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全球现代性觉醒
摘要：本文是针对中国晚清古典小说文类的研究，尤以王韬的古典小说为例。笔者着力于分析王韬的短篇小说集《后聊斋志异》(又名《凇隐漫录》)，着重分析了三则中国人和他们的欧洲恋人之间的跨国爱情故事。王韬的这类小说代表了中国在进入现代世界前夜，对西方世界降临的一种独特回应。它们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国际关系中真实存在的地缘政治问题，提供了想象性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形成了一种古老文类的最后繁荣。
中国人在19世纪遭遇现代性，他们有必要对自身在刚刚发现的新世界中的位置彻底重塑概念。他们勉强意识到，必须废除旧有的普遍主义和中国中心的自我认识和世界观。清朝帝国仅仅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民族国家。同时，自我重新定位的意识觉醒了，幻想的非现实，驱动着未来普世大同的乌托邦愿望。笔者试图考察晚清中国改革者谱系中的一位重要人物——王韬，他写过政论、报章评论、游记、日记，以及短篇小说，来倡导他眼中的新世界一一个早在康有为将其理论化之前就已提出的“大同”世界。这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用文言文写成的短篇小说。在其中一些爱情小说中，作者构想了一个超越既存国界的跨国爱情体系。
近年来，学界再次将注意力投向晚清，试图从中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形成。这股潮流旨在修正人们广为接受和长期持有的观点，即五四运动发起了与传统的革命性断裂，此后，五四文化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主流。回到晚清(1840—1911，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或回到近代中国，已经在全球化研究和文学史编纂中产生出了丰硕的成果。回顾过去，人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现代性的肇始之初，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和西方相遇之时，即出现了最早思考全球化的中国思想家。中国文学史家通常忽视丰富而卷帙浩繁的晚清叙事性虚构文学，以此来建立五四运动的正统地位。在发现被掩埋的文学作品的考古学中更有成果的方法，是将晚清文学作为停滞、初期和被压抑的现代性产物来考察。王德威先生在他的标志性著作《世纪末的华丽：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敏锐地指出：“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成绩，却未尝得到重视。当五四“正式”引领我们进入以西方是尚的现代话语范畴，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反倒被视为落后了。”。
晚清文化对于现代性觉醒的意义，被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历史编纂需要“压抑”了。或者像胡志德所阐发的：“这个视角与其说是关于现代性的僵化观念——该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普遍而不变的——本身所导致的可能性结果，还不如说，从根本上，这个视角被视作在现代性之前的他者。”和王德威一样，本文亦尝试考察晚清小说所揭示的中国现代性的“史前史”。
我们都知道，在近代中国改革者的观念中，文学现代化被视为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的文类中，叙事性虚构作品(小说)被单列出来，作为创造新文化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改革者、社会活动家、学者和批评家在小说中注入了高度的道德、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其中最著名的倡导者当然莫过于梁启超，二十世纪初，他将小说的更新等同于“新民”。在晚清小说的回顾性研究中，学者通常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大批量的小说生产，长篇小说被视作该时期繁荣的文学文化的最高成就，白话小说也被认为兼备旧的创作方式和新的感受力。除了包含新题材和新世界观，小说的叙事形式本身并没有根本性改变。鲁迅通常被誉为写作现代风格短篇小说的第一人，他的《狂人日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晚清小说研究大多关注长篇白话小说，因为这些小说被认为是晚清对中国早期现代文学贡献之精华，然而短篇小说则很少被深度研究。在此，我的目的是考察是什么使晚清文言小说走向最后成熟，同时研究在传统叙事形式和作者的全球化意识之间的复杂而富有生产性的张力。本文选取王韬(1828—1897)的短篇小说集《后聊斋志异》(1884—1887)，又名《淞隐漫录》为研究对象来说明之。显然，他模仿了蒲松林(1640—1715)的《聊斋志异》，这部清初的短篇小说集堪称中国古代小说的高峰和典范。王韬用文言文一共写作并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集《遁窟谰言》(1875)、《淞隐漫录》(即《后聊斋志异》，于上海出版，1884—1887)，以及《淞滨琐话》(于上海出版，1887)。这些小说集风靡一时，印刷数版。《淞隐漫录》又叫作《后聊斋志异图说》和《绘图后聊斋志异》，这些单篇故事最初与系列插图一起于1880年代中期发表在申报馆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上。
笔者将在研究中阐明以下几点：在中华帝国所剩不多的时日里，文言小说的最后繁荣既是对现代世界的回应，也是对传统中国式题材的继承。当中国进入现代世界并且面临着西方的挑战时，古典小说奇谲诡怪的风格作为一种努力，试图把握中国的认识、心理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这些故事表达了十九世纪晚期，试图在世界地图上给中国重新定位的努力中，作者的独特视野、奇幻想象和欲望。
生前死后，王韬都是位名人。作为记者、作家、翻译家、旅行家、政论家和改革家，他具有丰富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影响力。他在1828年出生于今天的苏州郊区。21岁时来到上海，在一家英国传教士经营的出版社工作了十三年。后来，因为(声称的)与太平天国的联系，为了躲避清政府追捕，他在1862年逃至香港，并在那里生活多年。(据推测，他曾经向太平天国的军队首领提交了一份关于如何占领苏州的计划。)在香港的时候，王韬与传奇人物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语。1867—1870年，应理雅各邀请，王随他回到其苏格兰的家乡并且在三年中游历了欧洲(英、法、俄等)。回到香港后，他出版了当时最早和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
1879年，王韬到了日本，遇到了著名的诗人、外交官和未来的改革者、后来成为清政府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当时三十岁出头的青年黄遵宪对洋务运动中这位经验丰富的发言人印象深刻，并可能替王韬请求了清政府允许他回国。太平天国被镇压时日已久，王韬亦值迟暮之年，清朝高官(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发现了他的才智，希望能够将他吸引到自己的事业中来。1884年，在清政府许可下，王韬回到中国，结束了在香港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他定居上海，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1897年去世。在上海，他继续对政治社会改革发表意见。未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青年孙中山，在1894年来到上海时造访王韬，到这位当时举国尊重的资深革命者那里寻求帮助。1898年，王韬去世一年后，因为他和其他人的不懈倡导，维新变法终于在光绪帝和康有为的领导下展开了。
由于王韬逗留上海，特别是久居香港，以及与外国人的友谊和密切的工作关系，更多是私人性质的，也就有了更多机会近距离观察西方，以一种当时其他中国人可能没有的，他者的立场来反思自己的文化。他也是中国最早游历西方的知识分子和私人公民。他的游记，《漫游随录》，对鼓励同胞放眼西方同样具有影响力。他记录了当看到西方繁忙的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和法国时，心中的好奇、讶异和艳羡。通。
过出版日记和游记，王韬与其他中国人交流他去西方所看到的奇观异景，从社会机构、政治体制，到建筑、城市景观、艺术，再到社会风俗、女性、婚姻甚至舞蹈，无所不包。旅居国外、游记和翻译，都是晚期中华帝国进行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准备。
文言小说是中国叙事类虚构作品最早的类别之一，至少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317—589)和唐朝(618—906)。它的主要次类包括志怪小说、传奇、笔记和轶事。这种形式在唐朝作者手中达到完善，蒲松林在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中，将文言小说这一文体，特别是其下的传奇，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从一开始，文言小说就涵盖了奇幻、怪诞、陌生之物，而这些正是被视作理性、寻常和符合传统习俗之物的对立面。“笔记”，文言小说中的另一次类，在清朝中期乾隆年间纪昀手中得到了巨大复兴，他写作了一系列短篇故事《阅微草堂笔记》。这些故事取材于关于超自然世界的常见主题，一个充满妖怪、狐狸，或者狐狸精的世界。在这类故事中的非理性和超自然的奇幻世界与官修史书中的理性、道德、编年和时限恰好相反。
蒲松林《聊斋志异》近五百则故事中，包括传奇、志怪、笔记和轶事所有这些次类。尽管这些故事经常从不同文体中混合元素，但仍有多于三分之一的作品被视作传奇。由于这些传奇故事又被认为是集子中最感人、最精致的作品，因而《聊斋志异》总体上被归为传奇。文学史家将王韬的《后聊斋志异》，也就是晚清对清朝早期《聊斋志异》的模仿，毫不含糊地列为传奇，并且将之视为中国文言小说的终结和最后成果。
《后聊斋志异》涵盖了多种异国主题：怪物、仙女、超自然、爱情和情色故事；风尘女子的生活与命运，少数民族风俗，欧洲和日本的社会习俗，有时这些题材会在一个故事中重叠。尽管《后聊斋志异》重温了常见主题，但从主题材料上来说，王韬的作品和蒲松林的《聊斋志异》又有所不同。前者关于超自然、妖怪和狐狸的故事更少，而爱情、青楼女子和男性的故事则更为频繁地出现。正如评论者指出，出入青楼是王韬的一个终生爱好。虽然道德感强的中国批评家将王韬生活中的这一面批评为腐朽的旧中国陋习，但他们还是对他的行为作出了同情性的解释。王韬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作为一个流亡在外的官员度过的，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失意、挫折和危险，因此，沉湎于肉体快感和酒色成为他疏解痛苦的途径。在他的所有故事中，读者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男性向女性调情的故事。事实上，对于爱情故事的偏爱并非他一人独有，而是一个在各种中国叙事类虚构作品——或日小说、白话短篇故事，或文言小说——中久远的文学传统。诸如《李娃传》这样的文言小说从唐代起就设定了未来几代关于妓女和富人子弟之爱的故事。其实，关于(逛)妓院青楼的故事和小说构成了晚清叙事类虚构文学的重要类别。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为这种小说创造了一个术语：“狭邪小说”(或青楼小说)。王韬似乎并不比其他小说作家、文人更多或更少的“狭邪”。对爱情与不同背景(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如苗族、日本、欧洲)女子的描写占据了他故事的很大部分。
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引进，中国的传统信仰体系陷入危机，王韬写作这些故事时正值这一时刻。作为一位热情的政治改革者，他强烈倡导中国采用西方理性、知识和机构进行改革；但作为文学家，他尝试以消失了的神奇世界重新吸引读者。他对《淞隐漫录》的自序可以算作在现代前夜对过时、不合时宜的文类的辩护。他费力解释了为何他写下这种超自然和奇幻的故事。随着西方科技的出现，传统中国神话和流行观念都失去了可信度，在传统故事中的神奇之事和异国生物——妖魔鬼怪、奇禽异兽、超自然存在物，甚至神圣的中国神话符号如龙、凤凰和麒麟——听起来都显得可笑，它们是以西方标准不可证实的“虚言”，而非“实践”。西方人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开宇宙之谜，而中国仍然被无知和迷信所蒙蔽。物理、化学、电学和电话通信等，帮助西方人成功理解了世界，并将实际好处带给人类。王韬承认如果现在的中国仍然不关注具有实用重要性之物，而老是想着不实在和不可证实之物，那将是真正荒唐的。
在自序中，王韬将自己描述成这样一个人，终生“惟实事求是”，总是憎恶虚妄之言。但他改变中国的抱负和策略却被一次次阻拦，在中国，他每到一处，都看到无能、愚昧、势利、傲慢和保守，他的才智与知识不被他的同代人所赏识。既然他无处施展才华，就必须“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在这里，王韬将自己置于一个源远流长的不平则鸣的文人传统中，在这个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中，他们通过怪诞和超自然之物来传达想象，比如：屈原、庄子、东方朔和蒲松林。
但是我们应该谨慎使用诸如奇幻、超现实和绝妙这样的说法来分析中国文学。茨维坦·托多洛夫和受他影响的学者对于奇幻文学的西方式研究都会涉及西方文化史的特定阶段。对于现实的后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成了一种意识分立，人类和自然、自我与他者的断裂。读者在绝妙之物与不可思议之物之间作出区分；而当读者不能以一种或别种方式作出判断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奇幻的领域。
中国人对于超自然和奇幻事件的态度在历史长河中涵盖了一个很宽泛的领域。读者、评论家和批评家经常对这些“事实记录”表达出一种全心全意的信任；当他们无法将“被记录的”时间当作真实的时候，他们就将它们作为作者感受的合法的寓言性表达；或者只是欣赏作品风格并将其看作一种有效的文学消遣。在中国古代，“当事情同时既被证明又被否认的矛盾时刻，奇怪的事情经常发生。换而言之，奇怪和正常的边界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被持续变换、模糊、消弭、增长和再定义着。”。
的确，以托多洛夫所创立的奇幻文学这样的说法来定义传统中国文类诸如志怪和传奇将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我认为并且强调，在讨论王韬小说的文学世界时，奇幻文体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概念。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关头，中国从整体上正在进行认识论转型、心理上的重新定位和视野的融合，并对自我(中国)和他者(西方)产生了怀疑，这种踟躇感可在文学文本中察觉。自满、自足的中国中心主义和对人类、自然和宇宙的世界观，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粉碎了。要理解为何在中华帝国走向末路之时，王韬的故事能够流行，记住这点很重要。
关于超自然、奇幻和绝妙之物的故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从文类定义上来说，都超越了可知和真实的边界。在王韬《后聊斋志异》中的这些故事里，新颖奇幻的是人类观察视野的拓宽和一个大型国际化舞台的诞生。很多故事生动描述或间接想象了所见所闻、场景景观和异国风俗。让我们来看一些标题：“记日本女子阿传事”、“东瀛才女”、“海外美人”、“泰西诸戏剧类记”、“媚梨小传”、“海底奇景”，和“海外壮游”。王韬还在“黔苗风俗记”这则故事中描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婚姻和两性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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