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西藏传奇：16世纪之前西方文学中的西藏叙事
摘 要：西方人认识西藏的历史始于神话传说时代。16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几乎一无所知，关于西藏形象的描述不多且较为零散，但关于西藏约翰长老、黄金之地、食人部落、性风俗、巫术等充满异域情调的描述却深入人心，特别是盛产黄金以及有基督徒存在的说法，使得西方人对西藏产生了一种狂热的梦想以及揭开西藏真实面目的强烈欲望。同时，欧洲早期的西藏形象为后来的神秘化和理想化的西藏形象埋下了伏笔。
西方人认识西藏的历史始于神话传说时代。早在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西藏的传说，此后公元1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再次出现有关西藏的记载。但直至中世纪，西藏对欧洲人而言，仍是“一片遥远而神秘的未知之地”①。他们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几乎一无所知，但有关西藏的各种各样的传说，特别是盛产黄金以及有基督徒存在的说法，却使得西方人对西藏产生了一种狂热的梦想以及揭开西藏真实面目的强烈欲望。
在中世纪的欧洲，流传着许多关于东方的传说，其中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1145年，叙利亚加巴拉（Gabala）的主教致教皇尤金三世（Eugene III）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及一位名叫约翰（Jean）的国王，他是一位基督教长老，生活在东方最为偏僻遥远的地方。约翰长老的传说使西方人确信东方有基督徒存在的说法。但是，“正如大部分这类广为流传，又不知来自何处的传闻一样，约翰长老的故事是一件半真实和纯粹臆想事件的混合物。它反映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希望和憧憬，及对武功的迷信、对遥远地区的十字军大征服以及对东方之显赫景象的梦想。”②无论约翰长老的故事是否以真实情况为基础，这个故事在西方极其受人欢迎。西方人始终相信在东方有一位君主兼宗教首领的约翰王存在。在与蒙古人的接触增多以后，西方派出了多明我会士与方济各会士作为使节出使东方的西藏地区，这些使节远赴西藏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寻找失落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西藏人就是12世纪传说中曾经战胜了异教徒、波斯人和米迪亚人的约翰王的后裔，是那些在中世纪早期穿越小亚细亚、中亚和中国传播福音的基督徒的弟子或门徒。当然，不是所有传教士都持这样的观点，嘉布遣会修士的看法就和耶稣会士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藏传佛教是撒旦的作品，因为只有撒旦的狡猾才能创造这种与天主教明显相似的宗教。这两种关于西藏及藏传佛教的截然对立的看法其实从未消失，在所谓启蒙和世俗化的时代，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现。无论将西藏视为基督徒的另一个故乡，还是以“撒旦的狡猾”创造了与“天主教明显相似的宗教”的世界，它们都是“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③。后来，连马可•波罗那样的旅行家在向亚洲推进时，也在试图找到约翰长老，但实际上从未如愿。
尽管如此，在许多当时流行的关于东方的文本中，总是能够看到约翰长老的踪迹。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就有约翰长老率领自己的军队迎战鞑靼人并且将鞑靼人驱逐出自己领土的故事④；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段故事又有了一些变化，传说成吉思汗欲娶约翰长老的女儿为妻遭到拒绝，因此攻打了约翰长老的国家，约翰长老阵亡，成吉思汗占有了他的全部领土并且娶了他的女儿。而在完全虚构的《曼德维尔游记》中，作者甚至还专章对“祭祀王约翰”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位祭祀王约翰拥有辽阔的疆土，界内多宏伟之都城，繁荣之集市，相互迥别之巨岛。”⑤该书还有一些情节和其他游记颇为一致，只是内容更加丰富，比如：“祭祀王约翰一向娶大可汗的女儿为妻，同样大可汗也总是封祭祀王约翰的女儿为后。他们两位称得上是天下最伟大的君主……这位祭祀王约翰信奉基督，其国中大部分民众亦是如此。然而，他们并未照搬我们全部的戒律条规。他们笃信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为人真挚，以诚相待。他们不屑于藏奸使诈，也不齿于坑蒙拐骗。”⑥可以说，“这位坐在椅子上的旅行家”⑦为西方全面地叙述了一位笃信基督教的东方国王。
另外，曼德维尔还极尽夸张地渲染约翰长老国家的富裕：“祭祀王约翰的土地上物产丰富，有各种各样的宝石，其大无比，被用以做成盘子、碟子和杯子诸等器皿。亦有无数其他奇珍异玩……”⑧关于这位东方基督教长老以及他美丽富饶的国家的传说使那些传教士和探险家或欣喜异常或跃跃欲试。尽管人们不能确定约翰长老的国土具体地点是否在西藏，但是作为东方最为偏僻遥远。
的地方，西藏成了传教士和探险者急于到达的目的地，而这种传说也成为后来西藏理想化书写的一个源头。
二、黄金之地的传说。
西藏另一个吸引西方人的传说与黄金有关。这一点并不像约翰长老的传说那样虚无缥缈，而是有确切的出处。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印度北边有一个民族，其居住的地方有硕大的蚂蚁，擅淘金沙，它们在地下做窝，集聚金沙，可是白天总有淘金者过来把它们聚集的金沙偷走。⑨这个故事大概是西方人相信西藏盛产黄金的最初的文字记载。此后，西方旅行家和传教士们的见闻录不断提及西藏的金矿。在波斯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提到了吐蕃的Rangrong金矿，作者把该地区描述成一个与印度和汉地相邻、由游牧民居住的非常贫瘠的地区，但这些山区盛产黄金，在那里可以发现有“呈互相连在一起的几颗羊头状的”天然金块⑩。13世纪的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亦指出：“（西藏）各条河流中蕴藏着大量的沙金。”{11}16世纪的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在一部叫做《拉失德史》的著作中，提供了当时西藏和拉达克地区的一种富有意义的描述，其中在《西藏珍异记》一章中记录了金矿： “在大部分姜巴区域（指西藏的康巴区域，引者注）都发现有金矿。”{12}而虚构的《曼德维尔游记》更是将希罗多德的淘金蚂蚁的故事添枝加叶地进行了描述。
约翰长老的传说和东方充满黄金的叙述使西方掀起了一股“东方热”，这部“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一道迅速成为西方最受欢迎的读物，也成为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有关东方知识的最重要的书籍。据统计，现存的《曼德维尔游记》手抄本就有300多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143种版本，《鄂多立克东游录》70余个版本，在中世纪这些书籍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种“东方热”的形成与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有着密切关联。14世纪以来，英法卷入了闻名的“百年战争”，整个欧洲几个世纪来多有严重的饥荒和黑死病，社会动荡不安，这些因素都成为这些游记作品广为传播并引起人们对东方无限向往的背景。这些游记中塑造的东方形象给黑暗中的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希望，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很快流传开来。
三、食人部落的传说。
当然，中世纪的欧洲对于西藏的描述并不仅仅停滞于简单的理想化描述。西藏形象有时又呈现为截然不同的另一侧面，在这种叙事中，西藏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荒谬和可怕的风俗”，在鄂多立克的游记中有如下记载：
我到达一个叫吐蕃（TIBET）的大国，它与印度本土接壤，臣服于大汗……此国的风尚如下……如有人死了父亲，那么儿子说“我要悼念我父”；于是他把该邦的僧人、和尚、乐人，以及亲友都找来。他们欢欢喜喜地把尸体运到郊外。他们准备了一张大桌子，和尚在桌上把头割下来，然后把头递给儿子。儿子和全体人唱起颂歌，为死人念许多经。接着和尚把尸体切成碎片，在这样做了后，他们再全体起身入城，边走边替他祈祷。之后，鹰隼从山头飞下来，各取他的一片肉，把它带走了。这时所有的人都大喊，说：“看！这人是圣人！因为神鹰来把他送到天堂去了。”这样，儿子认为自己很是体面，因为他的父亲被鹰用这种美满的方式带走了。于是他拿着他父亲的头，马上把它煮了，并且吃掉。他把头盖制成一个酒杯，为怀念已故之父。他和他的家人常虔诚地用它来饮酒。他们说，这样做他们可表示对其父的极大尊敬。他们还有很多其他荒谬和可怕的风俗。{13}。
在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藏族天葬的一些记录，但是对于不了解当地习俗的西方人，就非常容易将这个地方的人定义为“食人部落”。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也有这样的叙述：“这支蒙古军队在回师途中来到了波黎吐蕃（Burithabet）（今青海湖以西），并且用武力征服了这一地区的居民。后者不但是异教徒者，而且还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令人厌恶的习俗：如果某人的父亲去世后，儿子和所有的亲属便分而食之。这就是当地人向我们证实的情况。”{14}。
虽然这些叙述者承认这种骇人听闻的吃人尸体的习俗并不是自己亲眼所见，而是听别人的叙述并且记录下来的，但当这样的描述不断地出现在诸多作品中的时候，一种定式化的思维也就形成了：在遥远的西藏，不仅有财富和基督教的期冀，也有危险的障碍。这样的叙述表现出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理，以及在传教士心目中激起的“拯救”异族的冲动。
四、东方异国情调的渲染。
最遥远的异域最能激发起人们的向往之情和探索欲望，“扮演异国典范角色最适合的候选者是那些离我们最遥远，我们知之甚少的民族和文化”{15}。遥远的陌生异域是神秘之源，也是激发探索欲望和想象力的源泉。“异国情调”是受观察者视角调节的。它不是东方本身专有的特点，而是西方在“发现”和认识东方的过程中赋予它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发现”东方的过程实际上伴随着使东方逐步异国情调化的过程，也是“东方”逐步进入西方文学想象图式的过程。
对遥远的异域东方的向往激起了欧洲人的探险欲望，于是东方之旅在欧洲人心目中充满冒险与浪漫色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传教士、旅行家、商人、征服者扮演起了异国情调采集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马可•波罗对西藏奇风异俗的介绍强化了西藏对西方人的诱惑力。在他这里，西藏对西方的诱惑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性吸引力；二是其巫术的诱惑力。在他。
的描述中，藏人会把自己美丽的少女献给这些外来者：
这个地区，流行着一种丑恶可耻的风俗，人们不愿意娶保持童贞的处女，相反的，倒要娶那些从前和许多异性发生过肉体关系的女子。这种丑恶可耻的风俗之所以盛行，只能说是盲目崇拜佛教的结果。他们以为这种行为，是神所喜爱的，并且相信，一个没有情夫的女子，是毫无价值的。{16}。
这名威尼斯人便津津乐道地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我向你们叙述这样的婚姻，那是因为它们确实值得介绍和叙述，也就是说我们的青年人应该前往那里。”{17}。
在马可•波罗笔下，西藏对西方充满诱惑力的另一个因素是巫术。“在本地（吐蕃）人中，你可以找到最出色的巫师。他们作起法来，有呼风唤雨和闪电霹雷的本领，这种法术千变万化，能幻化出很多不可思议的幻景和奇迹，而这些奇迹都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18}在曼德维尔的游记中，巫师的能力被进一步夸大，他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在宴会上，“他们从天而降，带来一片光明，好像太阳、月亮照着每个人。然后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接着又是白昼，太阳令人愉快地照耀着。他们又带来世界上最美丽的少女跳舞，其他少女端着金杯装满不同动物的鲜奶，恭敬地递给领主和女宾人享用……”{19}美丽的少女和神奇的巫师这种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描写为欧洲人获得了东方他者的第一印象。这种对于东方的第一印象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对以后几个世纪的西藏形象的创造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事实上，异国情调的萌芽与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与交流历史进程几乎同步，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推动了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其中蒙元大军的西征和十字军东征是两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蒙元大军的西征将东方的影响推向西方，蒙古帝国版图中古老的中华文明吸引了大批商人和旅行家远赴中国开拓自己的事业，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罗马教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兴趣。从公元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欧洲人在罗马教廷领导下发动了九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尽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形象，但它却极大地激发起欧洲人探索东方的欲望，“十字军东征释放和激发出的扩张主义(dynamism)精神帮助欧洲为13世纪新的一轮发现东方的行动作了准备”{20}。十字军东征这一带有殖民性质的征服行动促使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融合进一步加剧，而反映在文学领域，文学家越来越对东方事物感兴趣，而关于异域东方的描述也逐渐增多。尽管这一时期各类文本关于东方的描述真假参半且文学价值不高，但它们却开始将东方世界朦胧的轮廓呈现于西方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