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转折 [邓中翰人生的三次转折]
上大学。
赢得“挑战杯” 1992年的中国科技大学，一个叫“邓中翰”的学生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入学通知书。
伯克利物理系被高傲的中科大物理系学生视为传统归宿，而邓中翰竟然来自地球与空间科学系这在中科大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伯克利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名校，也是全球产生诺贝尔奖大师最多的学校，美国人称之为“比黄金更能给人带来光荣与喜悦的大学”。
南京长大的邓中翰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男孩，从小就崇拜科学家。
“我那时最崇拜的是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两人名字都是‘爱’开头，小时候一直以为是兄弟呢。
后来读中学时全民学陈景润，我搞不懂‘1+1=2’这里面还有什么学问，感觉特别神秘，特别向往。
”邓中翰回忆说。
那确实是个崇尚科学的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则是当时整个时代精神的生动投影。
正是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邓中翰1987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的学生。
“上大学第一学期，我就把关于科学史的一套丛书读完了，成为我树立科学人生观的第一步。
”邓中翰说。
大学二年级时，通过胡友秋老师的介绍，他又找到曾对北京人头盖骨做出国际公认明确断代的黄培华教授，提出了想做科研的打算。
当黄教授将一沓厚厚的英文资料交到他手上时，邓中翰就再也没有空闲了。
他抱着就当是学英文的念头，苦苦研究了8个月，最终用量子力学解释了空间射线对地球矿产物质晶体结构产生的影响。
邓中翰没有想到的是，这篇论文竟然还有了意外的收获。
“我怀揣着一个年轻人的自信，向《科学通报》投了第一篇文章，还把文章翻译成英文。
没想到夏天过完之后，我就得到了《科学通报》录用这篇文章的通知，这对我是天大的惊喜。
”邓中翰回忆说。
大学四年级，他又凭借着这些科研成果获得了共青团中央与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这一系列既偶然又不偶然的事儿给邓中翰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价值是被社会认可的，创造出来的科研成果也会被这个社会所重视；我也开始有了明晰的目标，那就是不管将来做什么，都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 “这是一个人从幼稚无知的阶段，到相对比较成熟，懂得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时间的重要转折点”。
人生的轨迹有时非常奇妙，一次偶然的经历就能扭转整个人生的方向。
创造伯克利奇迹 1992年正值电脑从286奔向386时代，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邓中翰每天都能感受到硅技术和信息技术最前沿的冲击。
当时的风云人物“摩尔定律”的发明者摩尔，英特尔的董事长安迪・格鲁夫都毕业于伯克利电子工程系。
他们用IT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对“科技改变世界”十分感兴趣的邓中翰希望能效仿他们，决心选修电子工程专业。
为此，他找到了伯克利的传奇校长，美国历史上担任顶尖大学校长的第一位华裔――田长霖教授。
然而，田校长却担心邓中翰能否完成知识结构的调整。
邓中翰据理力争，告诉他自己在大学时代就做过非常超前的科研，还在世界一流的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完全有这个能力。
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田校长答应给他一个学期考验。
于是当一些中国学生都忙着买车和旅游的时候，邓中翰却在闭门苦读，最终。
全A的成绩让邓中翰顺利攻读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不久，一次更大的转变悄然而至。
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周围是行色匆忙的人群。
一个问题突然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为什么自己离开中国时人们的工资才一百多元，而有些国家会这么发达?为什么有股市?为什么有产业?……这些在我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考虑的东西突然问全冒了出来。
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又是如何支撑着这个世界运行的?” 邓中翰陷入了疑问。
徜徉东京街头的几天，这些问题在邓中翰的头脑中不断盘旋，他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可能存在着更多，更复杂的原因。
回校后，他决定通过学习经济学来突破自己的知识局限。
在伯克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横跨过理、工、商，考虑到知识结构和精力的问题，校方拒绝了邓中翰兼修经济学的请求。
邓中翰再次找到田校长，获得了极为关键的支持，得偿所愿。
顺利跨入经济学的大门，邓中翰发现这个世界远不是自己当初从技术角度所看到的那么狭窄、那么简单。
一个知识的富矿摆在了面前，乐于迎接挑战的邓中翰再次开始了新的跋涉。
到1997年毕业时，邓中翰已经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的人。
当商业思维和技术思维交织在一起时，邓中翰的人生也开始向着更为宽阔的道路迈步行进。
那时，正值旧M的“深蓝”计算机和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巅峰对决。
这场旷古未有的比赛，引起了邓中翰极大的兴趣。
带着这份炽热的兴趣，邓中翰决定加入风光无限的IBM。
之后，仅仅一年，邓中翰就接连申请了好几项专利，同时获得了“IBM发明创造奖”。
让当时IBM资深的工程师们都刮目相看。
但仅仅一年，邓中翰就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打工下去吗?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1997年，邓中翰回到硅谷，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崭新的人生命题：自主创业。
他创办的是一家名为Pixlm的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
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这个不为人知的华人青年很快就获得了成功，Pixim市值顶峰时已达1.5亿美元。
此时，邓中翰的人生无比灿烂，富裕而安逸的美国梦已经实现，沿着这条硅谷生活的既定轨迹，前途不可限量。
就在此时，邓中翰遇到了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
周光召当时是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兼任着国际物理学联合会副主席，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
在一次交谈中，他向邓中翰提出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
中国科学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都无果而终。
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应该也必须发展起来。
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的芯片业到底应该如何突破的问题，邓中翰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提出中国宜尝试一种新模式――采用硅谷模式运作的可能。
周老听了邓中翰的想法连连点头，突然问：“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 后来，不少人对此津津乐道，认为周老一句话，邓中翰回国开创了中国芯片产业。
如今，当往事一点点地被揭开，人们发现，邓中翰回国创业亦非一时冲动。
1998年，在一次与中央领导的座谈中，邓中翰向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就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做了专门汇报。
邓中翰在汇报中提出了自己关于企业创新发展的大胆见解，那就是在中国的科技体制下，不能仅仅靠国家实验室的方式搞创新，还要建立起支持创新的产业，通过产业来推动国家的创新发展。
这是一个试探――这个报告犹如一颗石子抛向了湖心。
不久，邓中翰得到反馈，他的报告获得了高度赞赏，“领导们非常认同我的观点，给我回国创业以很大的信心。
” 旧金山海湾，水天一色，海鸟翻飞，远处有船舰驶向海洋深处，岸边走来了邓中翰，他和几个同事时而中文，时而英语；时而情绪激昂，时而轻声细语，最后一起伸出手臂击掌相约：“回国创业，一言为定!” 那是1999年7月的一个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