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病痛——剖析“裙带资本主义”
一个多世纪前，亚洲社会深深被一种病痛所伤。1886年，一位亚洲留欧学生给他的祖国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根据有关人类痛苦的记载，曾有一种恶性的肿瘤，只要你轻轻地触碰，就会引发极度的痛楚。"。
年轻的何塞。黎萨尔独自在遥远的欧洲，他想念祖国，把菲律宾与他看到的欧洲国家比较，认为自己的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就像一颗"毒瘤"。人的尊严给黎萨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成为他写作的主题，如他的不朽著作《不许犯我》和《起义者》。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菲律宾早已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尊严与荣耀，外族的奴役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压抑感也已烟消云散。然而，仍然有一种世纪性的病痛在折磨着菲律宾人民，也折磨着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这就是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及其给社会底层人民所带来的严重伤害。
"第三波民主浪潮"过去了，军法管制早已结束了，东亚金融危机也带来了惩罚和告诫，但普遍的贪污腐败仍在菲律宾持续。1998年，菲律宾选民甚至以创历史最高纪录的票数把一个超级蛀虫选为新一任总统，没有谁强迫他们，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直到埃斯特拉达东窗事发，劣迹昭然，一种被深深欺骗和幻灭的觉（连"罗宾汉"也贪污！）给菲律宾穷人带来了极度的痛楚（为什么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受伤的却总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窃国大盗苏哈托下台已经两年了，对他和他的家族的审判一直没有结果，而新的贪污又发生在新的权贵阶层当中。在亚洲，人们有时还把"冰清玉洁"的形象自动奉送给政坛中的女性领导人，然而从南亚到东南亚，许多知名的女性政治领导人背后都有一个富豪家族，她们的丈夫、兄弟、子女、密友同样拥有大量来路可疑的巨额资产。
强人下台和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触动非常有限。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使菲律宾人能够重新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然而民主政体仍然无法割除贪污毒瘤。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媒体已经拥有了高度的言论自由，然而这些国家的贪污病害远远超过言论不那么自由的新加坡。在"亚洲价值观"的旗帜下，马来西亚巫统权贵们的金钱政治活动和"党的利益"紧密结合。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反腐败"、"反朋党"只是攻击、惩罚政治异己的一种策略，其实口中喊"反腐败"的那些政坛中人，也难脱腐败嫌疑，所以最终"反腐败"沦为了一种政治策略、一种政治表演。不久前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华社领袖对笔者说，印度尼西亚人非常羡慕中国反腐败的力度，因为印度尼西亚高层腐败官员鲜有被惩处者。笔者立刻去做"比较研究"，发觉他的羡慕不无道理，不由得"呵呵"了一番。
事实证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过程远未结束，具有亚洲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依然树大根深，民主政治框架缺少了政治文化的革新和高素质的公民社会依然效能有限。我们有必要对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特征和社会根源与制度根源作一分析。
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裙带"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大致相当的词：Crony.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Crony 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曼将它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笔者支持这一富于现实性的定义。
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何谓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笔者认为，亚洲式裙带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
一、前现代性。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
二、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这也导致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在企业和基金会兼任职务，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
三、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家族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密友们的家族，均能在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中成为超级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
四、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根源之一：
根深蒂固的前现代政治文化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指出，在这种社会类型中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东南亚从殖民者到来之前直至今日（今日的新加坡例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即"保护人─被保护人（Patron—client ）"之间的"庇护制"或"信托制"。一个有一定财富和权力的人（即所谓"恩主"），允诺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去帮助和保护某些人，后者则成为其附从，以忠诚、感恩的态度对恩主提供支持来作为回报。整个国家就是由这样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结构所编织成的一个巨型金字塔。
在这种严密、稳定而又畸形的结构中，普通民众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成为政客的私人拥趸，他们仅服从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恩从关系"，对政治家族、官员的效忠程度远远超过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效忠，政治立场私人化，政治活动非制度化，现代公民社会难以形成。所以，尽管家族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只要最低限度的温饱能够解决，下层民众就已经感恩戴德，默认现实。而社会中层以上，由于已经跻身于既得利益者之中，并且需要来自上一层的庇护和恩赏，自然愿意维持现状。
印度尼西亚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个案。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话说，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的前总统苏哈托更像是一位君主。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并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巨额家族财富。他的子女、心腹、密友或垄断行业获取暴利，或在政界、军界掌管要害部门。当时的副总统哈比比即使不是如民间传说中他的私生子，但二人关系也同父子关系差不多。在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家族化、私人化了。
马科斯执政时期的菲律宾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典型个案。马科斯是总统，他的夫人伊梅尔达被宣布为继承总统职位序列的第一人，而伊梅尔达又想把当省长的儿子培养成为总统，总统夫妇两大家族的成员不是显宦，便是富豪，而三军和保安部队中90% 的将军都是总统的同乡伊洛戈省人。马科斯还常常利用手中的专断权力将种种经济特权授予他的密友和支持者，后者最突出的"优点"则是对马科斯非常忠诚，并且极尽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能事。这些密友本身也有大量的扈从，据守着大大小小的地盘，当政治竞选开始时，负责为上一级的恩主提供选票和贿选资金，马科斯则是这个私人政治系统中最大的恩主。
这表明尽管引进了自由选举制度（菲律宾在政治框架上是最为"美国化"的东南亚国家），但菲律宾的政治文化仍具有浓厚前现代色彩的私人性和依附性，而现代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遭到了藐视。
与马科斯相比，同样是不体面地下台的埃斯特拉达（他也曾经是马科斯的密友和小兄弟）有点小巫见大巫。马科斯的裙带资本主义是铁腕式的，埃斯特拉达的裙带资本主义则是江湖式的（靠在一起吃喝玩乐和共同贪污来培养密友之间的"义气"和"信用"），所以当菲律宾的社会中上层（他们拥护具有美国背景的阿罗约夫人）起来反对埃斯特拉达的时候，埃既不敢动用军队逮捕弹劾他的国会议员，也没有机灵地仿效马科斯坐直升机逃跑（这倒符合埃的草莽性格）。埃斯特拉达垮台事件的发生，可以看作是菲律宾社会的一个进步。但在埃下台和入狱后，仍有数量众多的菲律宾穷人表示了对埃的支持并与政府对抗，这说明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埃的盲目崇拜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人身依附──不少人是由于拿了埃的密友们的津贴而参与支持埃的示威行动，他们从来不效忠于国家，而只效忠于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