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后上海证券市场与企业的关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即上海的华商工厂企业有了明显的发展，新的工厂不断诞生，旧的工厂不断增资，证券市场上的标的物也完全变为清一色的华商股票。
下载论文网 上海企业的 新设增资与证券市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原来上海由英美商人主导的西商众业公所被强令停业，结果“外汇冻结，外股外币群在禁止买卖之列”，大量游资为求得归宿，群向中国股票集中，使得“从来未曾受人青睐之中国股票，至此始告勃兴”。
而且，1942年上半年，汪伪政权财政部公布所谓新旧法币脱离政策，伪中储券对法币之比率，“由77、74、70、66、60、53，而降为50，币值日低，一般人均求资金安全之道，中国股票乃受第一次普遍欢迎，盛况空前”。
首先是新设。
由于战时物资艰难，原料限制，也由于物资求大于供，以及生产的供不应求，因此，这时“凡是拥有制成品和原料者当然都有因增值而赚钱的把握”，也因此，在大量游资追逐华商股票寻求增值的气氛中，这期间除了老公司和老工厂复业复工外，新成立的公司、工厂也迅速增加，仅从1942年下半年看，新设立的公司企业就有208家，而这其中有51家都是在当年12月新设的。
其次是增资。
在不断新设公司企业的同时，原有的老公司企业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也使得自身的实力增强和规模不断扩大。
当然，在公司企业增资扩股的背后，这时的证券市场上华商股票受到追捧，股价上涨或投机情况严重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原因。
当时有评论说：“（民国）三十一年的上海，在经济上可说是一个产业年，在市场上可说是一个华股年。
老工厂的扩大与新工厂的勃兴，造就了无数的企业家――同时，也造就了许多的投机家。
到后来简直是泾渭不分，真实企业家与投机企业家混淆在一起，而投机企业家与股票投机家更是一而二二而一。
这就是躲在所谓产业景气――其实应该称为物价景气――背后的庞大黑暗面”。
这一年中国企业股票的价格都有大幅的上涨，以至于编著《华股指南》的江川认为，“统观这一年的整个状况，华股之投资不能不说稳妥可靠，而又利益优厚”。
如以6月为基期，“则至少有半数左右的老股，均涨至一倍以上，此外亦大多涨起七八成，仅有十分之一二所涨不过一二成”。
证券市场与企业发展 太平洋战后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经历了自发自由和汪精卫政权主持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3年7月汪精卫政权证券交易所复业前这一阶段，因为既无证券交易所的存在，又没有法律规范和政府主导，纯由市场自身演变和制约，故可称为自发自由阶段。
这一阶段的情况王相秦在《华商股票提要》一书中指出：“及至今年（1942年）自币制发生变动，及物价厉行统制后，一般拥有资金者，均争相收购华商股票，以期资金运用于企业之妥途。
截至目前止，上海虽无正式华商股票市场之成立，而经营华商股票之公司，均已相率设立，蓬勃之象，迥非昔比，查其前途，实犹方兴未艾也”。
在这一阶段，游资寻求出路，上海企业生产出品供不应求，社会上急于设立新厂和扩大老厂，在没有证券交易所的前提下，沟通游资和企业的中介证券公司遂纷纷涌现。
这些专业经营中国股票买卖的公司数量在1941年以前成立的仅有10家，1941年成立的有8家，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商股票成为追逐对象的1942年，一年间成立者即为127家。
曾创造过“新设者竟日有数起”的记录，“统计先后成立者竟达145家，其中大多皆为向日经营黄金、纱花、钱兑业者所改组”。
这145家股票公司若以资本分类，资金在10万元以内者56家，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者72家，20万元以上者有17家。
第二阶段即为汪精卫伪政权设立后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力图以此规范上海游资和将生产流通等领域纳入控制轨道的时期。
这段时期从1943年7月开始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为止。
汪精卫政府之所以要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地区证券买卖在自发自由状态下投机严重，导致“市价高涨，刺激物价，间接威胁市民生活”，更是想将证券市场控制在手。
故而在1943年2月18日，汪伪政府直接查封了永昌、中国两家股票公司，3月6日更是“一举查封股票公司达65家之多”，“继而全沪150余家之股票商，亦被迫停业”。
此后，经过与伪上海市经济局交涉磋商，达成协议：即此后“每次交易时，卖方需缴纳每千元之五角证明费外，同时工部局方面亦需缴收同样之证明费，合为千分之一”，即可获得营业执照。
在分别向伪上海市经济局和工部局两方交纳合计千分之一的“证明费”后，35家股票公司获准分两批于5月19日和6月9日恢复营业。
可是，这种做法引起市场骚动，为了对控制证券市场更加有利起见，1943年7月间，伪财政、实业两部决定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令饬华商证券交易所筹办复业”。
其复业后，证券市场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培育出了一批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多见的被称为“企业公司”的工商集团，究其原因，陈禾章言：“乃游资充斥与投机猖獗两种现象之综合耳。
”陈禾章估计，“近年来新设之企业公司，包括实业、建业、兴业、营业、投资管理、贸易等，不下三百余家”。
在陈禾章进行分析的146家企业公司中，“成立于民国三十年以前者计14家，三十年者三家，三十一年43家，三十二年57家，三十三年二十九家”，“而其蓬勃兴起，则在三十一年十月以后”。
这些企业公司积极设立，主要动机为：“1.组织企业公司，准备逐鹿股市；2.设立企业公司，从事股票买卖，此类公司实即证券公司之化名；3.组织企业公司以为投机囤积之掩护，避免政府之取缔；4.频年工商经营莫不获利盈丰，工商巨子为进一步巩固自身经营之事业，纷集巨额资金，从事有组织之活动，故大规模之企业公司如新新实业（资本二万万）泰山房地产企业（资本二万万）泰山实业（七千万）中信实业（五千万）新业投资（三千万）元泰实业（二千五百万）大中国企业（一千万）等，均于此时应运而生。
” 这些事例，显示出企业的发展与证券市场的中介、流通和集聚等作用间相互扶持的关系。
尽管这段时间不长，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未能继续下去，但即使是这样，这段历史时期中证券市场与企业的发展也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