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中的后工业经济“解构”——对产业结构“升级论”的后现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后工业经济”与其说是产业结构升级，倒不如说是某种“经济解构”。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同，“后工业经济”结构不见得是一种“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而是某种“不完整的结构体系”。
发达国家经济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从工业经济转变为后工业经济，即由以工业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我国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观察，认为“后工业经济”与其说是产业结构“升级”，倒不如说是某种“经济解构”。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同，“后工业经济”结构不见得是一种“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而是某种越来越依存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完整的结构体系”。
一、“解构”不同于“升级”。
“解构”是对后工业经济结构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判断；这种判断与“升级”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或差别。
首先，所谓“升级论”是以“演化论”的逻辑把后工业产业结构看作某种“进步”；而“解构论”则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看到经济中各部门比重变化背后的某种超常规的变化或断裂。
其次，“升级”通常被看作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果。根据这种解释，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高度后，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比重相对减少，而对奢侈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所以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然而发达国家大量的消费品进口表明，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不能完全归因于需求的减少，而是生产基地被部分地转移到了国外。
再次，结构升级的概念表明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完整经济体系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而“解构”则意味着独立的经济体系的某种解体或结构性破坏。当经济全球化使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断裂时，何谈结构升级?。
“经济解构”过程的推手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它的基本动因是资本的国际流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之间竞争战略的转变主导了这一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经济的经济“解构”过程也深深地冲击和改变了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例如，我们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卷入了这个过程，也变得“扭曲”了。
“解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提倡的一种思维方法，即以某种颠覆性的、超常规的思路看待某种现象或变化。解构的方法与结构主义相对立，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它反对机械地将万物简化为特定的模式和公式；不是把理性、逻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而是主张超越理性的定式。
用这种方法观察后工业经济的产业结构，我们也可以超越“进化论”惯常思维逻辑，不是用“高级”和“低级”的区别来看待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而从它转变过程的“非常规性”观察它的历史独特性。例如，战后的国标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限制、金融体系的巨变等等。
近年来，很多关于产业结构的分析，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各个部门之间比重的变化上。但这不过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表面的现象之一。单凭这一个方面，我们很难断定它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例如，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经济体，服务业的比重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就占相当高的比重，甚至比发达国家还高。但这不能说明它的产业结构一直都比发达国家更“高级”。因为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首先就决定了它作为转口贸易、金融中心、“购物天堂”等优势；而农业和工业不可能占很高的比重。这种“特例”说明决定经济中各部门比重的原因除了一般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外，还有其他原因。
判断产业结构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被很多人忽视了。产业关联是产业结构存在的基础。假如部门之间毫无关联，产业结构就无从谈起，无论各个部门之间的比重是什么样。产业部门之间关联的基础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分工”：每一个部门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各个部门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经济体系内的产业结构。部门之间的依存越紧密，产业关联度越高。反之，当一些部门不再依赖于另一些部门而能够生存和发展时，各个部门之间的比重不再构成彼此依存的整体，就出现了经济“解构”。
产业部门之间的紧密关联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都十分明显：例如“男耕女织”的结构体系，或者“农、轻、重、服务业之间的互为条件”。但是当“后工业经济”形成以后，我们看到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下降了。它变得越来越与经济体以外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联系紧密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独立的经济体系，而是变成国际分工，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部分。
发达经济的“解构”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早在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全球化就出现了，但在“后工业经济”时期“经济解构”才变得十分明显。我们要理解这个过程，至少要理清两个问题：一是资本流动的规律；二是1973年以后工业资本生存空间的变化。
所谓资本流动，就是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流动的规律。因为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在不同的部门，利润率却不同，资本总是倾向于向利润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为了寻求更有利可图的生存空间，只要条件允许，资本就会越出国界在更大范围发展它的势力。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国际流动的结果。
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资本国际流动的“高潮”，每一次都引起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每一次都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的全球化表现为殖民主义。欧美一些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掠夺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进行不平等的贸易。在强行的“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而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和广阔的市场，以满足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由于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强制占领的市场，工业资本在发达国家迅速积累，围绕制造业产品的生产逐渐形成了农、轻、重、服务业全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时，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的焦点是对殖民地的争夺，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
二战以后，“共产主义阵营”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使得“国际分工”主要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此具有“地方全球化”的特点。这个时期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贸易和投资，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来说只是通过贸易和政治力量，提供原料、能源和初级产品。作为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资本在发展中国家赢利受到很多限制。相反，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为资本的“国际化”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机会，所以更大量的工业商品贸易和FDI实际上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味着“经济解构”已经开始。但由于战后经济实力差别，发达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是“追赶”。经过经济重建和大约25年的“黄金增长期”，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实力上从“合作伙伴”变成了竞争对手。
1973年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促使资本向更大范围流动，“经济解构”进一步深化；这时，在发达国家范围内，工业经济发展到了“顶点”；而在发达世界范围外，资本流动的某些“政治障碍”消除。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吸引发达国家将工业资本转移，FDI向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扩展。当时发达国家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说明“经济解构”过程不可避免：
第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后工业经济”：产品生产在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到1／3左右；传统产品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拓展已临近边界。
第二，工业发展造成的全世界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以至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着“经济增长的极限”。接连的“石油危机”引发了难以克服的经济“滞胀”。
第三，经济的富裕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劳动成本普遍居高不下。
第四，“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各国金融市场解除了管制并实现了互联。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更容易以更灵活、更多样性的融资方式，在世界各地拓展他们的阵地。
第五，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冷战”的结束，使资本向更大范围流动消除了政治障碍。
第六，一系列新技术的突破，美国率先进入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
以上一系列新变化带来的压力与机会都为发达国家的工业资本向新的空间转移准备好了条件。这一次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角是发达国家战后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他们制定新的战略，借助上述变化带来的一切便利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国资本一体化”经营，从而使发达国家经济迅速“解构”。
(1)7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之间跨国公司的争夺演变为几次大的兼并浪潮。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统计，1987—199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总额中平均50%以上通过跨国公司的并购实现的。这表明，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已纳入更有势力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
(2)发达国家工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表1的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在战后的增长加速。1950年刚刚获得政治上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外国资本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到1998年已经达到21.%。1973年以后，发达国家取消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很多在国内发展遇到“瓶颈”的“传统产业”部门随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和物质资源的优势，生产大量的制造业产品，转销到本国和其他国家。
(3)FDI的增加和部分工业生产部门的转移使发达国家经济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从表2的数据，我们看出，上个世纪50年代，即战后初期的经济建设，除了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以外，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仅占到GDP的2.5%—6.1%之间；到了70年代初，进口产品的比重一般都上升了2—3倍左右；到1998年，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进口比重又翻了一番，其中德国的进口产品的比重已经高达36%。如果考虑到进口到发达国家的价格低廉，他们对进口产品的依存度还会大大高于这种比率。
(4)“跨国工业一体化”的形成，使发展中国家经济成为更广泛国际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厂或子公司，除了利用廉价工资降低生产成本，还利用这些国家已有的工业基础和能源供应、通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提供的条件，从而形成“专业化”生产基地。除此之外，跨国公司把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在不同国家进行“劳动分工”，例如IBM公司把电脑的不同系统的生产集中在不同的“生产基地”，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跨国一体化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利用各国的技术和资源等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生产)，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开拓了产品的市场。一方面跨国公司将异地生产的产品转销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市场；另一方面，在“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战略下，尽可能地占领生产基地所在国家的市场。这样，跨国一体化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利用最低成本、从事最高效率专业化生产、最大范围地销售产品。
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反映了1973年以后发达国家经济“解构”的过程。我们看出，大量FDI流到境外，使得发达国家经济更依存于体系以外的经济活动，内部结构变得不完整；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战略，使国际分工的范围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被卷入新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种“经济解构”是一种“断裂中的重建”的过程：作为单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被进一步“解构”了，而一个更大范围(包括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体系正在“建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