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环境下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风险表现及防范研究
叶翠。
摘 要 图书馆与出版社在知识服务融合过程中存在政策制约、潜在竞争、突发状况等外部风险，以及信任构建、逆向选择、溢出效应、收益分配等内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体系、采取信息公开与道德约束手段、推行动态进入与合理退出机制、完善配套激励与优化协调方案等方式妥善应对。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service integration， there are external risks such as policy restriction， potential competition， emergency situation， and internal risks such as trust construction， adverse selection， spillover effec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risk early warning an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adop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moral restriction means， implement dynamic enter and reasonable exit mechanism， and improve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optimize the coordination plan， so as to cope with the risks.
Keywords Library. Publisher. Knowledge service. Integration. Risk.
0 引言。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内容产业将实现各种融合[1]，图书情报业与出版业融合发展也逐步成为业界共识[2]，具体到图书馆与出版社，在知识服务方面恰是图书馆与出版社都一直在深耕的业务，馆社双方有着以知识服务为契机进行融合发展的动力[3]，从机构维度上来讲，相关领域知识服务机构之间的知识服务协作，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全面普及，推动着图书馆与出版社在融合协同发展中不断达成共识，在知识服务方面进行嵌入式融合，协同为用户提供优质知识解决方案或产品，最终实现馆社双方协作共赢[4]。
这种协作关系相对而言，是一种开放式协作关系，二者通过知识服务融合而获得相应收益[5]。实践表明，馆社的知识服务融合，在这个过程中，馆社之间是一种联盟协作关系。例如，2012年9月，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曼哈顿图书馆倡议、三角研究图书馆网络达成协议，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学术在线平台的电子书工程以及2012年所有学术图书的纸质版本的“分享馆藏”计划为学术交流提供服务[6]。
众所周知，图书馆具有良好的用户基础和公信力，拥有可观的社会资源，但对知识服务市场的走向掌握不充分，也缺乏支撑其知识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足够资金;而出版社对市场走向具有强烈的敏感度，在资金筹措方面有着显著优势，但在知识服务方面实践尚浅，经验难免不足[7]。把图书馆与出版社两者嵌入式融合进行知识服务，如此一来，图书馆与出版社互补，借此可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源共享，并协作开展跨越组织与知识边界的知识搜索和服务[8—9]，将达成互惠互利的局面。当然，在实现共赢的同时，馆社之间的协作必然也存在一定风险，二者知识服务融合不仅涉及到两类知识服务主体及其相关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之间的互融互通，还会受到政策、市场、用户等一系列相关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其可能存在的风险相较于单一知识服务机构开展知识服务的情形更加复杂。要保障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顺利进行，势必要事先全面掌握其可能存在的风险。
出于实现协作共赢的初衷，馆社在知识服务融合过程中十分关注融合體的收益产出，而融合体收益的产出建立在与政策、技术、同行、用户等外部环境的互动基础之上。馆社知识服务融合对外部环境的强烈依赖，带来一些外部风险。
1.1 政策制约风险。
无论是图书馆行业，还是出版行业，抑或是知识服务行业，都离不开政策制度的支持、规范和约束。馆社知识服务融合中，图书馆、出版社以及融合之后的共同体都不免要受到政府部门的管理、引导和制约。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政府职能转变进行了总体部署和安排，要求并引导各行各业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馆社知识服务融合处在这样一个政策制度不断完善的环境之中，面临着政策制度完善过程中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当前，专门针对馆社知识服务融合的政策制度处于缺失的状态，有的仅是图书馆行业或出版行业单方面的政策制度的出台，今后有关方面的政策制度走向如何，还无法断定。事实证明，许多行业都有过因政策变动导致业务受损的情况，以银行存款利率上调为例，即会导致机构融资成本过大，增大机构资本运营风险[10]。政策制度风险存在于当下的各行各业之中，是任何行业、机构都必须面对的风险之一。
1.2 潜在竞争风险。
图书馆、出版社由于在各自行业内都有着因长期运作而积累的经验，对各自的竞争环境比较清楚。然而，就知识服务融合体而言，会面临一个与以往图书馆行业或出版行业所处竞争环境不同的局面。在知识服务融合体运作发展初期，极有可能会出现判断失误、决策失当的情况，低估了知识服务生态环境的竞争程度而高估了知识服务融合效益，给知识服务融合体造成损失。具体来讲，知识服务融合体需要面对的潜在竞争风险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其一是模仿风险，主要是指潜在的其他同质知识服务协作体的模仿、恶意竞争等不良行为，易对知识服务融合体的品牌、口碑造成负面影响;其二是价格风险，主要是指潜在知识服务提供者利用价格战吸引用户，以求占领市场份额，可能会让知识服务融合体陷入生存危机;其三是非价格风险，主要是指潜在知识服务提供者通过改进技术方案、优化知识产品结构和质量、增强宣传效应等非价格手段，对知识服务融合体发展造成威胁[11]。
1.3 突发状况风险。
馆社知识服务融合会受到政策环境、行业环境、知识、技术、人才等各种环境要素和资源要素的影响、制约，加之这一过程涉及到图书馆、出版社与融合体三类主体，也就增加了突发状况发生的几率。综合来讲，馆社知识服务融合中的突发状况主要涉及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突发难以预测和抗御的诸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性事件，会对知识服务融合的硬件设备造成毁灭性损坏。第二，突发黑客攻击事件，会对知识服务融合的软件系统造成严重损失。这类突发状况易被无良竞争对手利用，成为对方打击知识服务融合体的方式，若未对数据资料等做备份处理，则势必损失惨重。第三，突发信誉危机事件，会对知识服务融合的品牌、口碑和公众印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发生这类突发状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无良竞争对手的恶意诋毁，也可能是由于竞争对手提供的知识产品与服务足以替代知识服务融合的产品与服务，抑或是由于知识服务融合体被爆出了导致认同度下降的丑闻，等等。
从内部层面来看，馆社之间既是协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二者之间既有较强的利益关联，也存在利益博弈。知识服务融合中馆社内部盘根错节，带来一些内部风险。
2.1 信任构建风险。
图书馆与出版社在知识服务融合的过程中，是通过签订协议达成知识服务融合关系的，协议需要借助信任机制来辅助落实。良好的信任机制的形成有助于维护馆社知识服务融合秩序，从而防范参与主体的各种投机行为和道德败坏行径。协议的签订与执行都会消耗大量人力、财力，涉及到资源投入如何分摊与效益产出如何分配的问题，常常导致馆社双方，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反复磋商与协调。我们知道，重复博弈有助于行为主体之间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馆社双方能在反复磋商谈判中逐步建立起信任。当前，馆社开展知识服务融合尚未形成有效机制，缺乏能起到约束作用和规范效果的有益的融合环境，这种状况下形成的融合模式尚难保证可持续发展，因此现阶段馆社知识服务在博弈方面存在有限次数的融合，极其脆弱;且馆社作决策时难以掌握到对方完整信息，这对良好信任关系的构建极为不利，容易催生参与知识服务融合的图书馆与出版社的投机行为与不道德行为，影响着馆社知识服务融合的深入。
2.2 逆向选择风险。
图书馆与出版社双方都会期望从对方获得与自身资源价值投入对等的收益，资源价值越高，期望获得的收益越高。设定多个图书馆能为出版社提供所需资源（但质量不同），若信息对称，各图书馆所提供的资源质量情况都是公开的，出版社能依据图书馆资源质量与自身需要让图书馆获得对等收益;同理，图书馆也能如此，那么馆社则能够实现令双方都满意的协作。然而，现实情况是信息不对称，出版社无从得知图书馆资源质量情况，所能提供给图书馆的是依据市场整体行情而定的平均收益，这导致拥有高质量资源的图书馆因期待高于平均收益的回报而无法找到满足其需求的出版社，于是尝试其他途径，使得那些拥有低质量资源、期望收益较低的图书馆泛滥。最后导致可供选择的图书馆资源的平均水平不断下降，出版社降低报价，这又促使拥有较高资源质量的图书馆退出。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最终使出版社获得质量偏低的资源却投入了偏高的成本，图书馆则以质量偏低的资源取得了偏高的回报。同理，图书馆在无从得知出版社市场把控力、经济实力等情况下，所能提供给出版社的市场平均收益会促使拥有较强市场把控力和经济实力的出版社由于期望过高无法找到合适的图书馆开展协作，另寻他法，而低水平出版社却充斥市场，导致恶性循环，市场上的出版社水平越来越低，而图书馆在获得偏差的市场渠道与偏低的财力支持上却投入了偏高的成本，出版社则以偏低的付出取得了偏高的回报。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产生的逆向选择风险，导致馆社在知识服务融合中付出与回报不对等。
溢出效应意味着行为主体在从事某项活动时，既能促成预期效果的达成，也会影响到其他行为主体或社会。对于行为主体之间的协作而言，溢出效应也同样存在，根据溢出方向，馆社知识服务融合中的知识溢出，涉及到融合體向图书馆或出版社的溢出、图书馆向出版社的溢出或者出版社向图书馆的溢出，以及图书馆或出版社向融合体的溢出。我们知道，馆社拥有愈强的学习能力，愈能构建良好的融合关系，但这同时也带来溢出效应风险。为促进知识服务融合顺利进行，馆社在达成协议后，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融合体提供各自许诺的优势资源、技术等要素。从出版社视角来看，其在知识服务融合过程中，会接受到图书馆所提供的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服务经验知识、知识服务技术等带来的溢出效应，但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可能会让其自身核心竞争力降低，并存在培养出版社成为今后竞争对手的可能性。同样地，从图书馆视角来看，出版社也会面临溢出效应风险。
2.4 收益分配风险。
获得整体最佳收益是馆社知识服务融合追求的核心目标。期待从知识服务融合中获得相应收益，是馆社参与知识服务融合的根本动机。那么，如何合理地进行最终利益分配，成为摆在知识服务融合体面前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合理的收益分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作用，促使图书馆与出版社在知识服务融合中建立起稳定的协作关系，从而提升知识服务融合效率。我们可以知道，出版社拥有愈强的竞争力，其所得收益比例愈大;图书馆拥有资源价值越高，其所得收益比例愈大。理论上是按贡献大小决定收益分配比例，但实际操作中，出版社的竞争力与图书馆资源价值的评判都缺乏可行依据，还可能会出现协作合同不完备、协作一方不按约定执行等情形[12]，而不得不转为通过二者谈判达成最终利益分配。这样一来，收益分配无法按照贡献大小合理分配，而是取决于馆社双方占优势地位的程度，如此无疑会破坏知识服务融合的良性发展。
针对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面临的政策制约、潜在竞争、突发状况等外部风险，可通过建立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体系予以应对;与此同时，针对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面临的信任构建、逆向选择、溢出效应、收益分配等内部风险，除主要通过采取信息公开与道德约束手段、推行动态进入与合理退出机制、完善配套激励与优化协调方案等措施予以积极应对外，当然也需要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体系的支持。
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风险预警体系包括完备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准则、灵敏的风险预警信息系统，以及有效的预测系统，各部分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基于一定的风险预警准则，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能够通过内外部风险定量化指标的制定保证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风险预测的科学性，具体指标见表1。
与风险预警相对应的是应急响应，可针对知识服务融合风险预警结果制定应急预案，或者针对知识服务风险的发生实施应急方案。馆社知识服务融合应急响应体系的建立包括搭建应急响应组织、管理应急响应预案、制定应急行动方案、维护应急响应信息[13]。应急响应组织可以由知识服务融合领导机构兼任，根据知识服务融合各类风险发生的特点，制定多套应急响应预案，待到风险发生时，结合具体情况再制定和实施具体的应急行动方案。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保障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顺利开展。
3.2 采取信息公开与道德约束手段。
针对逆向选择风险，有必要采取信息公开手段，让馆社之间的相互选择变得更加透明和可持续。信息公开的组织者可以由图书馆、出版社所属行业协会担任。行业协会通常是业内具有公信力的非营利机构，会充分考虑到行业内机构利益。出于行业竞争的考虑，其可以将相应图书馆与出版社的信息进行分类，包括公开的、半公开的和保密的信息。所公开的信息需要经过相应图书馆与出版社自身审核;半公开的信息可以通过收取适当费用的方式获得。例如，出版社若想寻求共同开展知识服务融合的图书馆，可以实名认证后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以及各地图书馆行业协会的公开信息或付费信息搜寻匹配的协作伙伴。这种信息公开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有效应对知识服务融合逆向选择风险，对促进知识服务融合健康有序发展意义重大。
针对信任风险，有必要采取道德约束手段，以降低馆社在知识服务融合中产生投机行为的可能性。道德约束除了双方自觉性，还需要通过制定一些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从外部实现，加重违约成本来施加道德约束。违约成本不仅体现在资金的赔付上，还体现在自身声誉的毁损上。违约造成的赔付可以在协作合同中进行明确规定，而同时违约造成的自身声誉的毁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或者监管机构的惩治实现。当然，信息公开与道德约束无法独自完成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风险的控制，需要与其他各种有效措施共同运作，才能发挥最佳知识服务融合风险防范效果。
3.3 推行动态进入与合理退出机制。
馆社知识服务融合可以说是借助某种契机而开展起来的。实践得知，并不是所有知识服务融合的开展都是适应当下发展需要的。经过一定时间检验，必然会有一些知识服务融合体得以存续，同样也会有另一些知识服务融合体被市场淘汰。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代表馆社知识服务融合的失败，相反地，业内其他知识服务融合体能够从中获取经验、汲取教训，从而调整自身状态，更好地发展。因此，有必要推行与知识服务融合实际情况相符的动态进入与合理退出机制，有助于确保知识服务融合有序进行。
动态进入是指根据知识服务融合的情况，行业内其他图书馆与出版社都可以适时地以相应条件参与到其中。合理退出则包括主动退出与被动退出，当参与知识服务融合的图书馆、出版社发现自身发展受限，不再愿意为融合体提供资源、技术等要素时，可以依据协作合同约定，主动退出;被动退出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融合体宣告失败必须解散时，参与其中的图书馆与出版社可以被迫退出，另一种情况是，融合体发现参与其中的图书馆与出版社行为不当，不利于融合体健康发展，强制其退出。值得注意的是，在确认进行知识服务融合之初，图书馆与出版社就应该要对知识服务融合失败有所预估，以便在签订协作合同时，对知识服务融合失败后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3.4 完善配套激励与优化协调方案。
为防范图书馆与出版社因溢出效应风险而抗拒开展知识服务融合，应完善配套激励方案。所采取的配套激励方案应符合馆社在知识服务融合中表现出来的特性。为以最佳激励方式提升馆社知识服务融合效应，应该让馆社共同参与到配套激励方案的制定中来，这样一来，图书馆与出版社也会更加愿意遵守并执行双方共同制定的激励方案[14]，确保激励方案落到实处。配套激励方案制定的具体流程可以委托知识服务融合领导机构来进行，但必须要征得馆社双方认同。完善配套激励方案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阶段的激励方案应有所区别，应根据馆社知识服务融合酝酿、统筹、运行、维护等不同阶段融合进程的不同，分别采取直接的显性激励、间接的隐性激励、灵活性激励等配套方案。让参与知识服务融合的图书馆与出版社，在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下获得比各自单独作战更多的收益，才能吸引更多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参与。除此以下，为保证馆社知识服务融合的顺利实施，还有必要对馆社在知识服务融合中的權力与义务进行优化协调，以形成最终利益分配的依据。在制定利益分配方案与调整利益分配关系时，需要知识服务融合核心领导机构的全程参与、积极引导和有效监督，协调馆社之间的关系，保障馆社之间的友好互助、良性竞争[15]。值得一提的是，核心领导机构不仅要在如何优化馆社的利益分配格局上下功夫，还要负责馆社知识服务融合新的利益增长点的发掘，以维护馆社知识服务融合的动力来源。
4 结语。
数字环境下，图书馆行业与出版行业的融合发展已然成为业界共识，馆社协同开展知识服务融合顺应时代发展之需。本文基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分析了馆社知识服务融合的内外部风险，并对此提出了防范应对之策，以保障数字环境下馆社知识服务融合的顺利进行。鉴于内容产业融合发展之势，本研究关注图书馆与出版社这一具有天然同盟关系的两类在知识服务方面深耕已久的主体，将馆社融合发展聚焦于知识服务领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社会价值。后续将对馆社知识服务融合的实践进行研究，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