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林语堂研究述评
主持人语：
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林语堂有着特别的意义。他闲适、灵动的幽默文风，从容、洒脱的绅士风度，以及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的高大背影，都令人神往。所以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林语堂的世纪，林语堂所代表的文化倾向，最适合今天人们的心理需要。对于这种算命先生式的预言固然不能太当真，但它指出了林语堂在今天走红的根本原因。与鲁迅相比，林语堂让人觉得轻松、惬意，与胡适相比，林语堂让人觉得散淡、适性，他既不是斗士，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这种平民作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特有的精神向度。但是，适应人们的需要是一回事，是否有价值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对于林语堂的走红，学界还应多一些反思和戒备，对林语堂的研究也应该多一些纯学术上的发掘与推进，不能将学术研究化为追捧和称颂。在2007年，众多学者加盟到林语堂研究中来，使“林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对此应该充分肯定，但一些研究也暴露出了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2007年的林语堂研究进行爬梳和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今后的林语堂研究不无借鉴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或许是因为曾经和鲁迅交恶，也或许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与左翼文学有着太大的鸿沟，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都不厌其烦地诟病他作为资产阶级文人的立场和习性，1949年后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著作未在大陆出版，关于他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这种冷落萧条的局面直到1979年后才有所改变，此后随着中国大陆的开放和观念的转变，林语堂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而2007年是林语堂研究最具突破性的一年，无论是公开发表的论文、最新出版的专著，还是高校的硕博学位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也更加拓深，而此间“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则成为一次集体性的成果展示。综观这一年各类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关于林语堂文体风格和思想观念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掘，林语堂的生平经历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也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
一。
利用CNKI的《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检索统计工具，以“题名=林语堂”为检索式，对2007年林语堂研究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共检索出相关论文89篇。大体分类如下：
从这个简表可看出，林语堂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观念、文体、译著三个方面，另外少数论文涉及林语堂个人情况或研究综述。
林语堂的思想观念糅合了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和西方基督教宗教思想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现代人文情怀，因而，对他的思想研究一直是林语堂研究的热点问题。2007年各类期刊发表的林语堂思想观念研究论文占全年论文的近1/3。王兆胜《论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内在品格》（《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从林语堂思想矛盾的复杂性出发，指出林语堂将多种矛盾整合成自己的思想，使复杂的矛盾自然而和谐。杨林、倪书霞的《基督之子的传统文化之思——论林语堂传统文化观的人性立场》（《语文学刊》2007年第1期）则从林语堂思想中的基督教因素出发，探讨基督教思想对林语堂儒道思想的渗透，从而形成其具有浓厚人性色彩的文化观。彭映艳的《时代的浇铸 心灵的指向——林语堂“倾心”道家文化原因探析》（《邵阳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认为现代历史的特殊性与林语堂本人思想情感、文化心理、个性气质等的复杂性，使他不但复归传统与道家文化，而且选择道家文化为其文化思想的核心。李彦、李学恩的《从〈京华烟云〉看林语堂的复杂思想》（《时代文学》2007年第11期）和梁素芳的《略论林语堂女性观的复杂性——〈京华烟云〉中的几个女性形象谈》（《时代文学》2007年第11期）通过分析《京华烟云》从微观角度来探索林语堂的思想，前者通过分析作品简单地总结出林语堂思想的多重性、矛盾性、复杂性，后者则从女性形象探讨林语堂独特的女性观，认为林语堂既有强烈的女性崇拜，又有深层的男性立场，传统的男权意识总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其文字中。赖勤芳的《论林语堂对孔子形象的消解与重建》（《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和邢娟妮的《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索解孔子神圣性的理论视角》（《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从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入手归纳他的儒道思想。赖勤芳在论文中谈到，林语堂强烈批判将孔子神圣化的做法，认为孔子并非政治思想代言人，而是一个具有民间精神的“思想艺术者”，主张还原孔子本来面目，艺术化地将孔子书写成幽默、近情的常人，一个既代表中国文化形象又彰显人性价值的中国人。林语堂通过发掘孔子这个儒者的道家气质，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活泼的、不同于以往的孔子形象，体现出他对以儒、道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与崭新理解。而邢娟妮则认为，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圣人”形象被消解而还原为集喜、怒、哀、乐于一身的普通“真人”，林语堂对孔权的评判是结合现实进行的客观评价，对《论语》的解读带有自己的率性与见解。
对林语堂人文思想的研究虽然并非新课题，但在2007年也出现了不少论文。常海云的《论林语堂人文思想的历史渊源》（《现代企业教育》2007年第10期）定义了林语堂与众不同的人文思想的内涵，即以人为本，关心人，尊重人，重视尘世生活，同时也注重超越性的精神生活，并指出这种人文思想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张芸的《林语堂的人文情怀》（《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年第3期）则通过追随林语堂在耶稣、孔孟、老庄、禅宗世界里的灵性大旅行来探索其人文主义光芒及其宗教文化思想。
林语堂与老舍几乎同时呼应时代思想风潮，从中西民族比较角度，开始对国民魂灵的求索，有些研究者就敏锐地抓住二者的异同，以对比的方法进行研究。如王晓琴的《中国国民灵魂的求索者：林语堂与老舍》（《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较系统地阐释了二者探索国民性的异同：林语堂从“根本改造”、“全盘西化”出发，经过幽默滋润，再回归传统、儒道互补，最后以“出世”精神皈依自然，寻求完美人性；老舍则从“培养民气”双向逆反批判出发，经过全方位多层次探源，再经东西古今融合，最后以“入世”精神，依靠政治力量，寻求转化民气。他们的国民性探讨虽有差异，终极选择亦大相径庭，但二者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丰富和深化了民族自省意识，为中华民族精神构建提供了形象的启示录。
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历史大动荡时期，生于其间的林语堂，不但时间上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空间里也脚踏东西两个半球。在混乱时空、信仰、文化里身份的转换，令他的观点及文章呈现出与同时代文学家迥异的面貌，因此，不同读者在不同语境下阅读，对之也产生了不同评价。兰芳的《世界大同的理想文明——评林语堂〈苏东坡传〉》（《语文学刊》2007年第1期）以《苏东坡传》为文本，分析林语堂笔下的中国文明，进而理解他基于人性互通基础上的世界大同的理想文明。林语堂的人生观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快乐哲学思想，也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快乐哲学思想，形成了其极具个人特色的快乐哲学人生观。孙淑艳的《谈林语堂人生观的文化指向》（《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7年第4期）、彭映艳的《论林语堂的“闲适之乐”》（《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7年第22期）、张素闻的《尘世的天堂——记林语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全国新书目》2007年23期）等都是通过介绍林语堂作品来探讨其快乐哲学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