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知识分子杂志【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社会依附的转向】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来使用出现在近代，据考证，在西方，它出现于十九世纪；在中国，它出现于二十世纪20年代。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掌握者、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是一直存在的。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能量的发挥需要依附一定的力量或者媒介，在自然经济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依附性占据主导地位，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对于经济的依附性逐渐增强。
对于知识分子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解，一是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一是班达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
葛兰西认为在社会中履行着知识分子作用的人可以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识分子代代从事相同工作，如老师、教士，有机的知识分子与阶级和企业直接相关，如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有时用“神职人员”来称谓这群人，认为他们支持、维护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
当代知识分子萨义德受班达的观点影响颇深，他表示知识分子“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现成的处方或讨好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和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共场合这么说”。
本文所讨论的知识分子采用的是的定义较为宽泛，指的是掌握知识的人，这类人较同时代同社会的人文化知识水平高，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关心公共事务，而人文知识分子是与从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相对的。
陶东风认为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转型表现为伦理道德、政治、经济三者之间地位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而这三者的关系表现为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其中伦理道德居于中心地位，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化的依据，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伦理道德和政治比起来，相对处于劣势；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中国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三者的关系则转化为政治――伦理道德――经济，其中政治处于中心，伦理道德与经济都是政治化的，并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渐发展，使得经济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物质的诉求在社会大众的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于是三者关系又变化为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经济上升到中心地位。
陶东风又表示，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其实也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只不过政治的形式更多的以伦理道德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来，伦理道德起着中心作用，但实质上还是政治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中国当前的转型是从非经济的方式向经济的方式转变，是从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依附是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发生转向的。
在传统中国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表现的主要是同政治权力的同构，以依附于政治权力为主；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一方面政治的威权倾向逐渐减弱，一方面市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依附在逐渐向经济转变，虽然现阶段对政治的依附还很重要，但是变迁的趋势已经显现。
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的社会依附 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俗称读书人、书生、儒生，较为正式的称呼是“士”。
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即我们常说的“士志于道”，含有身担国家重任之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同构，可以看出对于政治的社会依附性，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社会责任，并不能够一味沉迷于个人私利。
战国时期，私学逐渐兴盛，涌现出数量众多的、有一定知识的人，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且多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由此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慢慢的这个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就演变成了士阶层，以此为雏形，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个阶层逐渐发展，特别是后来科举制的实行，更加稳定了这个阶层。
从社会依附方面来说，这个阶层主要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游离于权力之外的隐士。
另一方面，这种依附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傀儡，其中的很多人依然扮演着社会良知的角色。
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尤其是自科举实行以后更是如此，这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更加便于统治阶级统治，对知识分子来说，对知识的掌握多是指向仕途的，是依附于政治的，另一方面，知识结构的单一以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也造成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保守心态，而这正好与政治依附相辅相成。
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本，而儒家经典多阐释政治、道德、修身养性的道理，很难见到关于自然、技艺的知识，内容十分单一，也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人文知识阶层的保守倾向，到了明清时期，知识阶层经过八股文的机械训练，保守倾向更加显著，创造性遭到毁灭性打击。
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倾向于把古人的道德观、政治观当作永不更改的教条，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常常厚古薄今，感叹人心不古，著书立说也是常常作经典的注释解读。
这种单一知识结构和保守倾向恰恰契合了封建政治的需要，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面的狭窄也使得他们的出路十分狭窄，要么入仕途，依附于政治，要么归隐，修身养性怡然自得。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讲求伦理道德的社会，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人文知识分子自身，都对知识分子有比较严格的道德要求。
人文知识分子一是作为知识传播者、生产者，再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民众对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待，尤其是在伦理道德上，常常被期待作为礼义廉耻的承载者。
在传统中国社会，人文知识分子是官吏的后备军，其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读书人十载寒窗、埋头苦读，多数人为的就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而这种伦理与社会地位都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强烈依附性，是以牺牲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性为代价的。
由于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与地位，使得统治者们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这样，既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又给他们严厉的限制，这就使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统治阶级一方面培养人文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为确保这些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最典型的就是文字狱。
在这种体制中，绝大部分的人文知识分子成为了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生力军，也有一部分人归隐山林，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走向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质疑统治阶级及其政策，当然其中很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其实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也并不是说全部都一心一意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迫于生存压力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很多的人文知识分子进入了一种表面上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内心却处于流亡状态的情况，也就是爱德华・萨义德所谓的隐喻的情境，在精神层面上作为一个边缘人和放逐者，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敏感。
在这种政治处于核心地位的社会结构中，人文知识分子没法逃脱政治的羁绊，但是这种依附于政治的形式是以牺牲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代价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如此，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计划经济时期也是如此，虽然建国后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几经变化，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严厉控制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社会依附性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但是市场经济时代，政治的地位下降伴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人文知识分子如果选择脱离对政治的依附性，依然拥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依附性在逐渐由政治转向经济。
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依附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逐步步入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取代政治和伦理道德处于中心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又获得了新的方式。
市场经济所体现的一种精神就是契约精神，独立的个人在市场中拥有平等的地位，在这样一种自由、独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我们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来追求个人的利益，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人的发展的独立性也得到加强。
充分的市场竞争打破了人身依附，正在向对经济的依附转变，对于人文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们无法获得完完全全的自由，但是市场为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的机会以及发展的媒介与途径。
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中面临着角色的选择问题，有一部分人直接与市场相结合，参与到经济建设中，还有一部分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依附于经济，比如说学院式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以学院化的方式存在，从事专业化的精神文化创造活动，但实际上市场对他们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市场所推动的社会分工的细致化以及专业化倾向的的加强。
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二十一世纪的庸人主义》一书中写到，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逐步走向职业化，而过度的职业化带来的却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因为职业意味着技术化和专业化，这样文化产品更多的是由职位的影响力所完成的，而不是由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所推动的。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越来越发达，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成为了人文知识分子与市场结合的一种显著现象。
有学者认为，目前来说，人文知识分子与大众传播媒介的结合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专业型人文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退守到专业的狭小领域中，成为科层制体制中的一个官僚分子，也可以说是掌握着丰富知识的技术官僚，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与权力联系极其密切；第二种类型的人文知识分子是媒体型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媒介来获得自己在社会上的文化资本，完全进入一种市场化的逻辑；第三种类型的人文知识分子是批判型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力图突破专业化的限制，强调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强调关注人文社会领域，他们一般不屑于与媒介合作，始终强调学术内在游戏规则的自身合法化，强调对社会的坚决批判，这种知识分子更接近于爱德华・萨义德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拥有着普适性的视角以及人文情怀。
总之，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正在从对政治的社会依附性向对经济的社会依附性转变，虽然还没有完全转变，依然对政治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但是从社会结构以及整体的变迁趋向来看，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经济依附性越来越明显，这种由政治依附到经济依附的转变趋势已经形成。
参考文献： [1]杨永明.“士”与“知识分子”――中西文化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观念比较[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2]诺埃尔・博尔汀.葛兰西知识分子思想的再审视[J].教学与研究，2009（5）. [3]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三联书店，1999. [5]杨向荣，姜文君.传媒时代的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作者简介：吴运亮（1986.5—），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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