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的文学研究及其特色

杨义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种胸怀全局的大气魄、大景象，有很强的文化战略意识和学术实践。秦弓先生说：“解读杨义，实非易事。他的学术视野之广令人惊奇：从时间上看，由当代一直上溯至先秦；从地域上看，由中国大陆跨越海峡兼及台港，远涉星岛，均有专论，至于行文中的参照比较，古希腊罗马，近代欧美东瀛，现当代西方，几乎无所不及；从文体看，神话传说、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的诸多样式，广为论列；从学科专业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文化学等，均有涉猎。”（1）“积实学以求创新，积专家之学以达致通才，凭中国精魂而与当代世界对话”（2）。的确，杨义先生学术眼界的高远、知识修养的渊深和研究领域的开阔，令学术界同仁为之惊叹。可以说，杨义先生学术道路的抉择， 既是源于他内心的学术需要，用生命的体验谱写出来自己的学术精神史，同时又是他站在当今文化的制高点，以融汇古今贯通中外的学术素养和学术气魄而体现出建构中国学术的现代性与开放性。

一、学科跨越：从“现代”走向“古典”。

作为“文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杨义先生师从唐和王士菁先生，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鲁迅小说综论》。这部著作的创造性在于它“不是把鲁迅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来研究，而是把它引进社会—历史范围，把艺术放在历史的一般发展中进行某些总的考察。”这意味着杨义先生一开始的学术起点，就非同寻常。

随后，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是他“十年磨一剑”而撰写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学术著作打破了学界长期以来多人合作写史的惯例，且以个性鲜明的写作风格而独树一帜。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先生称赞：“我国代有人才出，我这一代将过去，您这一代治小说史、治文学史当推吾弟第一人。”（3）黄修己先生说：“新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类著作数量颇大，可谓繁花似锦；但其中真正能在学术史上有一席地位的，寥寥无几。杨义这部小说史，或将为其一。”（4）在谈到他的著述心得时，杨义说：“我做小说史，我觉得我下了很多实质的功夫。因为我并不是根据一个概念或者根据一个理性的程序结构去读这书的，而是一个一个作家一本一本书真把它读完。我从作家从作品开始，尽量系统地读了一批作家一批作品，在纵横比较、精细体验中，把握每个作家在当时整个时代里面的位置。读原版书，读当时报刊，逐渐逐渐地读出原汁原味，从作家到流派，好几个流派的作家好几个作家群我把它读完了，整个这个历史阶段的总体的面貌和总体的文学的变化它就出来了。就是说我做学问的时候是一竿子插到底，而不是把竿子扔过去，漂到一个已经形成了流向的河流上，人家那个流水冲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5）这部著作涉及的各类作家累计600余人，见诸标题的作家高达110位，评述了30多个社团流派和作家群体。杨义先生在“分析中渗透着心灵的直接体悟，理论阐述和历史描绘均呈现出特有的敏感”，因此“全书呈现了一种以识统史、积学成文、由史出论的大家风范”。（6）。

正当杨义先生在现代文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之际，他做出一个令人意外而又合乎学术发展逻辑的决定，把学术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蕴藏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领域。他认为，现代文学三十年，对于整个中华文明而言只是一个很短的时段，很多问题只有把时间拉长才能看得清楚。“一条曲线你要是把它在极端的短的范围内取出来的话，很可能变成一条短短的直线，你要把它拉长时间段之后才能看到曲线的复杂的过程，才能够真正地透视人类的精神深度，才能够透视东西文明实质的东西。”（7）杨义先生学术方向的转型，采取了“探源溯流”的办法，即他是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探寻它的源头而跨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年后，他撰写和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杨义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古典小说研究，主要是接受了西方的小说观念。然而，西方的小说观念和我们中国本土原有的小说概念是错位的，并不完全吻合。二者之间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差异之处。而对于差异之处，人们过去习而不察。因此，中国现代学者在接受西方小说理论洗礼后，还必须回到中国本身的小说观念当中，进行一番还原研究，在还原中实现深刻的创新。在杨义先生看来，现代学者只有对古代小说的文体发生学了然于心，才能把中国小说本身的很深层的秘密和很精彩的智慧揭示出来。就整部著作而言，杨义先生不仅对中国小说的发生学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精彩的论述，而且在中国小说的深层结构、形式特征及其本然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上，也是别具匠心、新意迭出，完全突破和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史的研究模式。学术界对杨义先生这一重要学术成果也是高度关注，国家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曾发表了作为该书部分章节的六篇论文，其中四篇被译成英文，全书四十三万字，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等重要文摘刊物转载过的达十五篇，近三十万字，创下了学术研究的一个纪录。

杨义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出版之后，他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开阔了。这主要表现在：一、由治史升华至理论层面的总结与论析，撰述了《中国叙事学》；二、由“小说”文体的研究跨入到文本层面的“诗学”分析，撰述了《楚辞诗学》、《李杜诗学》；三、由“微观”至“宏观”，撰述了《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

首先，《中国叙事学》是杨义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与古代小说史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升华。众所周知，近些年学术界渐渐地掀起一场叙事学新潮，在译介、研究西方叙事学理论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打开国人的学术视野；同时有的学者开始尝试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并且也有不俗的表现。但是，中西不同的文化差异，决定着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并不完全适合运用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的叙事文学应该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模式、趣味和评价系统。杨义先生在英国访学期间，阅读大量的西方叙事学论著，把它与中国的文学经验相结合，探索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体系。杨义先生提出，中国叙事文学基于圆周思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与西方叙事文学在观念、结构、表现文艺诸方面有许多不同；这种潜隐的圆形结构对应着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具有广泛丰富的适应性和包罗万象的生活涵容力。以这个动态圆为逻辑特点，中国叙事文学或截取圆形运行的片断，或捕捉众圆的交叉点，为正文叙事提供丰富的参数叙事。阴阳两极是圆形结构运转和破毁的内在驱力，它们的空间位置有相离相对、相接相间、相含相蕴、相聚相斥四种形式，为叙事操作输入对立、冲突、中和、转化的活力。同时，圆形结构和阴阳互动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叙事作品采取流动的视角，并具有流动多端和层面超越的特点。难怪钱中文先生赞叹，杨义先生的这部论著“在现代思想的观照下和对西方叙事学的参照下，确立了一种新的立场，一系列新的观点。这就是作者通过对我国古代典籍的细读，钩玄提要，梳理爬抉，发现了不同于西方叙事的我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相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8）。

其二，杨义先生的“诗学”研究，是《楚辞诗学》、《李杜诗学》。杨义先生认为，所谓“诗学”并非西方所独有，其实一千年前的中国就用过“诗学”二字，只不过我们的诗学开头是“诗经之学”，但到了唐代“诗学”的术语就从经学化变成平民化了。有人讲李商隐“诗学宏博”，这里的“诗学”一词，就是诗的智慧、诗性智慧、诗的艺术。因此，研究楚辞和李杜诗，就要直接面对经典，用现代文化智慧加以重新阐释。如，屈原的《天问》，杨义先生以为：“屈原的天才就是他抓住了他的那种幻觉，创造了我们人类思维史和人类诗歌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时空错乱的诗学形态。”然而以前的学者却一直把它当做“错简”。“难道我们的祖先抓住这个东西这个天才是不能承认的么？只有按照新的审美形式来讲我们中国的诗人中国的作家，才有可能带着自己的文化专利带着自己的原创性，在人类的诗歌史和人类的文化史上占有应该属于他的恰当地位”（9）。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代“双重高峰”的诗歌研究，杨义先生则提倡对“古代文学名篇的哲学体验”和“深度的经典重读”。惟有如此，对李杜诗学的探讨，才能超越了具体诗人诗作，透视了一系列精神文化现象和中国诗学的深层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说，《李杜诗学》向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般的作家作品研究，而且也是具有学理建构意义的诗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