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叙事与叙事战争（下）

三、写在延安与金门以外。

从“保卫延安”到“保卫金门”的这十年间，中国以及国际局势都发生极大变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1949—）和华沙公约组织 （Warsaw Pact， 1955—1991）成立，美苏霸权领导下的民主和共产阵营俨然将世界一分为二——冷战格局因此形成。八二三炮战的起因和结果之所以举世瞩目，正是因为不止攸关国共消长，也牵涉东西两大阵营的利害关系。“大分裂时代”名曰分裂，各国家政权的互动反而变得无比频密，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往格局的世界大战隐而不发，局部区域的烽火却无时或已。

在这样的视野下看国共之战，我们就理解“分裂”的界限不仅在于台湾海峡而已，而描述分裂的叙事也不应局限在两个政权非此即彼的对立。国共历史大叙事也许简化了这一时期的纷扰现象，但是作家不曾缺席。在延安和金门以外，他们写出一代中国人多重分裂经验，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将“大分裂时代的叙事”置于广义的亚洲地理和意识形态范畴里，我们至少看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除了大陆和台湾，从朝鲜半岛到滇缅泰边境，从马来西亚山区到湄公河畔，国民党和共产党延伸的战争叙事或叙事战争持续发生，而且因为“战区”的位移，形成与在地左右势力的种种纠结。文本以内和以外所形成的空间政治一方面似乎与大陆和台湾遥相呼应，一方面也横生意料以外、“四分五裂”的变局。

第二，由于地缘关系的高度不稳定性，华语作家和他们笔下人物所历经的颠簸和考验每每是跨国族、跨文化的。他们远离家国，或辗转海隅，或深入“异域”，由此展开的动线与眼界自然异于一般以大中国——不分左右——为中心的离散叙事。

第三，正因为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人物不完全受限于国共所各自保卫的地理和政治空间，他们的作品对国家认同、政治愿景甚至离散身份的理解，也显出相当歧异性。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底线，他们的漂泊有了虚无色彩，他们的坚持也不免让我们想到荒谬英雄的行径。多年以后，我们才逐渐理解这样的叙事“分裂”性提供我们一个尖锐的角度，思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非必然关系。

以四五十年代香港作家为例。彼时香港虽然是英国殖民地，却成为国共双方文宣战的必争之地。1947、48年左翼文人如茅盾、郭沫若、林默涵、邵荃麟等在香港出版《大众文艺丛刊》等，对内地战争颇有推波助澜之功。1949年后，这些左派文人多半北归;同时又有大批拒绝共产的“南来文人”抵港，他们痛定思痛，写出流亡者对新政权的控诉。于是，我们看到左翼如黄谷柳的（1908—1977） 《虾球传》 （1948）、唐人（1919—1981）的《金陵春梦》 （1955），右翼如赵滋藩（1924—1986）的《半下流社会》 （1953）、南郭（1914—1997）的《红朝魔影》（1955）等作品你来我往。a。

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是张爱玲。抗战初期，张曾在港大求学，珍珠港事变后辍学返回上海卖文为生，未料一举成名。1952年张再度抵港，在美国新闻处的支持下，她出版《秧歌》与《赤地之恋》：两本小说都是冷战策略下的文学产品。但张爱玲从来对国家民族和政治革命这些话题敬而远之，由她来写反共文学只能说是“历史的误会”。即便如此，张爱玲犬儒的立场里总有一种深沉的同情与好奇。她试图了解：既然意识形态的战场和人生的战场都如此无望，何以还有人能不计代价地把仗打下去。

此处讨论的焦点是《赤地之恋》，因为这部小说涵盖了中共从内战，到土改、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等重要事件。小说的主角刘荃是个认同革命的大学生。新中国建立后，他目睹土改的血腥以及城市里三反的权力斗争，对革命开始动摇。与此同时，刘荃徘徊在他的初恋和一个女干部的引诱间，难以自拔。他后来被对手陷害而下狱，被当成志愿军送往韩战前线。

韩战是中共建国以后的第一场硬仗，也是全球冷战的开张之作。战争双方表面是南朝鲜和北朝鲜，幕后操作却是美国和苏联。参战国中以中共的损失最为惨烈;而中共对志愿军为朝鲜人民英勇奋战的宣传也不遗余力。魏巍（1920—1994）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杨朔（1913—1968）和路翎（1923—1994）的小说《三千里江山》 （1953）、《洼地上的战役》 （1954）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张爱玲的韩战叙事应该是冲着这些红色书写来的，负有反共重任。但她小说的最高潮读来却像反高潮。《赤地之恋》里，刘荃既然在权力斗争和情场里败下阵来，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失去。他“志愿”到朝鲜战场，与其说是响应伟大号召，不如说是找到一个可以一了百了的借口。恰如《倾城之恋》里，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一样，韩战似乎是为刘荃爆发的。千千万万人的伤亡就是为了成全一个人的情殇;张爱玲笔下的刘荃是最自私的战士。

问题是，这样的落后分子能够成就一个反共小说的结尾么？刘荃想死在战场，却活了下来。他被美军俘虏后，拒绝前往台湾，反而选择回到中国大陆。照张爱玲的写法，刘荃此举是为了从内部颠覆共党政权：“只要有他这么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放心。”b这必定是《赤地之恋》最赤裸裸的政治宣传了。但刘荃选择回到中国的动机难道不与他志愿前往韩国的动机一样暧昧？张爱玲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从刘荃并不高明的革命记录来看，我们凭什么相信刘荃能够摇身一变，执行艰险的地下反共任务？

张爱玲对政治一向冷漠，却在非常的时代里，在英国殖民地为美国冷战机构写出一部韩战小说。她是身不由己，还是别有所图？这样的创作过程本身已经道出《赤地之恋》的叙事自我分裂的根本征兆。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她倒是把刘荃送回了中国。刘荃或有可能如她所愿，潜入地下。他充其量只能反刍他最后一丝小资情怀，“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c。就这层意义来说，刘荃代替张爱玲回到中国，竟似执行一项最不可能的任务——以个人主义异化社会主义，以颓废来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