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生产型增值税转型分析
增值税，就是针对商品的增加价值部分课征的税，按照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增值部分是指（c+v+m）中的（v+m）部分。增值税具有道道征税，税不重征的特点，这一特点使纳税人税负相对公平，有利于促进商品的生产流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因此，被世界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纳。
根据税基的宽窄不同，增值税分为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和生产型增值税三种类型，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允许对固定资产价值进行扣除，以及允许扣除多少。按国际通行惯例，消费型增值税在计算增值额时允许把当期购买的固定资产价值在当期全部予以抵扣；收入型增值税在计算增值额时，仅允许扣除当期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的那一部分固定资产的价值；而生产型增值税在计算增值额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固定资产的价值。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
我国从1979年开始在部分行业进行增值税的试点，现行增值税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产物。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主要集中在扩大征收范围、简并税率、简化征收方式、实行价税分流和发票抵扣等几个方面，并且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而没有选择消费型增值税，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消除经济发展的过热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投资预算软约束，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投资饥渴症以及非理性投资行为，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过热状态。为了抑制当时过热的社会经济，我国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
（2）聚集财政收入，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3年的12.56%，年均下降1.2%.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先升后降，从1979年的20.18%上升到1984年利改税之后的40.51%，此后，又逐年下降到1993年的22.02%.财政收入的这两个比重偏低，使得中央财政赤字压力陡增，宏观调控能力受到制约和削弱。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生产型增值税由于不能对购进固定资产价值进行抵扣，有利于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收入，因而成为当时的选择。
此外，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客观上有利于资本有机构成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这一点也是当时选择生产型增值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达到了税制改革时设想的目的。从消除经济发展过热状态来看，由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较好地抑制了企业的投资饥渴症，降低了我国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和通货膨胀率，为我国1996年底顺利实现经济软着陆提供了税制上的保证。从聚集财政收入的效果来看，1994—2001年，我国GDP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率达到13.6%，而同期财政收入总量则增加了两倍多，年均增长率高达18%.2001年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17.1%，比1993年提高了4.5个百分点。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2001年为52.38%.在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增长因素，但政策因素和税收征管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生产型增值税制度的采用可以归于政策因素一类，应该说，这一制度促进了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
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选择生产型增值税，切合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选择，而且，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1994年税制改革时相比，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从1998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大部分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商品供给过剩，物价持续走低，企业投资不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迫切要求减轻税负，轻装上阵，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世界性减税浪潮愈演愈烈，减税成为各国增强本国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面对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政府适时做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举措，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外向型经济，实施西部大开发，力图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生产型增值税本身固有的缺陷越发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产业的角度看，不利于三次产业均衡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目前的增值税征收仅限于工业和商业领域，在农业领域征收农业税，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增值税链条在农业和服务业中断，致使其道道征税，税不重征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不利于第一、三产业扩大再生产和三次产业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基础产业（如能源、交通、通讯等）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2）从地区的角度看，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建国初期产业结构布局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型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和重工业相对较多，资本有机构成高，由于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不能抵扣，客观上加重了其税收负担，挫伤了企业技术更新和改造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西部地区企业的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相悖。
（3）从需求的角度看，影响了出口需求的扩大和投资需求的增长。对出口产品彻底退税、实行零税率是各国的通行做法，而生产型增值税不能对购进固定资产的价值进行税收抵扣，出口产品中还含有这部分税收，并没有实现彻底的出口退税，影响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扩大出口，也不利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扩大投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