会秩序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
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反映自己情绪的时候，新闻出版行业的经营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破坏者。
改革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改革的过程中旧的秩序会发生变化，新的秩序会逐步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新闻出版机构经营者缺乏历史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玩世不恭的心态从事新闻出版行业，那么，不仅不能成为新闻出版行业的企业家，而且会彻底葬送中国新闻出版行业。
第三，是寻求垄断经营，还是倡导公平竞争？当前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面对国际市场上强大的市场压力，不得不组建大型的新闻出版集团，与国际新闻出版集团抗衡。
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果在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组建大型的新闻出版集团，那么，不仅会影响公平竞争，形成特殊的寡头垄断，而且会损害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所以，新闻出版企业经营者应当意识到，无论组建怎样的企业治理结构，都不得损害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新闻出版行业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市场，一个是新闻市场，一个是观点市场，这两个市场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新闻市场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
从做大做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新闻市场应当实现集团化经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西方新闻集团抗争。
但是，新闻市场的垄断化经营，或者说新闻市场的多寡头垄断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可以设想，由少数出版集团控制的新闻市场在经营的过程中只考虑本集团或者本群体的利益需求，而忽视了大众特别是中下阶层的利益需求，那么，就会出现“沉默的大多数”，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话语权。
这不是耸人听闻。
现在一些新闻出版集团通过社论的联合发表，或者新闻观点的事先沟通，已经形成了类似于过去的“舆论一律”，一些群体或者个人的意见已经很难通过一些新闻出版集团表达出来。
要想走出这个历史的怪圈，作为政治家的传媒企业家就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组建新闻集团的同时，努力营造观点市场，让新闻媒体尽可能地表达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通过观点市场的竞争，实现社会转型时期新闻观点的平衡。
当然，这样做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迎合，更不是利用弱势群体吸引观众，而是要在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主动地为弱势群体提供表达意见的平台，防止他们在新闻出版改革的过程中被边缘化。
总之，强调传媒企业家的政治属性，不是在企业家与政治家之间画等号，而是要求传媒企业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必须有政治敏感性，必须在改革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立场，认清自己的地位，承担自己的使命，成为社会守望者和建设者。
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传媒企业家 企业家是企业的代表，企业家也是企业各种资源的组织者。
企业家之所以被称之为企业家，就是因为企业家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总和。
企业家与企业经营者的区别就在于，企业家不仅是企业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企业与社会的纽带，是社会的企业家。
市场主体必须有优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因此，传媒企业家必须首先是企业各种资源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但是，新闻出版行业的行业属性决定了，传媒企业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
新闻出版行业经营的信息产品天然地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情绪和价值观的表现。
因此，传媒企业家必须首先学会搜罗、筛选经营的信息，必须以社会活动家的姿态仔细地观察社会结构变化情况，分析不同的阶层、不同群体变化着的情绪，并且以公众可以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
出版行业的企业家决不是埋头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家，而是具有悲天悯人的社会情怀，善于观察社会矛盾，洞察公众情绪的社会活动家。
传媒企业家经营的不仅仅是自己制造的信息产品，他是在经营社会的情绪，经营社会各界表达的观点。
假如只强调出版行业企业家的个体属性，而忽视了出版行业企业家的社会属性；只重视出版行业企业家的经营模式，而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只重视出版行业企业利润的积累，而忽视了企业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只重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忽视了信息服务中权利义务主体的相互作用；只重视单个信息产品所产生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那么，新闻出版行业的企业家就不是真正合格的企业家。
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不仅有政府和市场主体，而且还应该有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的社会主体。
新闻出版行业的企业无疑都是市场主体，他们有别于政府，通过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社会主体不仅能够在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架起沟通的桥梁，调解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冲突，而且可以起到组织个体、唤醒民众、监督政府的作用。
其实，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社会形态呈现出不同的内容。
市场主体跳出市场经济关系，可以转化为社会主体，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跳出行政关系，同样可以转化为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群体，社会主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既享有权利同时又承担义务。
当政府官员为了处理居住小区发生纠纷而提起诉讼的时候，政府官员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主体。
新闻出版行业的企业家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主体，不是因为身份的变化，而是因为工作的性质。
传媒企业家在采集和筛选信息的过程中，实际上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主体。
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体既不同于非政府组织，当然也不同于市场主体，而是一个社会的体验者、观察者、见证者。
这种特殊的社会身份，使得传媒企业家拥有其他企业家所不拥有的特殊权利；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身份，使得传媒企业家必须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享受自己的权利。
他必须向人们展现出社会发展中最真实的东西，他必须通过信息的筛选与传播，巧妙地引导人们关注什么、遗忘什么。
或许在一些新闻传播研究者看来，新闻出版行业企业普遍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作为企业家的“社长”并不负责具体的信息采集和发布业务。
其实，这又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观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还是工程师的企业的争论。
以联想为代表的企业曾经出现过企业经营者与企业的技术专家发生争执的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企业家的企业，而不是技术工程师的企业。
同样道理，在新闻传播行业，企业永远是企业家的企业，而不是总编辑的企业。
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传媒企业家，必须慎重思考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强调新闻出版的社会公器作用，还是不断地公器私用？现在，一些新闻出版企业经营者强调市场细分，主张垄断割据，缺乏宏观的社会视野，无论是在市场经营还是在信息选择方面，都缺乏大局意识。
这种小农经济时代形成的企业经营思想，不可能造就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
新闻出版行业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传媒企业家必须总揽全局，必须考虑信息采集和传播的社会效果。
换句话说，新闻的平衡性要求企业家在经营的过程中必须照顾左邻右舍，考虑不同阶层的利益和切身感受。
不能在报道富豪们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同时，忘记了其他社会阶层。
传媒企业家必须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必须时刻考虑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的感受。
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新闻出版行业企业家必须奉行中庸之道，必须在信息的采集、筛选和传播的过程中，充分注意社会的情绪，不要因为自己的张扬和不计后果，而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断裂的状态。
当然，这不是要求传媒企业家都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而是要求企业家必须注意观察社会各个阶层的感受，在处理新闻信息的时候充满人文关怀，不能因为追求新闻报道的冲击力而激化社会矛盾，也不能因为信息的不平衡而引发社会冲突。
第二，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传媒企业家应该站在哪一边？作为社会活动家，传媒企业家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在于立场选择问题。
从维护新闻出版企业的利益出发，当然应该妥善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不是要求新闻出版行业的企业家学会苟且偷生，也不是鼓励传媒企业家对政府工作失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从培育市场主体的角度出发，仔细研究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良性互动中发现商机，在稳定发展过程中不断获取利润。
新闻出版行业的经营特点决定了，新闻出版企业家必须有社会公关能力，必须能妥善地处理因为批评性报道而产生的危机。
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传媒企业家，在处理新闻出版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时候，必须慎重从事，绝对不能一味坚守自己的理想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当消费者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企业的经营者大都会作出对投资者有利的选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通过建立多元化市场主体相互竞争的新闻市场，尽可能地减少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
假如不能很好地处理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那么，企业的经营者就不可能变成合格的企业家。
总之，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传媒企业家，必须学会准确把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妥善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摒弃错误的思维定势，严格依法办事，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