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现当代研究论略
摘要：自1923年奥利地作家茨威格及其几部作品在中国被提及后，在其后的90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茨威格在中国也经历了良好的开端、被冷落、80年代的复苏和90年代后受热捧的曲折接受过程。以史为经，以译介和研究文献为纬，综述茨威格在中国90年的译介和研究概貌，不仅可以略窥其在中国历史变迁中显示的轨迹，也可反观其自身的价值。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4—0031—06。
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现代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传记作家和散文家，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艺术大师”、“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等。其作品自1923年在《奥国现代文学》中被提及后，到2013年，国内共发表300多篇期刊评论文章，出版6部茨威格研究专著。这些文章多从文本的角度对茨威格作品进行多元阐释，专著也以研究茨威格生平与创作、茨威格小说以及小说的叙事等为主。从史料的角度考察茨威格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的文献，仅见于卫茂平所著《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书中的《以‘罗曼蒂克’作基调的茨威格》一节和专著《斯·茨威格在中国：1949年—2009年》。但这两部著书多以分疏史料为主，梳理了2009年以前茨威格及其作品在中国被译介和研究的概貌，但对其成因的勾勒，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泛商品化裹挟下茨威格作品所呈现的态势背景探究尚欠深入。因此，本文不揣浅陋，拟从史料的基本分析人手，对茨威格作品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90年历程所展现的轨迹和其自身价值的显现作一探究。
一、渐进读者视野。
新中国成立前，茨威格在中国被译介、研究的概貌在卫茂平所著《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书中，《以‘罗曼蒂克作基调，的茨威格》为标题自成一节得到了梳理，它详细地概述了1923年以来茨威格的传记、小说、散文作品相继被译介到中国的始末。作者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爬罗剔抉，存真定伪”，并依傍译本的序跋，报刊上的书评、广告，梳理了该时期中国接受茨威格的过程，让读者窥见了1926年中国首译茨威格作品、传记《Roman Rolland》（今译《罗曼·罗兰传》）的原因，译介茨威格女性、情爱小说如《保姆》（今译《家庭女教师》）、《黄昏》（今译《夜色朦胧》）、《一个妇人的情书》（今译《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亚摩克》（今译《马来狂人》《热带癫狂症患者》）之端的：“他能用罗曼蒂克作基调，通过传奇、心理状态、情趣等来抚慰读者”。“爱”是茨威格小说的主题，但他的情爱小说“似乎不像那些轻浮的作家所做近于‘风流秘史，式的爱情小说，却带着一种使人感动的深厚的思想”。因此，茨威格情爱小说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或被刊载，或以单行本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从书中附录的《德语文学汉译及评论书目》来看，茨威格这些传记和小说的译介多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与当时中国译介外国文学的大环境和德语文学译介活动的小环境密切相关。1919—1949年是中国引入大量域外文学作品的非常时期。在求新图强、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格局下，西风东渐，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西方文化思想论著在短时间内蜂拥而至，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文学译介高潮。在此形势下，20世纪20年代翻译德语作家的作品活动也达到一个高潮，除德语文学的经典作家如歌德、席勒、海涅、施托姆等颇受译者的器重外，其他作家如正活跃在德国文坛的霍普特曼、黑贝尔、李利恩克龙等的作品也都与中国读者相继见面。毫无疑问，茨威格也属此列。该时期，茨威格在德国已享有较高的声誉，但在中国，和罗曼·罗兰、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相比，他几乎还是无名之辈。有学者认为，中国选择茨威格传记《罗曼·罗兰传》作为首译，“许是奔罗曼·罗兰而来，而非向着茨威格而去”，但我们应该看到，茨威格为罗曼·罗兰所写的传记是独树一帜的。该部传记1921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许多作家都因自己的作品滞销叫苦连天。这本书到1925年已再版两次，共出售一万八千册”。传记文学具有如此巨大、空前的成就，正是该时期中国文坛所勉力追求的。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曾大力倡导传记文学，他认为中国“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因此，他主张“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罗曼·罗兰传》正是这样“一本关于一个真正具有特殊意义和特殊精神魅力的人的出色的书”。在作品中，茨威格“注重于心理的描写，而不流于枯燥，加以鲜明活泼的幻想，流利畅通的文笔，很能使读者发生兴趣，有不读完不释卷的吸引力”。而在创作时，他“坚决反对粉红色的粉饰和黑色的诋毁，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因此，正是茨威格传记作品对传主的选择和他的写作手法符合了中国文人的需求，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因而，得以率先在中国译介。1928年，杨人楩再次翻译、出版该部名著，1940年，许天虹翻译、出版茨威格又一部为名人所写的传记《托尔斯太》（今译《托尔斯泰》），就是很好的佐证。
20世纪40年代后，茨威格作品的译介以散论为主，从数量上来看只寥寥数篇。如，言文翻译的《沉寂下的痛苦》（1941年），王家械翻译的《钱有什么用》《成功的秘诀》《莫踌躇》（1943年），方敬翻译的《从罗丹得到的教训》（1947年）等。它们或刊载在《西洋文学》第5期上，或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或刊载在《人世间》复刊第5期上。这一阶段鲜有其他体裁作品出现，主要是由于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德国的流亡文学作品的译介在国内成为主流。茨威格虽然在二战中也流亡国外，但他远离政治，是位和平主义者。除了情爱小说和传记以外，他的一些反战小说很少像雷马克、西格斯等的作品那样直接描写战争。因此，他不属于这方面的名家。但茨威格却是一位多产的散文作家，一生中写了大量随笔散论。截至1942年茨威格去世，他在报刊上共发表1400余篇文章。他的这些散文作品纵谈历史、社会、现实、人生，评论文学、艺术、作家、作品等，是茨威格真知灼见的载体，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20世纪40年代，对茨威格散文的译介无疑是译者认识到了它们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此后，他散文的译介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很长的空档期。直到1983年，张厚仁翻译的茨威格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记一九二八年的一次俄国旅行》刊登在《名作欣赏》第5期上，茨威格散文才又同中国读者见面。译文后面配附的邝夏渝的《朴素无华感人至深——简析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评论文章阐释了茨威格散文作品的艺术特色。此后，1997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世界文学精品（散文卷）”丛书收录的1947年方敬翻译的《从罗丹得到的启示》，1998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书的礼赞》《茨威格文集·散文卷》也被淹没在茨威格小说和传记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大潮中，只能算是几朵小小的浪花。2006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文学代表作》，将茨威格的散文、中短篇小说、人物传记一并纳入，作为茨威格作品的代表作出版。凭此，茨威格散文在中国才得到了重视，迎来了它们在中国的春天。随后，它们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外国散文插图珍藏版”（2008）、被长江文艺出版社列入“中外名家经典随笔茨威格卷”（2009）、被百花文艺出版社列入“外国名家散文丛书”（2009）出版。与译介相比，茨威格散文的研究几乎仍处于停滞状态，偶有几篇评论文章，也只是对《世间最美的坟墓》的简析。因此，这仍是茨威格研究在中国的空白。
二、起伏的接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50年，上海公司率先出版了茨威格的历史特写集《历史的刹那间》（又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茨威格的另一传记《巴尔扎克传》于1951年在海燕书店出版社出版，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再版了该译著。小说最先被译介的是茨威格的女性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译者纪琨，刊载在1957年9月《译文》杂志上。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茨威格在中国的译介开端是好的。这是源于建国后“人民政府一贯执行广泛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方针，有关部门积极组织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鼓励外国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如上所述，茨威格所写的传记和女性小说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前已颇受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已列入世界名著之列；另一方面，建国初期，“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占有明显的地位”，人民政府要求要对文化名人的生平和著作作广泛的介绍。而《巴尔扎克传》正如该译著《译序》所言，“1950年8月18日是巴尔扎克百年祭纪念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巴尔扎克）的作品都十分赞许。这样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应当是我们必须精读的，他的生平应当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因此，茨威格的这一“在材料的丰富方面”，“可以说是传记作品中所少见的”力作与中国读者见了面。从文学的角度，这何尝不是胡适大力提倡的传记文学思想的传承。
这种文化政策的延续使得茨威格的一部反映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看不见的收藏——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的一个插曲》（金言译）和另一部女性小说《家庭女教师》（墨默译，彭芝校）同时刊载在《世界文学》1963年第3期上。但“文化大革命”却给这个良好开端以致命打击。“文革”时期，“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成果锐减，仅见一两个尚有良好关系的国家之译作”。该时期，奥地利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不属于“良好关系的国家”之列，因此，茨威格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在该时期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也得以正常进行，接受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化的观念也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在此译介大潮中，外国文学及文论的译作开始出版，学术文章开始见诸期刊。茨威格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也再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据统计，这一时期共出版茨威格作品精选集、系列集、单行本等29版次，发表期刊评论文章39篇，为20世纪90年代茨威格热的出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1979年，《钟山》第3期刊登了茨威格反映女性题材的著名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茨威格作品重返中国的一个信号。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麦哲伦的功绩》并把它纳入“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这无疑再次肯定了茨威格传记的价值，确立了它们在中国的地位。这之后，本着读者对茨威格的喜爱，也为了填补“文革”时期所造成的知识空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外国文学作品，汲取知识的养分，出版界或不惜动用“文革”前的旧版本再版茨威格作品，或从俄文、英文、法文转译出版茨威格作品。因此，在该阶段也出现了一些有关茨威格作品出版年代，茨威格生平、国籍等译介错误。该问题随着茨威格研究在中国的系统化，已于2011年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刊载的期刊文章《斯蒂芬·茨威格及其作品在中国译介错误考》中得到详细阐述和逐一矫正。同时，这也说明在重新开始译介茨威格作品时，学界对他的了解还不够仔细，缺乏系统性。
学界译介茨威格作品的目的，是让读者欣赏、分析和研究它们。39篇茨威格研究文章或介绍茨威格的生平和创作，如，李清华的《斯蒂芬·茨威格及其创作》（《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2期），黄文华的《茨威格的生活与创作》（《外国文学与研究》，1982年第2期），苏联作家弗·利金的《斯蒂芬·茨威格》（查意楞译，《作家》，1985年第2期）等；或分析、评述茨威格艺术创作特点，如，许桂亭的《斯蒂芬·茨威格小说的风格》（《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刘伯奎的《用强光照亮人物内心的各个角落——茨威格小说特色管窥》（《当代外国文学》，1989年第3期）等；或评论茨威格的单部作品以窥全貌，如，学茹的《茨威格和他的<家庭女教师>》（《攀枝花》，1979年第6期），蓝海的《沉樱译<同情的罪>书后》（《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戴晴的《失败者的胜利——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世界文学》，1987年第4期）等；或分析茨威格作品中的弗洛伊德因素，如，张玉书的《茨威格与弗洛伊德》（《海涅希勒茨威格论文集》，1984年），关晓林的《精神分析与茨威格的小说创作》（《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等；或剖析茨威格的思想，如，朱祖谋的《在“拉帕其尼的花园”里巡猎——茨威格小说的人道主义刍议》（《盐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关晓林的《人道主义者茨威格的悲剧——从茨威格的战争观谈起》（《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等。
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立论，向读者展示了茨威格作品的艺术特点。其中关山在茨威格逝世40周年之际，于1982年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上的《纪念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一文，是一篇直接源自德文、承载丰富的原始资料的文章。文章根据英国著名茨威格传记作家唐纳德·普拉特的德文版传记《斯特凡·茨威格》，辑录了有关茨威格的生活、茨威格作品的接受、茨威格的自杀及其在纳粹时期所采取的政治态度等相关内容。我们将此文和中国其他评介文章相比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茨威格的传记赞不绝口，称他为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可德国“历史学家们对他的这些传记作品并不十分满意”。中国学者早期阐释茨威格作品“揭露了法西斯的暴行”，而他实际上采取的是“艺术中立”的态度，表示“在我的气质中缺乏某种必要的残忍和自信”。在中国读者眼中，他生活阅历丰富，是旅游家，并结交了许多著名人士，可实际上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患上了忧郁症”。在巴西为他举行葬礼时，“他的朋友却一个都没有来”。关山的这篇文章为读者再现了德语世界中茨威格的形象，是一篇较为客观的评价茨威格的文章，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遗憾的是，此文似与其他文章格格不入，而被遗忘在角落里。文中的观点并未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并按图索骥地进行深入研究，他们仍是一味地固守传统的阐释模式对茨威格进行评介。