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
常有小品讥笑缺乏幽默感的人。
云:一段故事终了,意境已出,缺乏幽默感的听者仍然问:“后来呢?”这一问大煞风景,可以博人一笑的故事顿时变得无趣无味。
不过,这对幽默故事而言是如此,换成别的事,倒需要刨根问底,诸事问个“后来呢”。
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吧!就中国历史来说,有一千个读者,恐怕也会生出一千种观点。
有人说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用“专制”二字概括足矣;有人则大加赞颂,谓中华文化独一无二,不可简单否定。
谁是谁非,还是非中有是,是中有非,莫衷一是,且都有史实充作论据。
皇权统治,是不是一定与落后勾连起来?专制社会是不是一定停滞不前、毫无发展?读者诸君自有论断,在下不必饶舌。
不过世人切不可忘记两个事实:第一,中国皇帝退出历史舞台的岁月刚刚接近百年;第二,中国社会封建历史有几千年,比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多了十几倍或二十几倍,发展速度却落后许多,原因何在?是中华民族人种不行吗?是这片土地贫瘠吗?都不是。
显例就是最近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世人瞩目,且多以“奇迹”加之于上。
寻其源,还不是民主空气渐浓之故? 何兹全先生在《中国文化六讲》中说,远古以来,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大系统,在国家形态上也出现了东西不同的两种形态。
一般说,西方继承的是氏族部落的氏族一般成员权,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继承的是酋长权,走的是集权的道路。
何教授提醒读者:称西方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走的是集权的道路、专制的道路,是大体的划分,而不是西方只有民主,东方只有集权、专制。
绝对整齐划一的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
谈及民主和专制,常常使人感到困惑之处,即在于民主之下也会找出专制的事例,专制体内也有民主的幼芽。
《老学庵笔记》卷一云:“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
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在专制社会,宋高宗算不上特别昏庸无道的皇帝,然而也是可以拿得好名次的。
他对宰相的意见竟然如此重视,可见专制之下,某些时候臣子也不是张不得口,尤其唐宋时代之前。
不过,不仅每个朝代不可一概而论,就是每个皇帝自己也是此一时彼一时,让人难以捉摸。
也是宋高宗,有一次,御厨把馄饨下得略生了些,就被他打入了大理寺。
在专制社会,各个朝代虽有区别,但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也就是《史记》所言的“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明太祖朱元璋更加不分钜细,要求一切中外奏章都得经他过目。
清代皇权比明代集中程度还要高,嘉庆皇帝曾说:“我朝列圣相承,干纲独揽”。
从某种程度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专制集权色彩越来越浓厚的记录。
在事件众多、头绪繁杂的记录中,寻找任何事例都不困难,不能凭此轻易肯定或否定,更不能对传统稍加增删斧正就以为违背了祖训,就以为远离了国情,那样不仅显得太幼稚,也太草率。
后人对古人可以尊重,但不能顶礼膜拜。
虚无不好,会变成无根的浮萍;盲目肯定,则会陷入自恋之中,无端陶醉。
下结论之前问一声“后来呢”,可能会冷静一些。
“专制文化”塑造了人的两种思想,一种是实行独裁统治并宣扬专制独裁合理化,一种是阉割民众独立精神并宣扬奴才思想合理化。
这两种思想共同作用,使人们形成扭曲的价值观。
战争时期多奸细,和平时代少谠论,无不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严复曾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
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
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
天下、国、家界限的消失,使专制制度在圣君、庸君、昏君、暴君之间无规律跳跃。
专制制度如果碰巧遇到昏君暴君,社会就会吹拂凄风惨雨,如果人们恰好碰到一位圣君明主,政通人和的景象就会显现,各项事业就会有所发展。
但总体而言,体制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制约发展速度,禁锢了人的创造力。
曾有一幅漫画,一个被装入坛子的人紧缩手脚蜷身生活在其中,可坛子被打碎以后,那个人却毫无舒展手脚的欲望,仍然缩手缩脚蜷着身团在那里。
人育制度,制度育人,长久浸泡于某种氛围,人就会由不适变为习惯。
■ 【周文燕荐自《文汇报》2010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