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是提高企业治理绩效有效途径
摘要：治理绩效是经营绩效的基础，作为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混合所有制与企业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采用混合所有制对治理绩效影响要素分析（DINO模型）、历史回顾和展望，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回答。认为混合所有制发展历程体现了自控制权至所有权、自小至大、自下至上等趋势，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求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推进混合所有制。同时针对混合所有制推进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即如何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及保护股东权益、如何调动投资者入股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如何选择投资者等进行了框架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3.7。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过去我们所说的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是指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股份制经济，我国的股份制特点是不同性质的资本融合的股份制经济，也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现在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实质上是指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
从宏观层次来讲，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制结构的非单一性，即在所有制结构中，既有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也有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还包括拥有国有和集体成分的合资、合作经济，如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就是一种广义的混合所有制； 而作为微观层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的企业。本文讨论的是微观层次的混合所有制。
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核心内容就是指企业的股权结构，通常也称为“所有权结构”，包括公司股权类型及比例配置。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因为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控制权的分布，决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公司治理绩效的高低最终体现在公司经营绩效上。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即前五大股东持股份额在公司总股份中所占比重；股权构成，即各个不同性质的股东分别持有股份的多少，在我国，就是指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的持股比例。
混合所有制在中国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其发展历程是我们党对有关所有制论断和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企业效益低下，严重阻碍了公有制经济发展。我们一直在摸索，适合社会主义中国的股权结构是什么？怎样的股权结构能够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认识规律的重要途径，我国的混合所有制起源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持续30年的改革开放让混合所有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回顾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过程（见表1），我们希望找寻其中规律和探寻未来趋势。
第一，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战略决策。混合所有制出现于改革开放后，因应实践发展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去十年，因为国民经济处在快速增长期，很多国有企业日子好过，就没有了改革的强烈愿望，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国进民退”的争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新确认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未来混合所有制企业会越来越多。
第二，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优势通过混合所有制得到有机结合。同时，更容易得到认同。国企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历史悠久，政府资源雄厚，信誉良好，金融政策优惠，拥有土地储备、人才、国际渠道等优质资源方面；民企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机制灵活、创业创新精神、市场敏锐、执行力强，但也存在管理基础薄弱，治理结构不完善，无法吸引高端人才，很难得到法律保护等弊端。采用混合所有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产生协同效应。同时，今后国企尤其是央企改革更多会采用整体上市等方式实现混合所有制，像21世纪初期重组改制导致大量国有企业破产、职工下岗等剧烈变革情况会减少，更容易得到原有职工和社会的认同。
第三，混合所有制发展历程体现了自控制权至所有权、自小至大、自下至上的趋势。之前混合所有制或者股份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发国企职工积极性和帮助国企脱困，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产权制度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随着放权让利、承包制、租赁制等制度的实践，国企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也推动国企改革从控制权逐渐深化到了所有权改革，1997年之后国企脱困倒逼所有权改革从小型企业扩大到中型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国资委提到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作为国企改革的重头戏来抓，大部分国有企业会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求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推进混合所有制。
第四，治理的规范化。在混合所有制的控制权体系下，内部人占有很大优势，尤其是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产权代理人缺位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他们可以依据现有职位等有利条件通过谈判来保证自己的控制权利益，甚至争取更多的所有权。但今后，市场会在各种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决定了管理层必须为企业发展创造价值，否则，就要优胜劣汰。只有按照法规要求以及惯常的商业规则和商业模式来构建自己的公司治理，才能促进管理层正常更迭制度的形成和市场化考核与薪酬制度的形成，而只有完成了公司治理的规范化，才能真正建立可持续的公司治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所有制作为企业生产关系的基础，企业经营绩效是企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两者具有密切关系。而股权结构、高管职位、利益相关者约定作为所有制的核心内容，对公司经营绩效尤其是治理绩效更是有着直接影响。
分析混合所有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要素，按照内部（Interior）、外部（Outside）和决定性要素（Determinant）、非决定性要素（Non Determinant）两个维度，划分为四个象限。将决定性要素（Determinant）、内部（Interior）、非决定性要素（Non Determinant）、外部 （Outside）四个单词顺序连接起来，就是DINO模型，因此DINO就是我们确定的混合所有制对公司治理影响要素的基本研究框架（见图1）。
股份制目的是建立产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特殊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有利于资金资源集聚，取得管理、财务、运营等协同效应。但如果股权集中度过高，大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选派董事等方式行使自己的意志，可能会侵害其他小股东利益，不利于公司健康持续发展。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会导致政企不分，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经常按照行政命令等非市场化手段应对市场的变化，因为政府在信息、沟通、需求把握、激励机制方面的先天不足，导致其行政式管理方式很难适应市场的变化，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营资本一股独大，通常也会导致大股东家族和企业不分，就容易造成内部人员和家族成员待遇不平等、家族事务与企业事务相互牵扯，导致无法吸引和保留有效人才，创新精神减退。股权集中度适度降低，促使其他股东及经营者的目标一致，这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在中国也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股权过度分散，过度分散股权一方面可能造成决策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某些股东为了争夺控制权和搭便车而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股权过度分散和过度集中都对公司治理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国内上市公司绩效排序依次是法人控股型、股权分散型、国有控股型，也印证了这个问题。
2000年前后科研院所改制就是采用了降低国有股权集中度的做法，改制成功的规律可以简单概括为“适度分离，另起炉灶” ，形成科研院所的国有法人股份、社会资本和经营者骨干三种基本资本结构，避免国有股东“一股独大”现象的出现。其中的典型是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部分人员改制而成的中联重科。1997年，该公司开始实施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国有控股51%，职工持49%股份。2000年9月，由建机院、中标公司等作为发起人的中联重科成功登陆深交所。截至2009年底，中联重科由当年400多人、总资产仅2000万元的研究院发展到现在总资产超过300亿元、年收入200多亿元、员工近2万人的科技型产业集团。中联重科由此被国家科技部两任部长朱丽兰、徐冠华评价为“科研院所改革的成功样板，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典范”。
在我国现阶段，单一性质的企业很难有效解决因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有效统一所导致的治理绩效低下，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民营企业盲目决策、人才制约、文化不和谐，而国企则是人员积极性不足、道德风险等问题。股权构成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可以从风险控制和协同效应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不同性质股东出于对各自权益的关心会形成制衡机制，促使企业规范经营，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产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内部控制人现象，彻底解决国有资本代理人缺位、监督和治理能力缺失的现象。
其次，不同性质股东会形成1+12的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营协同，指经营效率提高带来的效益。近期典型案例是笔者所在公司主导的山东如意集团收购日本名牌服装企业声望公司。山东如意并购的目的是出于战略转型需要，希望从一个优势纺织企业转变成国际知名的时尚产业集团，但缺少的就是品牌。日本声望公司有100多年的历史，有数十个知名品牌，年销售额上百亿元人民币。合作后，山东如意增加了许多知名品牌，成功导入高端业务；而声望可以借力进入中国市场，扩大在中国市场份额，形成了良好的经营协同效应。二是管理协同，指管理能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通过采购、物流、生产、销售等管理环节的协同降低边际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三是财务协同，财务协同效益的取得是由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企业理财以及证券交易的内在作用而产生。例如中国上市公司一般是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积极扶持的行业，因此上市公司在税收上享有优惠。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完全是根据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公司法》条款来治理，许多混合所有制企业存在股东间及股东和政府间的约定条款，这些条款可能包括初始股权结构和后续股权结构、控制权分配、管理层留任与激励、企业对政府的承诺和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计划等丰富的内容，分析这些约定条款，对于我们认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例如PE投资时常用的对赌协议其实就是股东间的约定条款，对赌协议给蒙牛乳业（02319.HK）、中国雨润（01068.HK）等带来了巨额利益，也导致飞鹤乳业 （NYSE：ADY）、海伦哲（300201.SZ）等因对赌失败而做出了巨大的赔偿，甚至出现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华网投资集团（Nasdaq： CHINA）因对赌失败被迫提出破产保护申请的案例。
当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时，政府对于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的安全性和顺利性不能摆脱责任，经常会提出一些人员稳定、股份转让、纳税地点、优惠政策等特别规制。特别规制、公司协议、公司章程是一种具有契约性质的规则。公司法则兼备强制性和任意性的特征，在任意性规范的范围内，公司法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自治与自主经营权，公司协议等内容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但相关规定不得突破强制性规范所设的法律边界，否则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说，股东间或股东和政府间的特别规制对于治理绩效是双刃剑，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合作真正变成双赢而不是双输。
（四）核心高管职位的分配和内部重要群体关系的处理。
股权结构与公司控制权配置密切相关。但是，对股权结构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对控制权配置的研究。研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权力配置，不但要分析董事会席位分布，更要分析董事长和总裁以及财务总监等核心高管职位的分布。由于《公司法》规定，董事长属于核心高管，他在公司权力配置中具有枢纽地位。总裁和财务总监职位的分配也十分关键，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等核心高管的职位分配决定了混合所有制的控制权结构。
国有企业改制后会通常存在新老三会之间的矛盾。所谓新三会，是指常态公司治理机构中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老三会是传统企业组织制度中的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新老三会之间如何更多产生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发生更多的冲突和矛盾呢？其实老三会工作与企业日常经营并不矛盾，找到其中的共同点，明确各自职责范围，共同推进，相互促进，老三会可以有力地支持新三会的经营工作，而经营工作的提升也会反哺老三会的工作。不仅很多国企实现了生产党建双丰收，很多民营企业也日益重视党建等老三会的建设工作。其中的典型是江苏红豆集团，其党建的特色概括起来就是“一核心三优势”。所谓“一核心”，是指把集团党委作为企业的政治核心，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权分设，互相制衡，日常的经营管理党委不做任何干预。但是党委支持企业的日常工作，作为政治核心，党委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落实。所谓“三优势”，是针对民营企业存在的三个先天性不足，即民营企业往往抓不准机遇、抓准了机遇往往还缺少人才、有了人才但容易人心不齐，所以江苏红豆集团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优势，形成了三大优势，即机遇优势、人才优势、凝聚力优势，来弥补民营企业存在的三个先天不足，这一核心三优势成为了红豆党建的特色，也成为红豆集团近年来飞跃发展的重要支撑。
（五）职工的雇佣关系。
职工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企业与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对于他们的利益保护和行为取向有着重要影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利益保护和行为取向与一般企业存在重大区别，这就是职工身份制度问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工身份比单纯的国有企业和单纯的私有制企业复杂得多，他们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雇佣关系，不但取决于国有股在企业中的比例，还取决于一些特别约定。只有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雇佣关系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职工身份进行认真分析，才能真正了解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找到他们在企业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职工雇佣和安置方案，确保人员稳定和稳定的经营环境。
（六）市场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在所有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处于主体地位，对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商品价格拥有直接决定权，意味着不能有任何力量高于甚至代替市场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没有否定或忽视政府作用，而是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运行中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干预。当前，我国很多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体制机制、发展理念和行业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政绩，希望以投资手段拉动GDP，通过廉价供地等政策招商引资，加剧了产能扩张；同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无法充分发挥平抑市场的作用，而行业政策、产业规划、环保要求引导和约束不强，投资体制运行不完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不到位，政府没有更好地发挥守夜人角色，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落后产能退出渠道不畅，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加剧，产业循环和升级缓慢，产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光伏行业就是这样的典型行业，2010年，中国的光伏装机量仅为0.45吉瓦，而2012年已达到4.5吉瓦，2013年预期将达到6吉瓦以上。中国在短短三年内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之一。但随着欧美双反规定，导致行业内很多企业破产，分析其根本原因是政府违背市场规律，改变企业的供给曲线；企业在政府的引导和补贴政策下盲目扩张产能，恶性竞争；银行则相信政府会为辖区内的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各方没有对于市场规律的正确认知和有效风险控制手段，最终市场规律发挥了作用，出现了行业全面亏损的恶劣后果。
（七）金融环境。
金融本质是价值的交换和流通，如果金融环境不好，例如产权制度不完善、融资不畅、没有投资补偿机制，股东就会过分关注短期利益；如果金融环境优良，股东可以得到很好的融资、投资、保险、资产评估、破产的优良环境，股东会更关注企业的长期投资收益，会选择战略投资者完善治理绩效。中国的一些大型国企，在数年前还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通过借助资本市场等金融手段，这些企业无论是治理机制、内部管理，还是盈利能力等方面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完善的金融环境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治理绩效的提升。
混合所有制就是通过不同性质股东共同入股解决股权构成和股权集中度问题，可以充分发挥国有股东政策、资源优势和民营股东的机制、创新优势，为企业发展打下良好的治理基础，它将是国民共赢的企业组织形式。混合所有制在发展历程中涌现出来很多典型，例如央企中国建筑材料集团从一家濒危企业一跃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十年营收利润增百倍，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正确处理了混合所有制各要素的关系，成功找到了适合自身特点的混合所有制模式，有效促进了企业的治理绩效提升，进而推动了企业经营绩效的良性循环。其他典型案例还有很多，如国药控股、联想集团、万科地产等。
混合所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股份制经济，应该包括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规范化管理等核心内容。但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股份制形式在操作层面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例如如何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及保护股东权益，如何调动投资者入股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如何选择投资者等；完成了这些内容，既可以解决国企规范董事会建设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等国企深化改革的问题，也可以加速推动众多民营企业完成从企业家族化到家族企业化和企业社会化的过程，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成立混合所有制时，中小股东可以借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其中五独立原则和董事会选举累积投票制度可以成为混合所有制成立基础，混合所有制股东单位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应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股份制企业的“同股同权，利益共享，风险均沾”的分配原则，为股东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保障。当然，要加强外部监管，向未履行、未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企业资产损失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问责，从而建立股东资产保值增值的制度。
资本性质是逐利的，无论完全竞争行业还是垄断行业，国企凭借历史积累占据了大量市场资源，外企占据了技术和品牌的制高点，但灵活的市场机制则是民企的优势。例如，在煤炭等资源性行业，国家可以控股上游资源，但在下游运输、流通、销售等环节可以采用混合所有制发挥民企优势，放大资源价值；在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行业，民企和外资可以成为很好的结合，中国有巨大而不平衡的市场空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更符合需求的产品；在航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企业要发挥主导作用，但其中很多技术可以与民企、外资合作开发国内外民用产业市场，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场的作用会吸引投资者选择适合的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当然还需要国家、地区、行业尽快出台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大力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如针对民营资本入股国有企业提供顺畅渠道，破除玻璃门、弹簧门等壁垒。
（三）如何选择投资者？
投资者的选择非常重要，企业发展史上，上演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我们总结其中的经验，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选择。
首先，确定选择投资者的目标。根据投资目的可以将投资者划分为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根据相关性可将投资者划分为竞争型、互补型、非相关型。根据自己的投资者目标确定选择范围。
其次，投资各方意愿和能力要相互匹配。意愿是基础，志同道合才能长久，意愿方面主要考虑三点：一是经营理念能否认同，二是投资目标是否一致，三是是否相互信任尊重。能力是保障，能力方面不能匹配，就无法产生协同价值，能力方面主要考虑三点：决策机制是否匹配，经营模式是否协同互补，管理方式是否存在承接性。
最后，确定出资价格和出资方式。出资价格依据目标企业及投资各方期望权益确定；出资方式有现金、股权、债权、知识产权、品牌、土地资源等多种方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地制宜。
展望全球，其他国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早已存在但数量很少，尤其是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很低。目前，混合所有制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截止到2012年底，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总共是378家，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53%；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681家，上市公司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60%。未来，混合所有制的队伍会越来越庞大，其发展历程深刻地体现了中庸等中国传统智慧。如果中庸等中国传统智慧通过混合所有制等形式可以解决国企改革等经济领域问题，积累的经验甚至可以推动政治领域改革，从这个角度看，混合所有制不仅承载着提高企业治理绩效和经营绩效的重任，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作为其中的研究者和探索者，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张文魁.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2]本书编写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3]中国政府网. 关于发布的通知[Z].2002.
[4]傅子恒.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若干热点问题[J].中国市场，2012（16）.
（编辑：许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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