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使女的故事》的写作风格
摘要：《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反乌托邦小说的代表。本文讨论了该小说的写作风格，主要是从“界限”主题，“他者”形象和重复叙事这三点进行讨论，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
《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是可以和《1984》相媲美的反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使女的故事》讲述的是在作者虚构的极权主义国家基列共和国里，根据“功能”把女性划分成不同种类，去为统治者服务。作品的主人公奥尔弗雷德就是一名“使女”，专门负责为统治者生孩子。本文拟从“界限”主题，“他者”形象和重复叙事这三点，讨论小说的写作风格。
一、“界限”主题。
阶级、性别、身体、心理，甚至连感情都在小说中出现了“界限”。而在所有的“界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阶级的“界限”。
在基列這个极权统治的国家里，“界限”都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而女性作为一种工具，更是根据她们的功能被划上了各种界限：负责生孩子的“使女”；负责教化的“嬷嬷”；负责家务劳动的“女仆”等等，就连高贵的“夫人”也是一种工具，有自己的制服和职责。女性们只有在规定的“界限”之内行事，才能生存下去，这是首要条件。“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稍有逾越就会招致严酷的刑罚。
要想在极权统治下寻找出路，就必须做出选择。怎样选择呢？打破“界限”。不合理的“界限”是需要被颠覆的，但故事中的人物颠覆“界限”的方式各不相同。主人公奥尔弗雷德代表了绝大多数默默无闻的普通女性，她们用微弱的方式来打破“界限”：例如被剥夺姓名，禁止交流的她们每晚默读自己被取代的真实名字，用手语等非语言手段进行交流。莫依拉是激进女性的代表，她以公开使用自己的姓名，穿她自己的衣服等方式反抗基列共和国的统治。还有“五月天”这个反政府团体，他们旨在解救基列国的全体国民。为了推翻基列的极权统治，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
二、“他者”形象。
什么是“他者”呢？首先我们要区分“他人”与“他者”：他者是指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处于客体地位，丧失了主体性并且具有异化性的人。
基列的女性是“他者”。女性，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是一群不能独立生存只会依附于男性的人。把男性当作跳板的她们，貌似生活光鲜；实际上，她们的根本属性还是从属于男性没有发生改变。在基列，女人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
基列的男性是“他者”。基列国的权力包括男权和神权。除了所有的女性之外很多男性也是受害者，也屈从于神权，成为“他者”。在社会环境生态环境被破坏后，基列国中很多男性也成了牺牲品，地位和女性一样。在基列神权统治下，不能表述身份、没有立足根基、不能树立男性权威的大众男性也是“他者”。
作者用什么样的视角来描述故事就会选用何种人称来叙述故事。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用的是第一人称，可以让读者有代入感，直接进入叙事者的内心深处，从而结合经验自我和叙事自我。经验自我和叙事自我的交叉就是反省自我，反省女性，反思人性。重复叙事在小说中不断出现，加深了这种反省。
重复从性质上分为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式的重复。前者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机械复制，也就是同质性重复；后者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变异复制也就是异质性重复。《使女的故事》中重复同样场景就是一种柏拉图式的重复：单调、乏味。就是这种令人绝望的重复让独立的人格慢慢地泯灭。《使女的故事》中重复同样场景也是一种尼采式的重复：骚动、变异。在这种骚动中，泯灭的人性同时也在发生，给了人们希望的蜕变。重复叙事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模仿。模仿有两种：自发性和自觉性。出现在《使女的故事》中的模仿大多属于自发性模仿。这种多发于无知儿童的自发模仿被作者用来影射女性对于基列身份地位的无奈。
运用独特的写作风格让阿特伍德向读者展示了小说独特的“界限”主题；各种“他者”形象的描述，激发了人们的女权主义意识；重复叙事的运用，加强了小说的批判性，引发人们的反思。
参考文献：
[1]孔庆丽.论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的叙事策略[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1.
[2]王玲，刘秀杰.“界限”的政治——论《使女的故事》中的“界限”主题[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