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条件下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 当代腐败活动呈现不断蔓延的态势，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缺陷”为各种腐败活动提供了空间；二是体制转轨过程中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和不稳定性，诱发了政府官员的投机腐败动机。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行为作了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非均衡条件下政府官员投机动机的增加是腐败活动滋生的主观因素。
每一个人都是有着利己心的“理性经济人”，包括政府官员和公共代理人，他们随时随地都追求着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马斯洛的心理学说，人的欲望是多样的、无穷的，满足层次是递进的(即一种欲望满足之后，另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欲望就会产生)。相反，相对于这种多样的、无穷的、满足层次递进的欲望而言，每一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或资源是有限的和稀缺的。这种欲望与手段的矛盾就构成了腐败的动力来源。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物质刺激越来越强烈。市场经济原则就是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被空前激发。由于国家尚处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阶段，满足人们物欲的资源还不丰富，政府官员和公共代理人的工资水平虽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到国家的预算约束，其薪金的增长不能超过国家和纳税人的承受力，因而增长程度受限，比起那些经商致富的人的收入有着较大的差距。这使得一部分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失落，直接导致其腐败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腐败活动量的增加。我们可以借鉴成本——收益函数对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观原因进行分析。
腐败的预期收益是指由于权力的不正当运用而为权力人带来的非正常收益。它包括收受的贿赂、贪污所得财产，权力肆意运用带来的权力感、以及色情享受等。凡能给政府官员带来正效用的一切因素都要进入其收益函数。人们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一切给其带来负效用的因素，都要列入其行为的成本，也就是人们为了获得利益而付出的代价。在腐败行为过程中，成本指的是从事腐败活动所消耗的人、财、物及来自国家和现实的制裁、谴责，包括法律及道德两个部分。
预期收入(R)=预期腐败所带来的收入(b)×(1—p)………(1)。
预期成本(C)=惩罚(d)×p………………………………(2)。
其中：p为预期腐败被发现的概率，预期腐败所带来的收入(b)与受贿或贪污所得(e)相关，b=g1(e)，(这里：gi=gi(x)是一凸多项式函数，(i=l，2，3……)，下同)。
惩罚(d)=罚金(f)+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量(q)×惩处力度(σ)，罚金(f)=g2(e)(这里的罚金包括物质惩罚和精神损失)，q=g3(e)，
预期收入(R)=R(e，p)=g1(e)×(1—p)………………………(3)。
预期成本(C)=C(e,p)=(f+q×σ)p=(g2(e)+g3(e)×σ)p……(4)。
根据(4)式，腐败者的预期成本取决于受贿或贪污所得(e)以及腐败被发现的预期概率(p)，且这些变量的值越高，预期成本越高。其中预期概率(p)的高低又取决于监督机制的完善程度，机制越完善，(p)越高。预期净收益(Y)是预期收入(R)与预期成本(C)之差：
Y=R—C=R(e，p)—C(e,p)=g1(e)×(1—p)—(g2(e)+g3(e)×σ)p=g(e,p)……………(5)。
政府官员对腐败的供给(S)是预期净收益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变量(ζ)的函数：
S=f(Y,ζ)=f(g(e，p)，ζ)……………………………… (6)。
由公式(5)知，预期受贿或贪污所得(e)和腐败被发现的预期概率(p)是影响腐败者预期净收益的关键变量。当预期受贿或贪污所得增加时，腐败者的预期收入和预期成本皆增加，在给定其他非经济因素变量(ζ)的条件下，当时，即当预期收入的增长速度大于预期成本的增长速度时(e1ee0)，预期受贿或贪污所得(e)越高，预期净收益越大，对腐败的供给越大。当预期收入的增长速度等于预期成本的增长速度时(e=e0)，预期净收益达到最大(引R=C的平行线与腐败预期成本曲线切于Q点，Q点与R=C的纵向距离最大，那么，政府官员在选择受贿或贪污所得(e)时，使之落在Q点，是最明智而经济的)。另一方面，预期受贿或贪污所得(e)越大，腐败被发现的概率(P)就越高，预期收入(R)相对越小，预期成本(C)相对越大，预期净收益(Y)就越低(e0ee2)，腐败的动力就越小，这正是从制度安排上抑制、严惩腐败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