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 发展观的原理和方法论
[摘 要]先秦说理散文从《尚书》、《国语》历史记言文发轫，虽然这些记言文还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其说理文字已具备论点、论据、论证等基本要素。
春秋末年，说理散文作者由商周史官变为孔子师徒，著述模式由商周王侯卿士发表思想言论、史官执笔记载，变为孔子口述、七十子载之简帛，散文内容由政治评论变为阐述礼学，散文形式则逐步去掉叙事因素，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正式成型，七十子后学散文因此成为上承历史记言文下启诸子散文的枢纽。
战国两百多年，诸子百家巩固并发展了七十子后学散文成果，对语录体、对话记事体和专题论文各种散文形式都有较大的变革和创新，到战国中后期，以孟、庄、荀、韩文集为标志，说理散文从成熟走向辉煌，成为中国封建时代说理散文的典范。
[关键词]历史记言文 七十子后学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28—10 此前文学史家讲先秦散文，多将其分为历史记叙散文和诸子说理散文两大部分，而对诸子说理散文，又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为第三阶段。
在阅读先秦散文的过程中，我感到上述划分与史实不尽相符。
现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资料，提出以七十子后学散文为枢纽的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并以此重新梳理先秦散文的历史沿革。
一、说理散文在上古历史记言文中萌芽成长 文献表明，中国上古作家并不是等到充分地发展了记叙、描写等感性能力之后才去写作说理散文的，恰恰相反，中国上古自有文字记载起，散文中的说理内容就远远多于记叙、描写的成份。
现存的商代文献有甲骨文、金文和《尚书・商书》，甲骨文和金文因受书写工具和文体的限制，不能反映商代散文的真实水平，代表商代散文水平的是《尚书・商书》。
《尚书》的典诰誓命文体应该在商代形成，《虞书》、《夏书》是后代史官仿照《商书》典诰文体而追记，《周书》也是周人模仿《商书》写成的。
商周散文写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围绕帝王政治问题发表思想言论，史官执笔记载。
这些记言文一般都有一个介绍人物言论来龙去脉的叙事框架，容易被看做是叙事文章，其实它的主体部分是人物言论，这些人物言论就是早期的说理散文。
文章围绕迁都主旨，从天命神意和现实生存需求角度，阐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既有威慑性的训斥和恐吓，又有温和的劝勉和抚慰性的忠告。
盘庚在演讲中运用了许多浅显、形象的比喻，诸如“若颠木之有由蘖”，“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等等，这表明盘庚已经刻意讲究说理技巧。
《洪范》、《无逸》是《周书》中的篇章。
《洪范》堪称是《尚书》中概括水平最高、最有条理性的文章。
开头有两句叙事文字，用来交待背景。
在灭商的第二年，周武王拜访殷朝遗老箕子，向他咨询治国安邦的方略，箕子向周武王讲述了上天赐给夏禹治理天下的“洪范九畴”，先用一节文字提挈全文，以下九段逐层阐述“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
全文集中凝炼，没有旁逸侧出者。
如果删除开头那两句叙事文字，那么《洪范》就是完全成熟的说理散文。
《无逸》分为三层：首层揭示无逸主题，提出君子要“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第二层通过回顾殷代兴亡和文王辛勤治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无逸的重要性；最后一层回应开头，周公殷勤告诫成王和其后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做到以史为鉴，文章在语重心长的叮咛中结束。
全文三个部分环环相扣，使主题得到步步深化。
《高宗肜日》载祖已训导商王不要因为�雉事件而产生心理恐慌。
《大诰》载周公为东征而告谕天下，以统一王朝内部对东征的分歧。
《康诰》、《酒诰》、《梓材》载周公以摄政王名义训诫卫君康叔，三篇各有侧重，主旨都很突出：《康诰》说明执政之要在于明德慎罚，任贤爱民；《酒诰》要求康叔在卫国严厉戒酒；《梓材》以梓人治材为喻，说明为政之道在于明德。
《召诰》载召公告诫成王，从夏商的历史教训谈到周王朝的现实隐忧，最后落脚到居安思危，敬德保民，给人以清晰的层次感。
《多士》、《多方》载周公以天命训导迁殷遗民，说明迁殷民于洛邑是天意所归，劝勉殷民安居乐业，服从新朝统治。
《君�》提出周召二人戮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文武的未竟事业。
《立政》阐述设官用人之道，以勿用�人为一篇之骨。
《吕刑》论载周朝的刑律和断案的方法原则。
《尚书》中有一些对话体文章，如《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舜与夔及皋陶的三段对话，《洛诰》记载周公与成王围绕营建洛邑、还政成王等问题展开的几轮对话，《微子》载微子与父师、少师的问答，《西伯戡黎》载祖伊劝谏殷纣王等。
这些文章都是每人各说一段，看不出孰为宾主，谈话主题也时常发生转换，尽管如此，这些中国最早的对话体散文仍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们为春秋战国说理散文开启了一种有意义的形式。
《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五篇文章是特殊的说理文体――誓词。
由于要指陈敌方罪状，申述征讨理由，鼓舞大军士气，所以誓词理由要充分，文锋要特别犀利。
这种声讨性质的说理文字是此后檄移的先驱，对战国诸子的批驳辩难文章也有一定影响。
①《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
这首先体现在文章主题和条理性方面，《国语》记言文都是先提出论点，再围绕主题展开论述，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的说理散文。
如《周语上》首篇“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祭公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观兵”作为说辞的灵魂，然后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证，全篇文字都紧扣“耀德不观兵”的主题。
其他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等，都是主题鲜明、条理分明的文章。
其次，《国语》继《尚书》之后发展了对话体，初步形成了主客问答的形式格局，问句提出问题，而答语是文章的主要说理部分。
如《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郑桓公向史伯提出了“其何所可以逃死”等六个问题，史伯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立论，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预测。
《国语》往往通过问句将论题层层引向深入，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安国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不仅区分层次，而且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
《尚书》多从天命神意立论，而《国语》的论据则多取材于《诗》、《书》等文献古籍、古今名言和典章制度，并多从历史、人生中提炼出政治道理。
文章论据的变化，显示出西周春秋人们理性精神的发展和说理能力的增强。
第四，《国语》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明显提高。
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于是有地震。
”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原因。
《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亲小人现象而发，他超越了经验层次，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
即使是讨论铸币，单穆公也从中概括出在不同情况下实施“母权子”、“子权母”（《周语下》）政策的金融理论。
第五，《国语》说理散文往往运用比喻、用典、层递、排比、讽刺等表现手法，加强了说理的力量。
第六，《国语》中出现了一些言短意长、意味隽永的文章，如《晋语四》“文公学读书于臼季”等，这些小文章充满机锋与智慧，颇似后来的语录体散文。
最后，《国语》的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比《尚书》艰涩的语言要平易得多，此后说理散文的语言其实是顺着《国语》走下来的。
在《尚书》、《国语》记言文之外，先秦说理散文还有一个次要源头，这就是上古格言以及与格言相近的兵书、箴铭和巫卜之辞。
这些格言以高度凝炼的语言来表达宇宙、历史、人生之理，它们往往只说观点，而省略论据和论证，堪称是浓缩了的上古哲人语录，从中可见上古立言贵精不贵多、尚简不尚繁的著述风气。
有些格言作者是史官，诸如迟任、仲虺、周任、史佚等人，从文献所载《仲虺之志》、《史佚之志》来看，他们曾有格言著作传世。
史官格言多深沉睿智，兹举数例，《尚书・盘庚上》载迟任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左传・襄公三十年》载《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
”《国语・周语下》载：“史佚有言曰：动莫若静，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
”《论语・季氏》载孔子征引周任之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这些格言被人们当做重要决策的经典依据。
先秦文献中还有一些以“古人有言”、“先民有言”或以《志》、《前志》、《礼志》、《周志》、《故志》、《军志》等名目出现的上古格言。
其中的《军志》是早期的兵书，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军志》曰：“允当则归。
”又曰：“知难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敌。
”与上古格言形式相近的还有《周易》卦爻辞和商周铭文。
《周易》某些卦爻辞形式凝炼、言简意丰，如《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
”它的形式颇似兵书。
又如《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这条爻辞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某些循环现象。
商周铭文在形式博约、意含戒勉方面与上古格言相通，如《礼记・大学》载商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些铭文凝聚了深刻的人生智慧，可以作为格言来读。
以上论述表明，先秦说理散文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发轫，经西周至春秋而不断成长。
虽然《尚书》、《国语》记言文都脱不了叙事框架，还不能算标准的说理散文，但说理散文的基本要素――论点、论据、论证――都已经具备了。
各种形式的上古格言虽然只有片言只语，但它们也是上古时期说理的重要形式，对《老子》、《论语》和战国兵书有重要影响，因而也是中国说理散文之源。
二、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转折成型 春秋末年，说理散文创作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由历史记言文转向诸子说理散文，转折的历史背景是商周史官文化的式微和战国士文化的兴起。
就是在这次转折过程中，说理散文最终抛弃了此前记言文的叙事框架而初步成型。
促成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是孔子和他的七十子后学，① 因此我们将孔子师徒文章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
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周王朝政治宗法体制在春秋末年走向式微，当时的志士仁人都在思考并探索未来社会的出路。
孔子比较了夏、商、周三代制度，认定西周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的礼制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因而他以西周文化传统继承人自任，勇敢地担当起重建礼制秩序的历史重责。
为使复礼事业后继有人，孔子打破官学制度而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吸引了以七十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弟子，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诸子流派――儒家学派。
就是在孔子师徒及其再传弟子手中，先秦说理散文的作者、内容、形式实现了重大转折。
就作者而言，说理散文的创作主体由商周史官而变为孔子师徒，著述模式由商周王侯卿士发表思想言论、史官执笔记载，变为孔子口述、弟子载之简帛。
他的弟子有“先进”、“后进”之分，“先进”有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等人，这是中国第一批私学弟子，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模仿商周史官记言记事，首开记述其师言行之风，他们的文章大都采用《尚书》、《国语》中宾主问答的形式。
“先进”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一模仿不亚于一场文学革命，因为那支笔伴随着官学下移而从商周史官转移到诸子手上，这是从先秦历史散文向先秦诸子散文转变的枢机所在。
“先进”长篇文章可以辨识的有，宰予一篇：《大戴礼记・五帝德》；子贡一篇：《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仲弓一篇：上博简《中弓》；子羔一篇：上博简《子羔》；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原来没有专文传世，近年出土的上博简《君子为礼》大体上可以断为颜渊文章。
“后进”中的著名弟子有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等人。
他们的著述热情要远远高出于“先进”，仅曾子这一系可辨识的文章就有十四篇：《礼记・曾子问》、《大学》、《大戴礼记・主言》、《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孝经》。
此外有子夏一篇：《礼记・孔子闲居》（上博简《民之父母》与此内容略同）；子张一篇：《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子游一篇：《礼记・礼运》。
“后进”中的宓子贱与漆雕开都有专著传到汉代，可惜均已亡佚。
大小戴《礼记》和上博简中有十几篇专记孔子答鲁哀公问的文章，孔子应对鲁哀公，应在哀公十一年至十六年（公元前484—前479年）之间，记录者是“后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檀弓》上下篇涉及到的孔门人物颇多，其中时间最晚的是曾参弟子乐正子春，以此推测，这两篇文章的素材可能主要是由七十子提供，编者似是曾参一系弟子。
与“先进”专记孔子言论相比，“后进”著述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以曾参为例，他的十四篇文章分为两种情形：《礼记・曾子问》、《大戴礼记・主言》、《孝经》三篇是以问学孔子的形式出现，在形式上近似《尚书》、《国语》的记言文；另外十一篇则是以“曾子曰”形式发表见解，从字面上看，它们似乎与《论语》中以“子曰”领起的语录相近，其实不然，《论语》中以“子曰”领起的语录一般只说观点，它们只能叫语录而不能叫论文，而《大戴礼记》这十一篇以“曾子曰”领起的文章不但有观点而且有详尽的论证，它们已是标准的专题论文。
就内容而言，说理散文由务实变为务虚，由政治、宗教、历史变为伦理，学术意味明显增强。
《尚书》、《国语》所记载的王侯卿士治国言论大都是针对具体政事而发，一事一议，即事而言理。
而到了孔子师徒，绝大部分学术活动超越了现实政治的层次，而体现出务虚的特色。
这是因为，如何对待周礼，是从平王东迁到战国初年这几百年间意识形态的焦点，孔门文章是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
七十子后学散文大体上分为记载礼仪和阐述礼义两大类，而礼仪、礼义均有广狭之分。
狭义的礼仪专指冠、婚、丧、祭、聘、燕、射、饮、相见等行为规范（如《仪礼》和大小戴《礼记》中专记礼仪的篇章），广义的礼仪则包括封建、职官、禄田、赋税、田租、军制、军赋、学制、刑法、宗法制度、历法（如《礼记・王制》、《大戴礼记・夏小正》）等等；狭义的礼义专指礼仪所包含的伦理政治意义（如《礼记》之《祭义》、《冠义》、《昏义》等），广义的礼义则涵盖政、教、德、法各个方面，相当于封建时代整个上层建筑，像《论语》、《孝经》、大小戴《礼记》以及上博简、郭店简中的许多儒家文章，都是广义的礼义文章。
记载礼仪的文章一般没有文学价值，有文学价值的是那些阐述礼义的散文。
就形式而言，七十子后学创新力度最大，先秦说理散文是在他们手中初步定型的。
《论语》和《礼记》中的孔子片断语录，是七十子后学从记录的诸多孔子言论材料中精选、提炼出来的。
对此，《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章”之与上博简《中弓》，《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之与上博简《君子为礼》，都可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据。
《论语》语录之短，绝不是当时人不善于说理，也不是如论者所说，它们反映的是说理文刚刚起步时的情形。
《论语》的短章，完全是人为的结果――它们是七十子后学从孔子长篇言论中节选的。
《论语》的编辑应该受到《尚书》、《国语》记言文的影响，《论语》之“语”与《国语》之“语”一脉相承，都是“语”体文章。
不过，七十子后学对“语”体有所创新，《尚书》、《国语》中的人物言论或因事而发，或以对话形式出现，很少有那种以“某某曰”独白形式出现的人物言论，七十子后学则开创了以“子曰”独白的新形式。
孔门片断语录体散文也深受此前上古格言的启示，七十子将孔子许多语录浓缩成格言，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为政》）“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雍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泰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卫灵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卫灵公》）这些格言言约意丰，于深沉含蓄之中见出隽永的意味，透发出一种理趣美。
《礼记》中《坊记》、《表记》、《中庸》、《缁衣》四篇为子思所辑，这些语录的篇幅较《论语》要长一些，感性成份大为减少，精警程度不及《论语》。
郭店简三篇《语丛》可能是儒家后学的学术短札。
《论语》、《礼记》、《语丛》片断语录的文学价值，在于它们确立了中国哲理散文的一种体裁――语录体，从战国的《孟子》到汉代的《法言》，从隋代的《文中子》到宋代的《朱子语类》，再到明代的《传习录》，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乐于采用先哲曾经运用过的凝炼含蓄、睿智圆通的语录体形式。
推而广之，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诗话、词话、赋话，在形式上也未必没有受到《论语》、《礼记》语录体的影响。
最能体现《尚书》、《国语》记言文与先秦诸子散文之间联系的，是七十子后学散文中的对话记事体文章。
从说理文发展角度看，记事描写的感性因素越少，论述逻辑性越强，文章价值就越高。
因此像《论语・乡党》对孔子形象的素描，及《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等，虽然将人物事件写得具体可感，但对推动说理文写作意义不大。
①《礼记・檀弓》上下篇记载了几十个礼学故事，这是七十子后学以具体事例宣传礼学的尝试，它对寓言文体的产生可能有直接的启示，尤其是对韩非子《说林》、《储说》、《喻老》、《解老》诸文影响甚深，但对说理文的发展同样没有多少借鉴价值。
对话记事体的一些文章是多主题的漫谈。
如上博简《子羔》有十四支残简，一至八简讨论尧、舜禅让，孔子告诉子羔，上古时代“善与善相受”（第一简），“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第六简）；九至十四简主题变为“三王者之乍（作）”。
又如上博简《中弓》现存二十八支简，主题变换了三次：一至十简是孔子回答仲弓“为政何先”问题，孔子提出“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的为政四纲领；十一至十九简是孔子解答仲弓关于如何“导民兴德”问题，其核心观点是“刑政不缓，德教不倦”；后九支简内容是孔子告诉仲弓如何与季桓子相处，关键在于“以忠与敬”。
《礼记》之《曾子问》、《哀公问》以及被称为“孔子三朝记”的七篇文章，文中的论题也经常转换。
说理文应该主题集中，像这种多主题的漫谈，还不能说是上乘的说理文。
《礼记・孔子闲居》在统一主题方面有所进展，文章以子夏问“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提出论题，而以孔子回答“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总领全篇，接下去分别讨论“五至”、“三无”、“五起”和“三无私”，层层递进，极有章法，颇得《尚书・洪范》文理。
《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以论士开题，然后逐一论述“庸人”、“士”、“贤人”、“君子”和“圣人”，文脉清楚，而论士主题一以贯之。
这些文章虽然还有宾主问答的叙事框架，但其叙事功能已经弱化，它是通过提问而将论述引向深入。
同类文章还有《礼记・礼运》、《经解》、《仲尼燕居》、《儒行》、《孝经》、《大戴礼记・主言》、《五帝德》、《子张问入官》、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答季桓子》等等。
出现篇名是问答记事体的又一进展，《诗》、《书》都是有篇名的，但《国语》每条材料都没有题目，上博简《子羔》第六简背书有“子羔”，《中弓》第十六简背书有“中弓”，整理者认为这两个字就是文章篇题。
这种命名方式虽然不能点出文章宗旨，只有标识意义，但它毕竟是继《诗》、《书》之后给文章设立篇名。
从总体上看，七十子后学这些对话记事散文还脱离不了史官记言文的格局，它们还处于由历史记言文向诸子说理散文过渡的形态。
从说理散文角度来看，七十子后学的专题论文意义最大，因为这些专题论文基本剥离了此前历史记言文前后的叙事框架，也不用宾主问答的对话形式，而是正面地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标志着从《尚书》、《国语》发轫的记言散文终于彻底去掉了叙事因素，纯粹的说理论文正式成型。
《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参一系十一篇文章，可以视为专题论文的代表。
以《曾子本孝》为例，文章一开头就揭示中心论点：“忠者，其孝之本与！”以下从五个层次来进行论证：首先要全身远祸，既要远离自然的祸患，又要避免人事的是非；其次要居于平安容易之地，不以危险行为谋求非望之福；再次是以内敛的方式与人相处，无论是在父母生前生后，都要以恭敬态度待人；第四是要求卿大夫、士、庶人各个阶层都要履行自己的伦理义务；最后要求孝子应该从父母的生、死、祭三个方面来实践“敬”的伦理。
全文以“忠”开篇，以“敬”作结，层层铺开，首尾呼应，已是一篇比较完整的专题论文。
《礼记・大学》开头概括大学之道就是“三纲领八条目”，作为全文大纲，以下几段，重点论证诚意、正心、齐家、治国，最后说明仁义道德是治国的根本。
它的艺术结构明显受到《尚书・洪范》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中国典型的专题说理散文，是在曾参时代出现的，这是孔门“后进”的巨大贡献。
《礼记》中专释礼仪意义的论文共有七篇，这些文章是按照“总――分――总”的思路结构全文，前有概述，后有呼应，中间层层展开，义脉文理俱可圈点。
以《礼记・冠义》为例，全文分为四层：首论冠礼之大义就在于它是成人之礼的开始；次论冠礼各项细则所包含的意义；三论举行冠礼意味着成人要肩负起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的伦理责任；最后呼应前文，并从成人而升华到“治人”高度，由此深化了“冠义”的主题。
其他几篇文章大体上都能围绕一个礼义主题展开论述，说理充分，结构严谨，已是规范的说理散文。
商周历史记言文与战国诸子说理散文本是一脉相承的，七十子后学散文则是从商周历史记言文向战国诸子散文转变的枢纽。
可惜的是，由于古今不少学者把大小戴《礼记》看做是秦汉文章，而且以为大小戴《礼记》记载的都是礼乐典章制度，不承认它们具有文学价值，先秦说理散文发展的重要枢纽――七十子后学散文――就这样被人为地遮蔽了，一脉相承的先秦散文被人为地分割成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块。
所幸的是，郭店简和上博简在上个世纪末相继出土，它们雄辩地证明，大小戴《礼记》的绝大部分文章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这就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先秦散文的沿革问题。
七十子后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说理散文流派，这个流派包括七十子和他们的弟子，人数多达数百人，他们的文章远不止一部《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和上博简中的儒家文献，都是他们的散文作品（这里还不包括那些大量失传的作品）。
① 除了那些记载礼仪的文章之外，七十子后学其他作品都可以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
这些文章上承《尚书》、《国语》的历史记言文而下启诸子百家散文，后来的战国诸子散文就是沿着七十子后学的路子走下来的。
三、说理散文在战国诸子百家手中巩固发展 一花引来万花开，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成型之后，在战国两百多年狂飚般的百家争鸣过程中不断得到巩固、丰富和发展。
围绕着如何重建一统天下这一时代主题，诸子百家用几十代人的努力，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鸣，创造了令后世望尘莫及的辉煌思想成果。
就是在战国诸子手里，说理散文的篇幅从中短篇发展到长篇大论，风格从单一走向多样，文章逻辑由自发的条理上升为对形式逻辑的自觉认识，著述方式由先生讲弟子记发展为诸子们自己写作，篇题由摘录开头两字转变为概括中心论题，散文流派由孔子师徒一家独大演变为百家争雄。
到战国中后期，以孟、庄、荀、韩文集为标志，说理散文已经从成熟走向高峰，成为中国封建时代说理散文的典范。
① 从形式上看，诸子散文大体上不超出七十子后学散文语录体（含格言体）、对话记事体和专题论文的范围。
② 具体到每个诸子文集而言，往往是以一种散文形式为主，而同时兼采其他形式。
各种散文形式之间也存在互相渗透的情形：语录体文章之中有时杂有对话记事体；有些诸子长篇语录本身就宛如专题论文；有的专题论文由多条语录连缀而成；格言体往往与散句并用；散句写到精彩处又常常运用韵文。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表达思想的需要，诸子们对每一种说理散文形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变革和创新。
为了便于将七十子后学散文与诸子散文进行对照，我们仍按照语录体、对话记事体和专题论文的思路来探讨诸子散文的新进展。
战国诸子语录体的代表作是《孟子》，其他诸子文集中也偶有若干语录体文章。
与《论语》语录体文章相比，诸子对语录体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语录体散文的篇幅。
《论语》中的孔子师徒语录一般只录论点，这种情形到《孟子》已有改变，《孟子》中的一些长篇语录不仅有论点而且有比较详细的论证，如《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章”，《离娄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章”，《告子上》“富岁子弟多赖章”、“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等等，都是主题集中、论证严密的论说文。
二是将同类主题的语录集中为一篇。
《论语》中只有《乡党》一篇的主题是统一的，其他篇章所收语录的主题大多互不相关。
战国诸子注意将主题相近的同类语录编为一篇，如《墨子・贵义》辑录了墨子十七条言论材料（其中四条材料为对话记事体文章），每条材料都与“贵义”主题有关。
将同类主题的语录集为一篇，这有利于读者把握语录体散文的主旨，它标志着语录体散文的新进展。
有些战国兵书（如《司马法》）保留了上古兵家格言的古朴风貌，但更多的兵书是有因有革。
这首先体现在句式上，战国兵家在沿用上古格言形式的同时吸取散文句式，使兵书由格言体向散文化方向发展。
如《孙子兵法》以四字句为主，同时根据表意需要而运用二、三、五、六字句和散文句式，其中既有像“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这样整齐的四字句，也有像“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虚实篇》）那样完全散文化的句式。
《孙膑兵法》中的《八阵》、《地葆》、《兵情》、《选卒》等篇还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格言印迹，而《擒庞涓》、《见威王》、《陈忌问垒》等篇则是纯粹的对话记事体散文。
《吴子》一书大体上是寓整于散，整散结合，末篇《励士》全用散文句式。
《六韬》大多采用对话体散文形式。
战国兵书的另一创新是用格言体写论文。
如《孙子・九地篇》开头说：“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泛地，有围地，有死地”，下文对这“九地”逐一做出具体的阐述。
这较之于吉光片羽的上古兵家格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增添了兵书的说理意味，使兵书成为战国说理散文的一种形式。
诸子文集中程度不同地收录了一些对话记事体文章，诸如《墨子》中的《耕柱》、《公孟》、《鲁问》、《三辩》、《公输》，《荀子》中的《议兵》、《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商君书》中的《更法》，《韩非子》中的《问辩》、《问田》、《定法》，《�冠子》中的《近迭》、《度万》、《王�》、《兵政》、《学问》、《世贤》、《武灵王》，《艺文类聚》卷二十载《尹文子》逸文“尹文子见齐宣王”条等等。
对话记事体文章在诸子文集中的地位不尽相同：有些（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用专题论文表达思想，对话记事体文章对思想表达只起补充、印证作用，这些文章通常放在诸子文集的靠后位置；有些（如孟子、纵横家）则用对话记事体作为表达思想的主要形式。
从散文进步的角度看，诸子很多对话记事体文章并未超出《国语》和七十子后学同类文章的形式水平，他们有些对话记事体散文虽然比此前同类文章写得更生动，更富于感性魅力，如《墨子・公输》，但从说理散文角度来看，价值并不太大。
对说理散文进步具有意义的是那些具有论辩色彩的对话记事体文章和纵横家那些铺张扬厉的说辞。
《尚书》、《国语》和七十子后学散文中的对话记事体文章有问答应对而无论辩，进入战国以后，诸子蜂起，百家言治，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要想在论辩中击败对手，就不能不刻意讲究说理艺术和文章技巧，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带来说理散文的进展。
诸子之好辩、善辩者，当以孟子为最。
孟子政治学术活动多在晚年，他以道德、年齿之达尊，挟啸傲王侯之意气，抗颜与梁惠王辩，与齐宣王辩，与告子辩，与农家辩，与墨家辩，所当者靡，所驳者服，无有撄其锋者。
在论辩过程中，孟子善于采用各种方法：有巧设机关引人入彀之法，如《梁惠王上》“寡人愿安承教章”；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法，如《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有取譬设喻以此证彼之法，如《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章”；有腾挪跌宕欲擒故纵之法，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有逆来顺往因势利导之法，如《梁惠王下》“庄暴见孟子章”；有抓住主动转换话题之法，如《梁惠王上》“叟不远千里而来章”；有反经为权破解两难之法，如《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章”。
灵活多变的论辩技巧，加上他将胸中素所蓄积的浩然之气灌注到文章之中，由此形成犀利的辞锋和浩翰的气势，使他的论辩文章如天风海雨，锐不可当。
虽然这些文章还有若干叙事成份，与标准的专题论文还有一些距离，但它们为驳难体说理散文提供了许多成功经验。
如果说《孟子》散文让人们看到诸子的辩才无碍，那么《战国策》则创造了最煽情、最瑰丽、最奇诡、最富于时代特色的说辞。
纵横家最拿手的本领，就是无微不至地揣摩天下大势，剖析各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准确地把握诸侯心理，然后运用铺张、夸饰、排比、譬喻等最富煽动性的手法，搜罗天人古今资料，�掌而谈，以此来说动人主，猎取卿相富贵。
像《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张仪说秦王章”，《赵策二》“苏秦从燕至赵始合纵章”，《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章”等等，都是铺张扬厉、玮晔瑰奇的文章。
纵横家为人行事多不可取，但他们却为中国文学史奉献了第一流的美文。
先秦的专题论文在曾参时代成型，其后便赶上了百家言治的特殊历史机遇，由此获得超常规的发展。
（一）文章立意的大胆创新。
墨子最先高举起“背周道”的旗帜，其后诸子便各开户牖，自创新学说，他们不迷信权威，在认识上也没有什么禁区，什么旧规都敢于打破，什么话都敢说，不仅敢于说高尚的话，而且敢说自私的话，甚至连最粗俗的话、最阴暗的心理、最卑劣的追求，都敢于大胆地说出来。
惟其如此，各种学说才能蜂起并作，专题论文才有写不完的论题，作家才有永不枯竭的灵感。
（二）自觉的写作思想。
战国诸子各有自己的写作理论，他们的专题论文便是这些写作理论的成功实践。
墨子反对以文害用，故其言多不辩。
庄子“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
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这一思想完全贯彻到庄子散文写作之中。
荀子倡导明道尊经，以为“君子必辩”（《非相》），主张“凡论者，贵其有辩合，有符验”（《性恶》），荀子散文便是将经书的典雅纯正与战国善于论辩的精神结合起来。
韩非子反对“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亡征》），主张“以功用为之的彀”（《问辩》），他的文章“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解老》），不尚文彩而以辞理取胜。
（三）逻辑意识的觉醒。
《尚书》、《国语》和七十子后学散文中虽不乏有条理的文章，但这主要取决于作者思维的清晰，并未上升到形式逻辑高度。
墨子提出“类”（种类）、“故”（原因）、“�”（矛盾）等逻辑概念，倡导“辟”（譬喻）、“侔”（对照）、“援”（援引）、“推”（归纳）等论证方法，他还主张以“三表法”――“本”（以古圣王经验为参照蓝本）、“原”（原察民情）、“用”（付诸政治实践）――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荀子也发现了一些形式逻辑原理，如“类不可两”（《解蔽》）触及矛盾律，“求其统类”（《解蔽》）涉及同一律，“贰则疑惑”（《解蔽》）包含排中律，“以类度类”（《非相》）含有归纳推理思想。
韩非子则提出了著名的自相矛盾说。
诸子用这些逻辑思想审视论敌观点，也用它指导自己的论文写作，可以说诸子专题论文写作与发现逻辑原理是同步前进的。
（四）个性风格的多样化。
诸子们在思想上各自独树一帜，他们的专题论文风格也各呈异彩：墨家散文质朴无文，商鞅文章质直刻薄，庄子文章汪洋恣肆，荀子散文缜密详瞻，韩非子文章犀利峻峭，吕氏集团文章朴素清新。
同一流派的散文风格一般是相近的，但如果某一流派在不同历史阶段相继出现大师，而这些大师又有足够的胆略和才力自铸新风格，那么同一流派内就可能产生多种风格的文章。
如同为法家，商鞅文风质朴果决，慎到文章平实稳健，韩非子文章�刻峭拔。
同为道家，庄子、尹文子文风差异很大。
不同的个性，各异的文风，使战国专题论文园地形成百花齐放、群芳争妍的局面。
（五）专题论文篇幅不断扩大。
七十子后学专题论文的篇幅一般不长，这是因为孔子主张辞达而已，所以讲道理往往是点到为止。
到战国中后期，长篇说理散文开始出现，有些诸子善于围绕某一主题，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慎密、详瞻的论证，务将道理说全、说深、说透。
像《庄子》中的《齐物论》、《德充符》、《大宗师》等，都是洋洋洒洒的长篇说理文字。
《荀子》中的《劝学》、《荣辱》、《王制》、《儒效》、《王霸》、《富国》、《天论》等长篇论文，都力图对道理进行深入透辟的阐述。
《韩非子》中的《五蠹》，更是长达五千言，其他如《十过》、《解老》、《喻老》等，也都是长篇大论。
（六）确立了概括论文宗旨的篇题。
七十子后学有些专题论文冠有概括文章宗旨的篇题，诸如《孝经》、《礼记》之《祭义》、《冠义》、《经解》等等，但是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最初确立这些篇题的人究竟是战国初年的七十子后学，还是战国中后期乃至秦汉时代的传授者。
①《墨子》中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篇题都是紧扣题旨的，根据《墨子・鲁问》的记述，可以认定墨子有关十大主张文章的篇题，是由墨子发表主题演讲而由其弟子确立的。
这就意味着，至迟在墨子时代，专题论文就有了能够提挈文章宗旨的篇题。
此后《商君书》、《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文集的篇题也能很好地概括文章的主旨。
篇题是专题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类篇题的确立，无疑对专题论文形式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七）著述方式从门徒记录到诸子亲自写作。
孔子师徒的著述方式是先生讲弟子记，这一师徒合作著述方式为其后诸子所沿用。
《墨子》中的十大政治主张，都各有上、中、下三篇，人们相信这是出于墨学三派的笔录。
《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中》、《天志中》、《明鬼下》等文章都是由多条墨子语录缀合而成，这是先生讲弟子记留下的印记。
进入战国中期以后，诸子们开始亲自执笔写作，先秦说理散文从集体创作进入个人创作的新阶段。
如《商君书》中的《垦令》、《农战》、《开塞》等篇可能是商鞅亲作，《庄子》内篇可能出于庄子本人之手，《荀子》、《韩非子》的专题论文也大都是他们自己写的。
诸子亲自写作，结束了此前君臣合作著述或师徒合作著述的历史，这有利于说理散文创作走向个性化。
诸子百家虽然思想不同，文风各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专题论文形成某种审美共性。
由战国士文化所激发，战国诸子大都具备了思想巨人的气质，都有一种让人着迷的巨大人格力量，他们对自己的学说都有一种强烈的自信心，对平治天下都表现出充沛的激情，这种人格、自信心和情感力量灌注到专题论文之中，就形成这些文章的情感气势之美，由此形成战国专题论文的整体审美特征。
诸子专题论文的艺术性不应该从形象化方面去寻找，而应该循着情感气势的路径去探寻。
（九）出现成体系的专题论文著作。
墨、庄、荀、韩等文集虽然都有各自的思想体系，但这些文集并非按照作家思想体系来编排，且一种文集之中往往同时具有专题论文、语录体、对话记事体多种散文形式。
战国后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成系统的论文专著――《吕氏春秋》。
这部杂家著作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并不算太高，但它的编排却独具匠心，全书由一百六十篇专题论文组成，每篇论文篇幅大体相近，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几大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这在说理散文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创举。
（十）在表现手法和散文用韵方面有重大创新。
战国时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奔走、讲学、游说、著述，各家各派都在尽最大努力宣传自己的学说，抢占政治文化学术阵地，而游说、著文能否为人所重，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说者（作者）的技巧，诚所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为了最大程度地取得实效，诸子们就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讲究手法。
诸子在沿用前人表现手法的同时致力于创新，其中最大的创新是在譬喻的基础之上发展为寓言，用通俗的寓言来讲述深刻的道理。
庄子文章寓言十七，藉外论之。
韩非子文章中也多用寓言作为论据，特别是他还写了《说林》、《内储说》、《外储说》等寓言集，作为专题论文的论据库。
《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等诸子在散文写到得意之时还吸取韵文营养，在文中适当运用韵文，由此创造了或散或韵、韵散夹杂的散文新形式。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比较完整地勾勒出先秦说理散文的发生发展轨迹：它发轫于《尚书》的历史记言文，成型于七十子后学之手，最终在战国诸子百家学术争鸣过程得到巩固和发展，走向说理散文的辉煌顶峰。
这是一个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希望它更能接近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的真实情形。
责任编辑：王法敏 注： ①《尚书》与《国语》的记事时间，在从周穆王到秦穆公这一段是重合的，但两书语言却有明显的深浅之分，这可能是因为《尚书》是出于殷商官方公文语言系统，而《国语》则属于西周春秋的民众口语系统。
①老子的生活时代早于孔子，他是春秋末年文化转型期的一个过渡人物。
《老子》五千言既是典型的格言，又是标准的诸子说理散文，它的著述年代早于七十子后学散文。
但由于老子在写书之后就选择了隐逸，他的学说价值是在百年之后才被庄子等人认识，所以老子还不能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文化变革的关键人物。
②孔子时代的著述方式主要是先生讲学生记，很难将孔子师徒的著作权作明确的划分，因此七十子后学散文的作者包括孔子、七十子及其弟子，而本文所说的“七十子后学”则仅指七十子和他们的弟子这两代人。
①前人将《论语》所有文章统称为语录体，本文则将《论语》中以“子曰”独白形式出现文章称为语录体散文，而把孔子应对弟子时人或记载孔子行事的文章称为对话记事体散文。
之所以这样区分，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看清《论语》与《尚书》、《国语》对话记事体文章的联系。
①从《汉书・艺文志》来看，七十子后学流传到汉代的散文作品尚有二百多篇。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七十子后学传世作品与地下出土作品大约有一百多篇。
①在讨论先秦诸子散文时，中国文学史论著一般只讲《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几部书，实际上先秦子书远不止如此。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儒家类子书尚有二十八种，道家类子书二十五种，阴阳家类子书十四种，法家类子书五种，名家类子书六种，墨家类子书五种，纵横家类子书五种，杂家类子书八种，农家类子书三种，小说家类子书九种。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的四十一种兵书，也可作为子书来读。
《汉书・艺文志》中还载有一些难以判定写作年代的散文作品。
谭家健在《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和《先秦散文概要》中，将《�冠子》、《管子》、《尹文子》、《孙子兵法》、《商君书》、《尸子》、《文子》、《晏子春秋》、《礼记・檀弓》以及近几十年出土的《春秋事语》、《孙子兵法》所附佚文、《孙膑兵法》、黄帝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为吏之道》等都纳入先秦散文的讨论范围，这是很好的尝试。
②战国诸子也开创了某些说理新形式，诸如《荀子・成相辞》、秦简《为吏之道》等，就是以民间说唱辞的方式来宣讲道理，不过此类文章在战国说理散文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①今人将《战国策》放到先秦历史散文部分来讲，其实《战国策》是纵横家的文章，而纵横家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属于九派之一，因此《战国策》是典型的诸子散文。
①上博简《子羔》、《中弓》都是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