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与“中国梦”的实现
[摘要]民族国家确认了现代性政治的身份主体，而政党政治则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政党政治发轫于国家“自我”意象的转变，并通过革命承载着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要义，中国政党政治须通过自身的现代性来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中国国民党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暂时性终止，“中国梦”实现进程受阻。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政治现代性建设，通过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通过规范政治建制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未来政治建制过程中，中国政党政治需要通过国族建设增强自身的民族性，通过法治建设增强自身的公共性，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中国梦”可以被看作是超越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体系的历史性概念，是中国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承载的理想价值和预设目标。任何国家性目标始终离不开政治制度及政治行为的依托、支撑和保障，所以对“中国梦”的学术阐释又不可能脱离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语境。“中国梦”蕴含的现代性必然要求政治制度的现代性，而基于“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这样一个普遍共识，“中国梦”生成和实现的逻辑又要求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政党政治一方面是“中国梦”生成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梦”实现的关键变量，政党政治的现代性直接决定“中国梦”的实现程度。
现代性的暂时性缺失。
发源于西方的“政治现代性”命题和“民族国家”这个身份主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移除了“神”的合法性，将“人”的合法性存在置于政治领域的核心位置，使得民主、自由、平等、公共利益、人民主权等概念深入人心。民族国家体系是政治现代性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它推动了现代性政治理念的扩展与渗透，但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崛起，政治现代性才有可能变成现实。而政党则是实现政治现代性的关键因素，塞缪爾·亨廷顿认为，政党是政治体制中“合法性和权威的源泉”，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在体制上的体现”，其作用在于组织参政，综合各方面的利益，在各种社会力量和政府之间起桥梁作用。政党的独特功能使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对神权并实现政治现代性的核心力量。政党的产生是政治现代性的逻辑性后果，也是政治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意。
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政治现代性兴起于西方，其他国家都以西方经验为现代性的范本，但中国却是个例外。“中国是在西方强势的现代化背景下表达其现代化诉求的”，因此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建构也必然以西方原生型现代性为起点，首当其冲是完成民族国家建构，而中国政党政治也恰是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发轫和发展的。西方政治现代性属于原发性内生型，民族国家建设早于政党的产生，政党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并主导民族国家政治来实现政治现代性。而中国的政治现代性属于应激性外生型，民族国家的生成需要催生出政治现代性主题，所以中国的政党首先要通过革命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确立现代性的身份主体，然后通过政党的政治建制来建设政治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设定好的规划，而是首先需要争取权利”。争取权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此“国家”更多时候被“王朝”、“天下”等称谓所代替。儒家文化对传统的封建国家结构影响至深，儒家对“天下”的解释寄托着一种政治秩序的理想或价值依托，所以传统的国家属于“文化一国家”范畴。中国“文化一国家”中的“天下”情怀和“中心”意识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被彻底解构。“自我”意象在西方列强这个“他者”的映衬下需要重新建构，这便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早已存在，但成为共同认知的意象，却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后被激发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民族共同体是自然演进的结果，但只有在人为的政治力量之下才能争取“主权独立”这一权利。中国新的“自我”意象脱离不了由西方主导的政治话语体系和国际体系结构。中国逐渐被裹挟进了西方的国际体系中，不得不认同西方世界的“民族国家”概念。西方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领土主权观念和宪政主义思潮，激发了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意识，“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国家实施宪政化改造，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日渐强烈，相应的政治力量也逐渐生成并日益强大”西方列强带来的冲击及中国对主权独立的权利需求，使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成为必然。
但问题是：谁是构建中国民族国家的主导性力量？西方的政治现代性通过政党的运作落实到政治实践，政党既是政治现代性的逻辑后果，也是政治现代性确立的主要标志。尽管中国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政治思想启蒙的条件，但中国在“被现代化”的情况下还是开始了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尝试与模仿。古典的“文化一国家”在“他者”变化后丧失了本有的“自我”，支撑其运作的封建帝制官僚体系被逐渐而彻底地解构，而认同新的国家“自我”并构建新的国家形式，却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在试图寻找自身的存在方式。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力量当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类：企图维护帝制的保守改良派和意图建立现代国家的革命派。前者沉迷于原有“自我”的维系，与现代性背道而驰，很快被历史所淘汰；唯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彻底打破传统的“文化一国家”架构，使新的国家形式的建构成为可能。汉娜·阿伦特认为：“暴力与变化一样，都不足以形容革命现象；只有当发生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暴力的使用是为了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国家之时……我们才能谈得到革命。”“革命”，正如亨廷顿所言，具有现代化的特征，“它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革命在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中不可或缺。而领导革命完成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除却政党，别无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