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卓有识见_知人论世
晚明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时代。
满族崛起于关外,李自成起义于关中,这两者之间虽无联系,却不谋而合,同向腐朽没落的明皇朝帝京进迫,展开钳形攻势,加速了它的覆亡而转入南明小朝廷。
陈子龙生长在这一时代,他的一生,由文士而志士,而斗士,与这三方面势力的消长起伏,息息相关。
朱东润先生为陈子龙作传,用了大量篇幅铺叙时代背景,上起努尔哈赤侵辽战事,凡当时重要的军政制度、历史人物以及社会环境,都结合史事发展,作了简要的分析叙述。
通过客观形势来说明一个人思想意识、行为活动的逐步提高过程,这在国外,本是传记文学的通格,但“国内由于数百年来八股文字的传统,可能有人认为离题太远”,因取名为《陈子龙及其时代》,以表示他对这个传统的正视。
实际上,这也确是这一时代的缩影了。
朱先生曾写过《张居正大传》,这本传记的年代,正好与之衔接,可以说是它的续篇。
本书的特色,不止在其剖事之通达独到,材料之编排中节,行文之条贯清晰,陈义之感慨动人,尤在于它的意指:为后生树立一个立身行事的楷模。
作者评论世务,烛微见隐,品藻人物,持平公正,不囿成说,颇多创见。
崇祯帝由于留下了“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遗言,更以其死得壮烈,似乎他的话就成了定评。
作者说,当时大小群臣中,有贤有不肖,倒不尽是亡国之臣;然而有才不用,用而不专,专而不信,操切若思宗者,确确是亡国之君。
真是慨乎言之。
东林、复社固然是爱国社团,但东林只是一些比较保守的士大夫讲学机构,算不得政党;复社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群众基础的政党了,但流品复杂,也并非是一个纯洁的组织。
他不以现代认识而以当时的行为标准衡量古人。
当海内鼎沸,国家民族危亡之秋,在诸种因素中,自应以爱国为第一义。
马士英起用阮大铖,为世诟骂,一曲《桃花扇》,把他涂抹成巨奸大憝。
作者却说,“平心论之,侯朝宗入清以后,未免投敌,较诸大铖,相去不远。
独有马士英在南京、杭州相继溃败以后,仍在钱塘江南岸继续作战,功虽不成,终以一死自赎,其论定是值得商榷的。
”这些都是前人不愿言的。
同是殉国,也有难易轻重之别。
作者在最后一章的末一节云:“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引松江人曹千里《说梦》云:‘鼎革之际,惟(吴)佳如(嘉胤)、(夏)缓公(允彝)从容就义,言之齿颊俱香,即卧子一死,直是迫于计穷,不得与吴夏比烈也。
’曹千里说错了,陈寅恪也引错了。
在国家存亡的时候,倘使人人引绳投水,从容就义,那就全国成为一片废墟,齿颊俱尽,要香也何从香起?”一死明志,可以保证不受侮辱,不遭诽谤,是一条安全的出路,也是对于现实的逃避。
“陈子龙在未死之前,千方百计,争取国家的生存,及至计穷途绝,奋身自杀,这才是真正的志士,真正的爱国者……‘迫于计穷’,一点也不值得惊诧。
不过,陈寅恪表示惊诧的,也正是这种“不得与吴夏比烈也”的高调。
所以他紧接着引文说:“于卧子尚有微辞,岂由卧子与河东君有关之故欤?”他推想此等迂腐之论,大概出自伪道学的封建意识。
他是在找陈、柳爱情的佐证,自谓有所发现。
其实这一条是毫无称引价值的。
他对陈子龙的评价是很高的:“至于陈卧子,则以文雄烈士,结束明季东南吴越党社之局,尤为旷世之奇才。
”称誉显然在吴夏之上。
陈子龙是明末文坛的领袖人物,关于他的文士生涯,叙述较少。
前期诗不具特色,所引《秋夕沈雨偕燕友让木集杨姬馆中……》诗题中的燕友是燕又(彭宾字)的误植。
后期诗作,称引虽亦不多,却是都能传出其豪放悲壮的风格的。
至于奏疏,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经纶抱负,重要篇章,皆经系年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