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瑶老制及其影响的文化取向
【摘 要】瑶老制作为一种在排瑶社会自发形成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具有自治、团结和宗教等多种功能，是维持传统排瑶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重要制度。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家力量对排瑶社会的影响，瑶老制一度受到冲击;但作为一种内生性的政治制度，其自身也在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一个瑶族村寨瑶老制变迁的研究发现瑶老制并没有消失，而是朝着社会性与文化性方向转变，其影响机制是文化取向的。
【作 者】孙荣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7级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1—0156—008。
一、问题的缘起。
排瑶是我国众多瑶族支系中的一个支系，其主要分布在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作为瑶族的一个支系，排瑶和其它瑶族支系在社会文化上既有相似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依山建寨形成规模较大、人口稠密的定居性村落以及组织完备、功能完善的瑶老制是排瑶最为显著的社会文化特征。
现有关于排瑶瑶老制的研究存在两种明显的取向。其一是侧重对瑶老制的性质、结构及功能的研究。郑立行将1949年之前排瑶的瑶老制看作是氏族社会的遗迹，[1]李筱文[2]158—169和许文清[3]122—133将排瑶的瑶老制看作是一种政治组织并强调其政治功能，而杨鹤书则对瑶老制的结构及职能进行了研究[3]144—154。与第一种研究取向不同，第二种研究取向以瑶老制与国家两者间的关系为研究视角进行分析。李筱文分析了清王朝推行的瑶长制对传统瑶老制的影响;[2]158—16李琴[4]、赵兴鹏[5]等人讨论了国家治理中瑶老制与乡村基层政权的作用。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均有各自的缺陷，第一种研究取向对从文化的视角探讨瑶老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第二种研究取向对瑶老制历时性的分析不足。另一方面，1949以后排瑶瑶老制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当下的排瑶社会还发挥着什么作用？针对上述问题，现有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田野调查，对排瑶瑶老制的形成、演变历程及其在当下排瑶社会中的作用进行探讨以期丰富相关研究。
作为排瑶社会显著文化特征的瑶老制是在排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瑶老制的形成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定居农业的形成是瑶老制形成的经济基础，而房族组织是瑶老制形成的社会基础。
（一）定居农业的发展。
排瑶是历史上不同的人群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区迁居到一处，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早在隋唐时期，今天的连南县境内已有排瑶先祖活动。两宋时期，新的迁入者进一步壮大了这一族群，进而形成了新的族群文化。练铭志、马建钊等人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并参照考古实物和民间族谱，认为排瑶最初可能出现在北宋中叶稍后这一时期，其标志是定居与水稻种植业的形成和发展。[6]101排瑶先民从周边汉区习得稻作农业技术，为其实现定居并形成较大聚落奠定了经济基础。竹村卓二教授认为：灌溉梯田具有两个作用，就是使得局部地区人口的集中和相对长期的定居成为可能。[7]22稻作梯田农业的发展和大规模聚落的形成标志着作为族群的排瑶开始形成。至明代，排瑶经过发展最终形成了“八排二十四冲”的分布格局，因此排瑶也被称为“八排瑶”。八排意为8个较大的村寨，这8个大村寨分别是：南岗排、油岭排、横坑排、大掌排、军寮排、马箭排、火烧排和里八洞排。排也称瑶排，是由若干个姓氏聚居形成的自然村落。不同血缘群体的人共居一处，如何协调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需要一套相应的制度。在排瑶社会，这套制度就是瑶老制。
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组织是乡村社会中普遍的社会组织，社会秩序的建立往往以血缘组织为基础，排瑶的瑶老制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
排瑶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一夫一妻的父权制核心家庭，其家庭成员往往只包括一对夫妇及其未成年的子女。子女通常在婚后的一年與父母分居成立新的家庭独立生活，新家庭独自参与排内的公共活动。在家庭内部，男性在家庭事务上拥有主导权。作为父系继嗣群体的房族组织，是排瑶社会除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房族组织在排瑶社会中被称为“ron pu（温补）”。[6]312排瑶的房族组织是出自同一祖先的若干代子孙的集合，根据祖先的远近，房族又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的可以扩大到姓，而最低层次的房可以是几个核心家庭的集合。排瑶社会中的房族组织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实体，具有很强的层次性。若干房族构成一个姓，若干姓共居一处又形成一个排。谢剑教授认为排瑶的这种社会分支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巢居”现象，即小单位“巢居”于大单位。[8]167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智文通过对排瑶社会组织的研究认为，房既是政治组织也是社会组织，排瑶的头目公、瑶长及瑶练的选举都以“房”这一组织为基础。他认为排瑶中的房组织是研究瑶族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关键。同一房的成员间有诸多权利和义务关系，作为瑶老制主要成员的头目公也从房这一组织中诞生。[9]366可见，房族组织是瑶老制产生的基础。
作为八排瑶中规模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南岗排集中体现了排瑶社会结构的特点。在1949年之前，南岗排有唐、邓、盘、房4大姓氏。村民聚族而居，每姓、每房都有自己相应的居住区域。从而形成血缘和地缘紧密结合的居住格局。南岗排内部有3条较大的主干道，将整个村寨分为3大片区。当地人称这些主干道为“龙”，3条“龙”将排内部的4大姓分成3个片区，每个“龙”代表着一个片区。邓姓和大唐（南岗排唐姓两个分支中较大的一个分支）因人口较多各占居一“龙”，房姓和盘姓因人数较少和“小唐”（南岗排唐姓两个分支中较小的一个分支）共占一“龙”。在南岗排的3条“龙”中，邓姓和大唐所占的“龙”既是血缘组织也是地缘组织，盘姓、房姓和小唐所占的一“龙”只是地缘组织。血缘和地缘的紧密结合为瑶老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无国家的氏族社会，亲属关系的政治作用往往比较强。郑立行通过对1949年前后排瑶社会的研究，从其经济、政治、社会以及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还保留着较浓的氏族社会遗迹，认为排瑶社会是由氏族社会发展演变而来。[1]17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不仅影响着村落的结构和布局也是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础。
三、瑶老制的运行及其功能。
排瑶社会有尊老的传统，因老人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富有经验，排内的大小事务往往都由男性老人协商决定。所谓瑶老制，就是民众民主推举若干老人作为负责排上对内对外一切事务，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头人。[3]134瑶老制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主要体现在瑶老制成员的产生上。
（一）瑶老制的运行。
1949年之前，瑶老制是维持南岗排内社会秩序的政治社会组织。瑶老制的主要成员包括：天长公、头目公、放水公、掌庙公、烧香公、管事头及排内各房族瑶老。作为瑶老制主要成员的天长公是一排内的最高领导人，他对内主要处理排内纠纷事务，对外负责协调处理与其它排以及官府之间的关系。天长公由3个“龙”组织中每个“龙”中年龄最大的男性老人每年轮流担任。除了天长公，头目公也是瑶老制的主要成员之一。头目公作为每个“龙”的首领，主要协助天长公处理事务并负责各自所在“龙”的生产、生活事务。头目公两年一任，每年有新旧头目公各一人。瑶老制的放水公、掌庙公、烧香公以及管事头等其它成员均是负责处理排内公共事务，服务村民的成年男性。排瑶居于群山之中，因所生活地区地表水不易存储所以饮水比较困难。为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每排都有专门的人管理用水，这类人就是放水公。放水公负责管理维护排内的灌溉和饮用水渠和管道。掌庙公负责维护排内的庙，烧香公负责给排内的庙烧香;管事头负责发生械斗时冲锋陷阵。此外，各房族的瑶老也负责处理本房族内的公共事务。各房族内的老人如果能力强且有经验往往会被推举为头目公或天长公。瑶老的主要成员均不脱离日常的农业生产，他们更多地是有威望受到大家的认可并为公众服务。作为报酬，瑶老制的主要成员每年可从排内每家每户中收取一定数量的米作为酬劳。瑶老制的成员除掌庙公、烧香公是终身任职的之外，排内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成为瑶老制中的一员。前提是其要有一定的能力，得到大家的认可，为公众服务。从瑶老制主要成员的产生及运行情况来看，瑶老制是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上但又超越了血缘组织的一种制度。
（二）瑶老制的功能。
瑶老制拥有政治、社会和宗教等多种功能。瑶老制的这些功能可从其主要成员的职能中体现出来。天长公主要负责排内的矛盾纠纷和“习惯法”的执行等政治性、司法性的事务，头目公除协助天长公处理政治性、司法性事务外主要负责安排一“龙”之内的生产、生活性事务，放水公负责与农事生产密切相关的水资源管理事务，掌庙公和烧香公专门负责宗教性事务。在排瑶社会，先生公1被视为有知识有文化，能和神灵沟通的人而被大家所尊重。先生公作为宗教领袖因拥有宗教知识而代表着宗教权威。在瑶民的日常生活及重大公共性活动中均需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这些仪式活动都由先生公主持。通常先生公要到足够大的年龄才能被认可，在排瑶社会年长的男性成员中很多都拥有宗教知识，很多天长公、头目公及各房瑶老也是先生公。谢剑曾指出，连南排瑶的宗教体系属于高度普化或混合信仰，它渗透在个人生活中的每一面，包括其政治制度。[8]77在排瑶社会，宗教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宗教权威往往也是政治权威。从这一层面来看，瑶老制之所以能维持排瑶的社会秩序不仅仅凭借的是政治权威，还凭借宗教权威。
血缘组织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血缘组织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排瑶社会中则表现为“房”这一组织。与汉人社会中的宗族组织的功能相似，在排瑶社会中“房”具有多种功能。通常情况下，某一房拥有一定数量的“太公田”和“太公山”，其使用和产出都由房内成员共同协商决定。在社会生活中，房族内部成员相互协作，彼此都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而以房族为单位的祭祖、耍歌堂等宗教活动更是强化了房族成员的认同感。瑶老制的政治、社会、宗教功能也是基于“房”这种血缘组织之上。
排瑶的祖先在历史上长期游离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外。排瑶先民定居粤北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政策长期与封建王朝处于敌对状态。将其纳入王朝的势力范围，解决瑶民起义问题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目标。最终，清王朝通过在瑶区扶持代理人的方式将自己的势力渗入到瑶区。在这种情况下，粤北瑶区社会在政治结构上表现出典型的雙重性。
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对粤北的瑶区实行歧视和压迫的政策，明清两代排瑶先民多次起义。封建统治者对排瑶采取剿抚并施的策略。明朝末年中央王朝的势力已渗入到部分粤北瑶区，明王朝对部分排瑶聚居区的瑶民进行编户，并开始征收赋税。[10]64—65到了清代，封建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增强。清王朝先后在康熙和雍正年间设立了专门管理瑶区事务的机构理瑶同知和广东理瑶军民直隶同知，到嘉庆年间这一机构进一步发展为绥瑶直隶厅。[11]专门处理瑶务机构的设立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封建王朝仍未实现对瑶区的有效治理。道光十二年（1832年），时任两广总督的禧恩在汲取过去治瑶经验的基础上向道光帝奏呈 《剿瑶善后章程》，提出在瑶民中寻找代理人“瑶长练”，并得到道光帝的同意。[12]43瑶长练，是瑶长、瑶练的简称，清朝设置的瑶长、瑶练主要是每排中有能力、有威望的瑶老。瑶长、瑶练领取官府俸禄，成为官府与瑶排间的沟通人。瑶长、瑶练均由官府任命可终身世袭。自此以后，封建王朝在排瑶社会内部有了自己的代理人，进一步实现了对排瑶的管控。
自清代道光年间以后，随着清王朝对粤北瑶区控制力的增强，排瑶内部出现了瑶老制与瑶长制并存的政治结构。但两者的职责各有侧重，瑶老们主要负责处理瑶排内的事务，而瑶长和瑶练主要负责瑶排与官府的沟通。瑶长和瑶练在排内事务上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瑶民并不认为两者享有特权，而是将其视为一般的瑶老。作为一种内生性的政治制度瑶老制在瑶长制出现后，在排瑶内部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瑶老们仍是处理排内纠纷，维持排内正常秩序的重要角色。瑶长、瑶练更多地负责官府与排内的沟通事务及维持瑶、汉之间关系的稳定，如征收赋税、管理民户。瑶长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瑶老的权力，取代了瑶老制的部分政治职能。清王朝虽然通过设立瑶长、瑶练拥有了对排瑶社会的直接影响力，但并未消除传统瑶老制，因此官府也是通过瑶老制来实现对瑶排的间接统治。有学者将瑶族社会出现的这种国家政治体系与瑶族传统社会组织政治体系并存的政治结构称为“二重结构”。[13]513。
近现代以来在瑶区国家与地方两种政治体系并存的局面，是国家力量逐步深入瑶区社会的必经阶段。清朝将势力深入瑶区除了解决瑶民反抗朝廷的问题外，更重要的在于将瑶区纳入到王朝体系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清王朝设置了专门处理瑶务的机构并向瑶民征收赋税。清代乾隆年间的《连州志》记载其所属的油岭排、南岗排、横坑排等排瑶民有税田1497.969亩，征米34.6205石，征银22.4083两，闰年加征银1.5557两;夏税地4.008亩，征米00.426石，银2.98两，闰年加征银0.11两。[14]337—339另据清代道光年间《连山绥瑶厅志》记载连山所属的瑶民有税田3695.11098亩，夏税地111.62235亩，共征米27.802石，丁地银194.756两，耗银32.893764两。[14]34—37而清代道光后清王朝在瑶区推行瑶长制更是强化了对瑶区的控制。瑶长制在前期所依附于瑶老制，但随着官府对瑶区影响力的增强，原有的瑶老制逐渐褪去了民主色彩。以南岗排为例，南岗排的瑶长、瑶练因为自己能和官府打交道逐渐在排内有了权威，并凭借自己的权威获取经济利益，一些瑶长、瑶练在办事时向瑶民索取酬金。[14]67。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粤北瑶区的治理借鉴了清朝的措施，清末粤北瑶区的二重政治结构得以延续。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处理瑶族事务的机构。1928年国民政府设连阳化徭局，1946年撤连阳化徭局，置连南县，下设三个区，区下设乡、保（村）。[13]514国民政府在粤北瑶区推行保甲制，使国家在瑶区的行政体制由瑶长瑶练制变为保甲制。国民政府在瑶区的这套国家政治体系与排瑶传统的瑶老制也是一种二重政治结构。
不难看出，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南岗排的二重政治结构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一些国家政治体系的名称上出现了变化，如“三江办事处”变成了“三江区”“瑶长”变成了“乡长”。而排瑶内部的政治体系则没有变化，仍是瑶老制且其组成成员也没有变化。从清末到民国，中央对粤北瑶区的控制相较于前代有了明显增强。但作为排瑶内生制度的瑶老制并未消失，而是与主流政治体系并存，形成了主流政治體系与瑶老制并存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无论是清王朝还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体系，其代表的是主流社会统治者的利益，这不能真正反映排瑶的社会现实更不能代表瑶区人民的利益。统治者建立瑶长制更多的是希望维持稳定的瑶汉关系，避免瑶民反抗。其次，无论是清王朝还是国民政府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瑶老制，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十分有限。清王朝和国民政府利用瑶老制，尤其是利用瑶老们的地位和影响，反倒可以实现“以瑶治瑶”的目的。最后，作为一种在血缘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内生性的政治制度，瑶老制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清王朝和国民政府都无法消除其影响力。
1949后排瑶社会的各个方面剧烈变化，瑶老制更是受到来自国家力量的冲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瑶区社会的稳定。政府对排瑶内部包括瑶长、瑶练及上层老人在内的上层人物采取积极争取、安抚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政府聘请瑶区一些有威望的上层瑶老参与地方政权建设，担任参事、县长以及法院院长等职。如南岗排最后一代瑶长邓卖尾八公因深受群众信任被政府聘为县人民法院副院长。[15]68这些瑶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对当时瑶区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国家影响力在排瑶社会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的瑶老制也发生了巨大改变。首先，各级人民政府和党组织几乎完全取代了原有瑶老制的政治和司法职能，排内的各种大小事务均需村委会和党支部处理。其次，作为房族组织共有财产的“太公林”和“太公田”在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中被分给个人。再次，生产队的建制打破了排内的房族组织，使排内的组织关系更趋复杂。最后，排瑶传统的民间信仰受到打击。瑶经被政府收缴、销毁;先生公的各种宗教活动被严格禁止;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积极向瑶族同胞宣传无神论。各级人民政权和党组织在排瑶社会中的建立，使国家力量直接作用于排瑶的基层社会。传统的瑶老制被深入到基层的国家力量所挤压，作为瑶老制主要成员的天长公、头目公等被村委干部所取代，瑶老制的政治职能被国家基层政权取代。这完全改变了建国前在排瑶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二重政治结构。解放后，以南岗村为例其传统的二重政治结构转变为单一的政治结构。如下图所示：
建国后，排瑶社会中的瑶老制有着明显的去政治化趋势。瑶老制中的瑶老们已失去其在村落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村落的政治主体变为村委会。瑶老已不再是维持排瑶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
六、瑶老影响力的文化取向。
目前，南岗村的瑶老制主要保留在房族组织中，其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
（一）民事调解中的瑶老。
排瑶社会有尊老的传统，老人总是受到人们的尊重。南岗村每个房族的公共事务，如以房族为单位的集体祭祖活动，耍歌堂，房族内的其它公共事务以及矛盾纠纷等事务都由房族内的老人商议决定。笔者所调查的南岗村唐姓下的某一房族，该房族有30多户。按年龄的大小和辈份的高低房族内设有3名长老，房族内的各项公共事务都需3名长老共同商量决定。房族成员因分家或田地纠纷出现矛盾时，都会首先请求长老进行调解，长老们无法调解后再寻求村委会解决。传统排瑶社会中村民遇有矛盾纠纷时，首先还是在房族内部寻求解决，如若解决不了再寻求天长公及全排瑶老进行调解。现在，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依旧还是首先按照传统的方式请房内长老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再寻求村委会的调解。房族内的长老往往按照传统的习惯法进行民事调解，而刑事案件则由政府、法院负责。
（二）民俗活动中的瑶老。
在南岗排每个房族都有若干名先生公，这些先生公中的年长者带领其它先生公负责整个房族内的各种宗教活动，为房族内的所有成员服务。需要先生公参与的活动包括：耍歌堂、拜山祭祖、各种驱鬼仪式以及个人的出生、满月、百日、结婚和葬礼等人生仪式。排瑶的人生仪式中体现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排瑶的宗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宗教渗透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16]5按照当地的习俗，这些活动必须要有先生公主持。目前，传统的民间宗教在排瑶社会中仍大量保留。因此，在南岗排先生公的数量仍比较多。在当地人看来每个房族必须要有2到3名先生公，以方便为房族成员服务。先生公作为排瑶社会中传统的宗教领袖，主要负责宗教事务。在排瑶社会每年春节过后，以房族为单位都会进行持续一周时间左右的集体拜山祭祖活动。每年正月初四，房族内最年长的先生公和老人会召集房族成员共聚一处选定当年拜山扫墓的日期和具体安排。可见，作为瑶老制中主要成员之一的先生公在当下仍然存在，并在民俗这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管事头是传统瑶老制众多成员中的临时性成员，多由年轻人担任。传统上，管事头主要在一姓或一房遇有械斗或战争等公共事务时被族人选出产生，平时并不存在。1949年以后，排瑶社会内部的械斗已很少出现。因此，管事头的职能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村落和房族内的公共事务如丧事、拜山扫墓仍有管事头活动的身影。以笔者在南岗村的调研为例，该村共有京口、大食、兀和火生4个宗族，火生宗族因为人数较多，下面又分为3个房族。火生宗族下面的3个房族，每个房族每年都会选出新旧2名管事头负责拜山、丧事等房族内的公共事务。每年拜山所需的猪肉、鞭炮、豆腐等公共物品的花销由房族成员平摊，费用由管事头负责收齐，拜山所需的公共物品也由管事头负责购买、保管。拜山的当天，管事头要将这些公共物品运到墓地，并在拜山时将所买食材煮成饭菜给大家食用。此外，当年的管事头还负责房族中全年所有葬礼中的晚饭。通常一房族内有新旧两名管事头，每年房族内的公共事务主要由旧管事头负责新管事头协助旧管事头。管事头每年轮换一次，每年最后一次集体拜山时，旧管事头邀新管事头来家中吃饭喝酒，算是完成管事头的交接工作。房族内的所有已婚成年男性都有机会担任管事头。
放水公是传统瑶老制的主要成员之一，如今在南岗村仍存在并保持着相当浓厚的传统。目前，南岗村的每个自然村都会有一到两名放水公，放水公负责维护全村村民饮用水的水管。放水公会定期检查全村的水管，并对损坏的水管进行维修以保障全村村民的正常用水。放水公也会获得相应的酬劳，每年年底放水公按每人每年3元钱的标准到每家收取费用。在笔者所调研的自然村，村子的放水公是一位62岁的老人。老人已经当了8年放水公，每年他通常会花2个月左右的时间来维护全村的水管，这样一年能收2200多块钱，因为他已经不能外出打工而常年待在村里，所以就做起了放水公。老人说当放水公是他自愿的，想当就告诉村里人，把水管維护好。年底挨家挨户收费时，村民也就认可你是放水公了。出现因水管损坏而引起的用水问题时，村民就会找放水公。放水公并不受村委会管理，村委会对村民这种自我管理的方式也不进行干预。在南岗村放水公的职责没变，与传统放水公的职责一样主要负责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在过去除了有负责管食用水的放水公外还有管水田灌溉用水的放水公，而现在因村中土地大量抛荒只保留了食用水放水公。
拜山祭祖、丧事以及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使用都是村落的公共事务。在这些村落公共事务中，传统的瑶老制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村民仍倾向于选择沿用传统的方式来解决村落的公共事务。
当下南岗村瑶老制的产生及保留主要在房族组织内部。房族内的瑶老在调解房族内部成员之间矛盾，维持房族成员团结，服务房族成员等方面仍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南岗村瑶老制在宗教仪式、人生仪式、以及各种传统公共活动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瑶老制在当下排瑶社会中更多的是发挥民间信仰和公共文化的功能，瑶老在排瑶社会中发挥的影响也是基于文化的逻辑。
结 语。
从瑶老制的演变历程来看，瑶老制的政治功能在不断衰减，但其社会和文化功能仍在延续。1949年以后排瑶社会中的瑶老制在性质上已发生转变。尽管房族组织中的瑶老在村委会竞选中仍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影响力已经受到国家权力和法律的严格控制，瑶老的政治性权威已失去合法性。瑶老制的功能或影响主要是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其对排瑶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主要通过社会文化机制而间接实现。如瑶老通过其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影响力影响村委会的选举和村级政策的执行，从而间接地作用于乡村政治。
就性质而言，1949年以后的瑶老制是社会与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瑶老制中主要负责处理排内政治、司法方面事务的天长公和头目公已不存在，而负责村落和房族内部公共性事务的放水公和管事头保留下来。原有负责一排宗教事务的先生公也得以保留下来，只是先生公从整个排的范围缩小至房族范围。放水公所从事的活动是社会性的，管事头和先生公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宗教仪式以及各种人生仪式等民俗活动，这些活动从性质上来说是文化性的。房族内的瑶老这一群体在解放后一直延续至今，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先生公。房族内的瑶老主要参与房族内部的婚丧嫁娶、祭祀等民俗性活动。房族内的瑶老虽然仍在本房族内的矛盾纠纷活动中有一定影响力，但仅停留在民事调解层面，从本质上来说这类房族内部的矛盾纠纷活动仍是社会性的。可见，传统的瑶老制对当下排瑶社会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文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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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HE TRANSITIONING “YAOLAO” SYSTEM AND ITS IMPACTS。
——A Case Study of Nangang Village。
Sun Ronglu。
Abstract： As a spontaneously formed political system and organizational pattern in the Paiyao （a branch of Yao People） society， the “Yaolao”（old men who are selected as the heads of Yao community）system has various functions such as autonomy， solidarity， and relig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ystem to maintain the working of the traditional Paiyao society. With the influences of the state forces on the Paiyao society in modern times， the “Yaolao” system once was also under attack. However， as an endogenous political system， it also adjusts to external changes. This paper， through researching on the changes of the “Yaolao” system in a Yao village， finds that the “Yaolao” system has not disappeared; rather， it makes certain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i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Keywords：the “Yaolao” system; Paiyao; cultural orientation。
〔責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