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经典如何建构
古往今来，无数作品被湮没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唯有经典犹如苍穹中的恒星闪耀着永恒的魅力。经典的创造是文学家至高无上的追求，经典的不朽是艺术价值的终极确证。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怀有创造经典的冲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渴望创生属于自己时代的经典。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种渴望和冲动似乎显得格外强烈，久而久之，“经典的渴望”似乎转换为“经典的焦虑”，经典问题因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议题。2016年12月10日，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东北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中国文艺高峰论坛——走向经典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沈阳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东北大学、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渤海大学等单位的当代文学批评家汇聚论坛，交锋对话，对中国当代文学所持续关注的经典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探究与分析。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主持，由东北大学人文艺术研究中心宋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建军研究员评议。在会议讨论中，既有关于经典问题的学理性探究，也有结合文学创作实绩的经验性描述；既有从文学内部入手寻找经典创造的内在规律，也有从文学外部切入思考经典建构的多重因素；既有从本土文学经验出发反思文学经典化，也有以世界文学为比较视域看文学经典的国际化问题。
经典的话题历久弥新，经典的价值亘古长存，经典的魅力感人至深。然而，是否存在某种普遍有效的经典标准？如果存在，经典的标准是如何确立的？如果不存在，经典是否会被历史相对性所消解？何谓经典？谁的经典？经典是如何生产建构的？这一系列关于经典的追问，带我们进入一个个文学经典的迷宫，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追问的知识考古学探寻中，“经典”已不再是一个未经反思的“自明性”概念。
何谓经典？应如何理解经典这一概念？实质上关乎是否存在某种普遍有效的经典标准问题。长期以来，在本质主义思维惯性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于经典本质的认定，认为存在着某种恒久普遍的经典标准。另一方面，伴随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亘古不变的文学经典标准遭到质疑和解构。在经典与经典化之间，人们似乎更加喜欢“经典化”的概念，以期用历史化的动态过程消解经典的固化标准和本质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白烨指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经典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与经典概念不同，经典化侧重的是经典在社会历史中的生产建构过程。作为一个生产建构过程，经典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还涉及到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该对当代文学经典化进行综合的考量。白烨认为，关注经典、呼唤经典無疑体现了当代文学自我认同、自我肯定和自我建构的积极取向，但同时也要避免产生“经典的焦虑”。因为，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多元发展时代，文学经典化需要面临更多不确定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从经典化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建构，所面对的困难也许会更多。
在南京大学吴俊看来，对经典概念做本质主义或反本质主义的理解都有弊端，容易陷入两元对立的极端。因此，吴俊提出一个富有创建性的使用策略，即将经典作为一种修辞性的概念来使用，这一思路类似于当代哲学所说的策略性本质主义，这样，既能够避免固化地理解经典，又能够保留经典标准的普遍有效性。吴俊认为，正是基于这种修辞性或策略性的使用，才能够为某种相对确定意义上的经典本质、标准或内涵预留下一定的空间。大致上说，首先，经典需要历史时间的淘洗；其次，经典是一种有高度的精神创造；再有，经典需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梳理了经典的三个主要特征后，吴俊也对经典的流变性或不确定性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为经典概念的阐释预留了一个更为开放和变动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研究室刘悦笛研究员以当代美学和艺术学为理论工具对经典问题进行了梳理阐释。刘悦笛以三个关键词来概述经典确认的重要因素：即后来人、共同体、文学界或文学圈。首先，经典的确认具有跨时代性，也就是说，经典主要是由后来人确定的，或者说，是有待后来人的确定。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批评家推举或预测自己时代的经典，但严格来说，经典有待后来人确定，自己无法指认自己是经典，正如彼特拉克不可能说自己开启了文艺复兴时代。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须由后代的文学史家来确立。由此可见，经典的历史是未来规定现在。其次，经典的确立并非少数人所能决定，而应该是一群人，一个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或文学的共同体。因为经典的确立需要以广泛而普遍认同为基础，故而，确定经典的不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单数个人，哪怕这个单数的个人是最为重要的文学权威。最后，确定文学经典的是文学圈或者文学界。文学圈或文学界对经典建构的作用，既有软性的因素也有硬性的因素。构成软性因素的是作家、批评家、文学编辑和读者，而硬性因素指的是文学的建制，包括各种文学组织、文学制度、文学教育、大学机构、文学媒介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文学界。事实上，经典并不是社会大众所能够确定的，真正确定文学经典的恰恰是文学界当中的核心层。比如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被大众普遍接受和认可，但时过境迁后，它并未成为文学史所指认的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建军认为，经典问题虽然复杂，但问题的实质依然是人的问题，说到底经典是人写出来，经典也是写给人的。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离开了作家的创作主体人格，经典问题的讨论势必会陷入虚幻的语境之中，进而丧失其本来的意义。李建军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并不是所谓经典匮乏的危机，确切地说，是人格缺失的危机，是作家主体意识缺失的危机。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来说，如果作家的主体人格和精神状态普遍出了毛病，那这个时代的文学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从作家主体人格的角度切入当代文学的批评，而不要急于去追求经典。文学的精神状貌，作家的人格力量，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而真正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才应该是文学经典的本义。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走向经典的中国当代文学”，与会批评家以当代文学学科视野对当代文学与文学经典的问题进行了文学思想史意义上的阐释与分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经典的问题似乎是一个更为需要反思的议题。这是因为，经典总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化过程，经典需要时间的检验，经典需要历史的淘洗，而依然处于正在进行时的当代文学在面对未来时间考验时就总是显得有些局促甚至于浮躁。
沈阳师范大学孟繁华教授结合多年来当代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实践经验，对当代文学与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分析。孟繁华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比较上分析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比较中，他见出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身特点，并由此为基点探讨当代文学与文学经典的议题。孟繁华认为，相比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确立无疑会更加的困难并充满着不确定性。相对来说，历经时间岁月的淘洗，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基本上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文学史经典叙事序列。再有，如何确立、如何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主要由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简单点说，也就是我们自己来确立自己的经典，我们拥有确立中国古代经典的话语权和自主权。从这点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当代文学史写作包括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都还需要一个历史时间淘洗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谈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经典似乎还嫌过早。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进入一个整体走向经典的态势，更为准确地说，它正处于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再有，与当代文学不同，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建构已经置身于国际化的语境之中。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巨大的新的因素，不考虑这个因素，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如果说我们自己可以认定什么样的作品属于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那么在今天在当代，我们并不能确定自己就真正拥有了指认经典的话语权。孟繁华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例讲述了当代文学经典的国际化语境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不仅由我们自己来指认，还需要有国际化视角来参照，因为国际化语境的进入已经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的结果将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我们现在积极努力讲述中国故事，书写中国经验，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语境中，不看别人的经验，不看别人的故事，就难以讲好自己的故事。总之，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也好，对当代文学史书写也好，对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也好，国际化语境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孟繁华提出的经典化与国际化问题，得到了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的积极响应。季进一直致力于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译介工作，对这一问题也颇多心得。季进指出，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对经典的理解已越来越宽泛了，对经典的颠覆解构也司空见惯了，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核心标准：普遍性、永恒性、美学性。我们讨论当代文学经典问题，同样也不能离开最基本的核心标准，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当今时代的经典标准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其中来自于世界文学的挑战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問题置于国际化语境之中。众所周知，世界文学一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背景而存在，且不说80年代先锋文学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现在的当代作家依然深受外国作家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外国文学的译介引入，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局面就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应该处理好经典化与国际化、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所认同的经典之作，也才有可能同样成为世界文学所认同的经典之作。处理好这个关系还涉及到西方的经典标准和本土的经典标准问题，两者之间当然是有差异的，除了一些共同性的标准之外，经典化的结构原则存在着不可能通约的差异，背后还隐含着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权力关系。季进认为，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也关涉到如何在国际化语境中建构文学经典的问题。因为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显然，这样的过程并非是单向的，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本土阐释，也需要海外的阐释，需要国际化的阐释。只有建立在这种双向视角的互动阐释中，中国当代文学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只有引入世界文学的纬度，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交融中，才可能确保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成为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审美性的被世界文学所认同的文学经典。在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究竟哪些文学作品最终既是本土认可的，又是世界认可的经典之作，在这一漫长的经典确立过程中，需要双方不断地进行阐释、交流与融通。
当代文学的真实境况始终构成我们思考经典化问题的文学现场和基底，因为对文学创作状况的整体把握，无疑会给进一步考察经典化问题提供“接地气”的现实基础。为此，南开大学罗振亚教授围绕21世纪诗歌形象重构问题，探寻当代文学在经典化道路上所处身的境况，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文学经典重构的独特视域。罗振亚表达了对当下诗歌创作状态的忧虑。在他看来，当代诗歌形象重构的最大困惑恐怕就是缺少有分量的作品，缺少堪称经典的作品，缺少能够传世的作品。罗振亚强调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是否繁荣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它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就是看它有没有经典作家的出现和经典作品的诞生。如果有，那这个时代就是繁荣的，反之，就是衰败的。如果说我们曾经拥有过一个相对繁荣的诗歌时代，那么，到了新世纪，我们并没有出现文学经典意义上的有影响力的诗人。高度追求的丧失，经典价值的瓦解，使诗无力传达当下国人那焦灼疲惫的灵魂的震荡，诗歌已经难以担当为时代提供必要的思想向度和精神向度的历史责任，最终只能由自我世界的自语走向现实世界的失语，这实质上已经构成诗性诗意最本质最内在的流失。
南京师范大学杨洪承教授从重写文学史与文学经典化之间的关系入手，对现当代文学史如何进行经典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杨洪承认为，从80年代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尝试开始，重写文学史与现当代文学的再经典化进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表明文学史写作对于奠定作家的经典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都会产生不同的重写文学史的诉求，而在这不断重写的文学史过程中，一批作家显露了出来，而另一批作家则退隐下去，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文革”前、“文革”中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写作所发生的巨大改变，而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必定会改变人们对文学经典的理解。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乃是因为随着社会的转型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和审美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无疑会改变人们经典概念的内涵。从此意义上说，文学史写作过程也是一种话语权力运作的过程。在杨洪承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外在于文学本身的东西，因而他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文学史家，亦或是读者，都应该更为关注文学本身，回归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真意义，这也应该是经典的本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